你对本人文章提出的一些反问很好，在此我一一予以解释：

   一、袁世凯责任问题。你提到的袁世凯曾果断出兵逮捕大院君一事，确实应当算是袁世凯的外交杰作。但就事论事，在甲午战争前夕，袁世凯在向清廷要求出兵帮助镇压朝鲜东学党民变时，确实对日本的意图判断错误（当时有一位日本外交官拜访了袁世凯，故意给袁世凯造成日本无意大规模干涉的假象），这才在上奏时专门分析日本不会根据此前中日协定，同时行使对等的出兵权力。。。假如没有袁世凯这样错误分析的话，清廷未必有决心决定出兵朝鲜，这样日本一时也很难找到单方出兵朝鲜，并直接同中共利益冲突的借口。

   史载，日本内阁在甲午战争前痛感战争借口不足（清注意双方都担心列强的干涉），特别关照驻朝外交人员，要尽量促成清廷出兵干涉朝鲜民变，好给日军一个同时出兵朝鲜的借口，同时也可把未来开战的责任强加到首先“单方干涉朝鲜内政”的中国身上，从而博取列强同情并激励本国人民的战争意志。

   显然，上了敌人的圈套，把朝廷引向日本人早就设计好的外交和军事陷阱中去，最终酿成战事，这无意都属于甲午战争前袁世凯“错判日本意图”的重大责任----至于甲午战争推迟几年爆发，是不是中国就能取得更好的结果，这就很难说了，但不管怎样，战争推迟爆发，最不开心的肯定是最渴望在当时同满清作战的日本政府了。

   顺便说一句：中日在日本10年前年侵台失败后曾经签订条约，但条约中却因李鸿章的画蛇添足，在最后签约前被加上了“中日双方之一方对朝鲜出兵前，须先知会对方”的本来日本本来根本不气球得到的，正式肯定日本对朝鲜事务享有对等出兵干涉权的愚蠢条款----这也算是李鸿章对甲午战争失败应当负的另一历史责任。

   二、你说“李鸿章深知中国虽然有亚洲最大的铁甲舰，但大炮射速奇慢已经落伍。。。”，这其实是在重复“甲午战争时北洋舰队实力已经落后”的错误观点-----事实上，大东沟海战时的北洋舰队，虽然存在舰队速度不够，舰炮射速不足等缺点，但却完全可以有效地依靠自己主力舰装甲厚重，火炮口径大这两大优势在综合实力上给予完全弥补----通俗点讲：这就好比轻型坦克很难斗过重型坦克一样----大东沟海战后期，日本舰队几乎是用完整阵容来围攻定远镇远这两艘铁甲舰---两舰中炮数百发，竟连稍微严重一点的创也没留下，而定远的一发大口径炮弹直接命中，居然就造成日本旗舰松岛号死伤无数，被迫退出战斗！最后日本舰队被迫放弃围歼他们心腹大患---定远镇远的打算，主动撤出战场，这实在很说明一些问题。

   甲午战争后，世界各国军事学家都对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铁甲舰之间的大规模对决---大东沟海战很感兴趣，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却是：一定要向大舰巨炮方向发展---此后英国带头建造“无畏舰”，把大舰巨炮主义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一战后对德国的海军军备限制，也是首先限制德国不得建造排水量超过一定限度的巨舰。。。这些，都说明大东沟海战给世界海军发展的启示恰恰是：大舰巨炮比快船速射要管用得多！

   其实，了解多一点海军知识的人应该很清楚：大级别舰只除了被人围攻之外，一半对小级别舰只所占的优势是相当相当大的----这么说吧，二战时你有四艘驱逐舰，你要是敢去正面挑战一艘战列巡洋舰那就是找死！----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大东沟海战时，舰只数量一点不逊于日本舰队的北洋舰队其实是占有绝对的“硬件”优势的。

   当然，海战对舰员的训练要求很高，所以大英帝国海军才经常能够获得其“硬件”本来不能给予他们的决定性胜利（四艘驱逐舰到了皇家海军手上，恐怕一艘德国战列巡洋舰也不是对手，因为人家命中率高）---我前面那篇文章提到过：北洋舰队训练水平严重不足，同时战术指挥水平低下（邓世昌指挥致远孤军冲撞吉野就是一种“过勇”的指挥失误，导致本舰因缺乏铁甲舰保护而被击沉，事实上当时应当以射程远的铁甲舰为核心形成坚不可摧的阵势），因此这样比较起来，其综合实力当然就大打折扣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该舰队居然还能逼得日本舰队主动退出战场（对海军强国来说这就意味着自己此战获胜甚至取得了制海权！），可见北洋舰队的硬件优势之大。

   三、大东沟海战结束后，光绪帝确实多次下严旨要求（当时甚至已经撤职查办丁汝昌，仅在李鸿章力保下才改为在交接前以罪臣之身继续指挥舰队）丁汝昌出征阻止日本舰队在旅顺口一带配合花园口登陆---而李鸿章也确实被迫在光绪帝多次严责后，同时责令丁汝昌出海寻机。不过，你可能不太清楚的是：在光绪帝的圣旨中，居然有“假如定镇二舰不保，丁汝昌就地正法”的严词----你想想看，这就好比上面让你出战，又不许有任何伤亡一样，无怪乎丁汝昌再也不敢同日军正面交锋了。而这个时候，至少根据今天我们可以了解的史料，李鸿章本人也是安中支持鼓励丁汝昌“保船为上，不可浪战”的---所以你说北洋舰队在大东沟海战后还应当继续出击（这一点我很有些怀疑），那么李鸿章的错误和责任就只会更大（其实到了这个时候他保守倒有点道理了）。

   ---其实当时满清的这种什么都不懂的皇帝可以直接下令出战的奇怪机制，是注定在整体上严重劣于不过日本的大本营战时机制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甲午战争时，中国根本不知道该怎么举国作战，而日本则从西方那里学来了情报，外交，制海权，补给线，封锁，两栖登陆，战略战术，指挥层次，政府战时机制等一整套东西---问题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却没学来至少是先进军事指挥体制的这些东西，这也未免“改良”得太少了一些，就好比华国锋搞的“洋跃进”，上面不敢政治改革也就罢了，下面具体的管理经营体制难道也能不改么？---这也是我一致认为对李鸿章等洋务派不宜过高评价的原因之一（比当时其他中国人都有眼光并不代表他们就可以不受批评，因为日本政治家同他们比起来简直是神人）。

   ----总之：你提出的这些质疑，仍然不能替甲午战争前的袁世凯或者李鸿章开脱他们的重大责任。他们一个错判局势，一个用人不当，管理无方，消极保守，延误战机。。。都属于甲午战争失败的直接责任者----对他们责任的重新追究，决不是要告诉人们都最好不要勇于“改良”，而是希望人们从今天一些“改良派”奉若神明的这些老资格“改良派”的自身严重不足中吸取教训，得出“政治体制不改革，就连改良派也是必然带有严重缺陷的”这一很值得今人汲取的历史教训。

   附：曝光网友原文

   此文有参考价值，但似乎对袁世凯和李鸿章评价不够公正，某些说法值得商榷。

   [博讯论坛] 袁宫保是中国少数对日本侵占朝鲜企图看得很透彻的人之一。24岁作为驻朝鲜帮办，对朝鲜事务了如指掌，很快成为日本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在驻朝鲜帮办任内，袁雷厉风行地出兵平灭了日本策划的以金玉植发动的朝鲜宫廷政变，逮捕了朝鲜国王的父亲大院君并将其押送北京，诛灭了大批参与朝鲜宫廷政变的日本人，使日本控制朝鲜的企图彻底破灭，让日人慨叹日本在朝鲜利益的最大威胁就是袁世凯。袁世凯的这些措施都体现出他对日本觊觎朝鲜的企图早有察觉，何来“错判日本意图“一评？

   李鸿章和袁世凯一样，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奇才。能在大厦将倾之时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声名为国家鞠躬尽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仍不失为一英雄。李鸿章深知中国虽然有亚洲最大的铁甲舰，但大炮射速奇慢已经落伍，本欲为北洋水师购进大批德国速射炮并加强水师训练，但西太后把海军军费拿去修颐和园，让李鸿章购炮培训水师的计划全面搁浅。即使这样李最后还是挪用其他部门的款项并自己出资部分为北洋水师购置了少量速射炮。大东沟海战结束后，北洋水师虽遭挫折但主力完备，元气尚在。水师提督丁汝昌却命令北洋水师却退入旅顺军港。李鸿章深知丁的这一决定很可能导致北洋水师被日军瓮中捉鳖，先后三次发急电严令丁不可坐以待毙，必须出港寻求机会再与日军决战。并指出北洋水师主力受损不大，斗志仍高，寻找战机未必不能挽回战局。无奈丁汝昌被日军吓破了胆，坚持王八不出头，最后导致了北洋水师的全盘覆灭。

   这里看得出李鸿章即非头脑发昏自高自大的莽汉，也不是畏敌如虎草木皆兵的腐儒，备战的失误主要在最上层和下层，而不是在李个人身上。

   如果说李鸿章用人上有误差，那就是他对捻军旧将丁汝昌过分重用。如此任用一个叛匪将领并使其最终坐上全国最大舰队的提督的宝座，这似乎是有些考虑的不够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