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文集：世纪末的喧嚣(代序)

世纪末的喧嚣(代序)

   安琪
   记得九四年流亡五年后第一次返回中国时，我在北京沿着八九年军队坦克开枪碾过的路线走了一遭。那一刻，所有的沧桑都悲壮而美丽。
   两年后再度返回，却怎么也找不到上次的感觉。当今中国社会，象是一只千奇百态的万花筒，各类人等，各种事物纷纷扬扬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严打"、奥运会和"九七"香港回归前的周年纪念日，使经济喧嚣的中国社会处于一种莫可名状的亢奋之中。
   江泽民以"严打"为邓小平送终
   今年"六四"前后，中国一派肃杀之气，"严打"将这个敏感的日子包在中间，谁都知道，是怕出现什么不测。特别是在"后邓"时代即将来临、中国政情出现多种变数的时候，任何些微的诱因，都有可能波及到上层的权力分配，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日前对八九学运领袖王丹的重判，应该不排除上述考虑，它传达给我们一个重要信息："严打"终于从整顿社会治安直接上升到了政治层面。
   七月中旬的北京，警察遍布，戒备森严。出租车从长安街穿过，香港"九七"回归的倒计时巨钟与毛泽东纪念堂遥相呼应，怪诞中透着一种神秘。邓小平去世的传言，使外国驻京记者很是紧张了一阵，待到外交部发言人出面辟谣，他们才度假的度假，旅行的旅行去了。据有关人士透露，虽属"谣言"，但并非空穴来风。在风声紧的一个晚上，还真有几个放心不下的"局内人"，猫在邓府家四周探消息，未发现"异常情况"，这才作罢。
   对此，民间社会并没有投入太多的关注。倒是正在进行的"严打"活动，使得人们对病榻上的邓小平产生了某种联想。如果说，邓小平八三年是以"严打"稳住权力的话，那么，今年的"严打"却获得了比较普遍的社会认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遍及全国各地的各类犯罪活动急剧增加，犯罪手段日趋残忍，抢劫杀人、拐卖人口、贩毒、卖淫等等，犹如社会的毒瘤，严重地危害到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美仑美奂的中国著名舞蹈演员傅春英二年前在北京家中被见财起意的修理工所杀，就是一例。最近，同样的犯罪又使上海著名作家戴厚英和她的侄女死于非命。大部分出租车司机晚上不敢出车拉人，怕遭到打劫。还有那些更多的没有见诸媒体的案例......因次，当西方社会为大陆频繁的执行枪决而激动不安时，中国人却普遍认为咎由自取，并从中获得了某种安全感。
   当然，从法律角度讲，人们并不是没有担心，这种思考较多见之于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认为当局利用"严打"压制社会对官僚腐败的不满情绪，以免再出现一个"八九"；转移改革中出现的严重危机，特别是国营企业工人和农民有可能出现的反抗。还有，会把活跃的民运人士当作刑事犯予以打击，而一旦冠以刑事犯罪名，就很难得到社会的同情。一位作家举例说：这些坏人平常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一到这会就赶着让你抓呢？从现有的并不健全的法律程序和以往的案例看，这种担心不是没有依据。
   有分析认为，江泽民继承邓小平"传统"，用"严打"来为邓小平送终，巩固自己的权力，也是中央高层权力斗争的需要。就拿"讲政治"来说，江泽民恐怕也是出于被迫。冷战结束后，国际环境虽然处于重经济、轻政治状态，但是台海风云，中美关系，中国要求加入世界经贸组织等，却都是以"讲政治"作为触及实质问题的切入口的。在国内，不仅经济改革自身要求突破固有的政治机制，自由派知识分子要求政治改革，即便保守派也义正词严地要江泽民"讲政治"，邓立群的左派"万言书"就很具挑战性。江泽民在毫无准备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用摘各类洋名和有封建帝王之嫌的招牌，清除"文化污染"等形式来表达他的"讲政治"，可见其"顾左右而言它"的无奈。
   另外，十月底王丹被重判，一周后陈子明即获释保外就医的前后矛盾，既可看作北京高层决策的技巧与实用，也可看作决策层的混乱与犹疑。作为"六四"既得利益集团，谁都知道，用政治高压做赌注，输家一定是他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谁愿意用自己的行为继邓小平背上"六四"黑锅呢？
   樊立勤反左"万言书"有失重托？
   与此同时，在北京文化知识圈的小范围内传阅着一封长达近五万字的致全国人大和政协全国委员的公开信，全称为〔改革开放，不容动摇－－评邓立群的万言书〕。作者樊立勤，据说是邓朴方"文革"时的"落难兄弟"。樊立勤"文革"中是北大"井岗山"派的精神领袖，属于较早思考"文革"的清醒的一代，因他立场坚定，遂被当时号称中国最大的造反派聂元梓派打伤致残。
   读了"公开信"后，我的感受则是复杂和失望的。虽然作者主观意愿是肯定改革开放，反对极左保守派的，但是，由于文章逻辑混乱，缺少推理说服，并且扯出许多与题目无关的人事纠纷，因而给人的印象是作者难解的历史恩怨和情绪化的宣泄。在否定左派〔万言书〕和肯定邓小平改革路线方面，作者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也是比较陈旧的，仍然停留在"文革"年代，用"文革式"意识形态来进行分析判断，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与严肃性于此可见一斑。
   在大是大非的关键问题上，如"八九风波"〔樊语〕，作者则用了共产党的逻辑，从六个方面推论"八九风波"是一次"以极左为本质，表现为极右的，'形右'而实左的"动乱"。按照作者的逻辑，"六四"镇压是政府采取的"断然措施"，是"正确的"，而且"决不能平反"。在这里，作者全然不顾客观事实，俨然扮演了一个专制独裁者的"卫道士"角色。
   是思路错位抑或是立场使然，我没有兴趣加以评断。从行为效果来看，作者为邓小平"正名"、开脱"六四"罪责的目的显然并没能达到。作者想强调"邓小平路线"的永远正确性，却恰恰反证了，超越"邓路线"已是摆在中国全社会面前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首要问题。因为从任何意义上说，"邓小平帝国"都该结束了。很难想象，一个已经进入国际社会的大国，可以长期脱离国际社会的标准运作规则而被一个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的幽灵的意志所左右，这一点，恐怕邓小平的接班人江泽民自己就很清楚。至于樊立勤的公开信本身所显示的邓氏家族资源有限的讯息，反倒并不重要。
   当然，作者仍保留了当年的勇气和某种正义感，如对左派〔万言书〕的批判，以及为社科院解聘副研究员陈小雅抱不平等，后者因撰写〔中国八九民运史〕和发起知识界宽容年签名信而受到当局排斥。尽管，这种做法与他的主题是相矛盾的。
   "新左派"占知识界主导地位
   令人遗憾的仍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直到今天为止，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阶层，其研究"帝王术"的政治参与感远远大于独立批判精神，执政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长期迫害，使得他们连"士大夫"那最后的矜持也消失了。虽然个体的优秀知识分子并不乏其人，但是，整体来看，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则是懦弱、矫情，内心分裂，角色混乱，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的代名词。尽管我们可以从中国国民性中找到注脚，但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原谅的理由。
   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所谓自由化知识分子〔关于"自由化知识分子"的定义，中国学术界迄今为止还没有给出一个可供参照的标准。这里沿用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各项政治运动中所指的"自由化"对象及用词。我认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起码还包括独立思考精神、社会责任感和担道精神〕的尴尬角色。当他们面对邓小平时，对邓的功过评价基本上是客观的，没有谁否定由他开始的改革开放，当然也没有谁会因为这一点而放弃追究"六四"镇压。问题在于，当邓小平对面出现邓立群时，一些自由化知识分子就乱了阵脚，权衡的结果，只好选择代表经济改革的邓小平而去反对代表极左保守派的邓立群。其实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看，我不知道"二邓"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选择的局限似乎是中国知识分子无法挣脱的陷阱－－古代在好皇帝与坏皇帝之间选择，在胜者与败者之间选择，毛泽东时代在"好和尚"与"坏和尚"〔即毛的话句句是真理，只不过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之间选择，实际上是没有选择地无条件认同。邓时代，先是在胡耀邦、赵紫阳与邓小平之间选择，接着，是在陈云与邓小平之间选择，现在，又在邓立群与邓小平之间选择－－真是每况愈下，越来越没有选择。因为反对邓立群的〔万言书〕，所以对樊立勤反〔万言书〕公开信也难置可否，而樊立勤所表达的恰恰是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最后帝王－－邓小平的愚忠。
   我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是中国知识分子永远的政治强人。这种局面，正如吴国光先生所说，如果自由化知识分子坚持这样一个立场的话，很可能在后邓时代真正开始的时候，失去对社会思潮的主导权。
   实际上，这种主导权已经和正在失去，代之而起的是势头不小的"新左派"。代表人物有胡鞍钢、王绍光、崔之元、王山、甘扬等等，他们中间，有的侧重于经济，有的侧重于政治，大都是在运作层面研究"治术"，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我以为，"新左派"的产生，正是"邓氏"经济改革穷途末路的结果：贫富悬殊，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等，都引起了社会的不满，当自由化知识分子还在邓小平路线上徘徊的时候，那些被称为"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即脱颖而出，试图用被"术语"化了的毛的一套，改变早已失灵的"邓路线"。这里，我不想论述"新左派"与"新技术官僚"之间的微妙关系，仅从表达层面来说，"新左派"取代邓立群"老左派"，应该被视作是一种社会进步。自由化知识分子，至少在目前仍然束手无策。包括八九年或者更早离开大陆的中国异议知识分子或是大陆自由化知识分子，都没能在这一时代大变迁的关键时刻拿出适合中国向自由民主化发展的理论成果，这不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损失。这一政治转型的最佳时机，只好暂时让有理论准备的"新左派"占据了。
   奥运会、钓鱼岛民族主义反差
   中国大陆民族主义的抬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背景。中国当局对待奥运会和钓鱼岛所引发的民间民族主义情绪的不同态度，显示出官方面对意识形态真空的窘迫。在此，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七月底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世界奥运会期间，中国当局借此进行爱国民族主义教育的情形：
   那些天，中央电视台的奥运会现场直播节目成为数字庞大的中国观众的热点。在金牌组成的制高点上，中国运动员的成败胜负紧紧地攫住了每一个电视观众的心，屏幕上下，焦虑与期待，兴奋与激情，失望与欢乐融为一体。让我深为感慨的，不是胜利或失败后的眼泪，而是那些用真诚串成的"套话"。几乎所有被采访的运动员都念念不忘的是"党的培养，组织的关怀，国家的期望"等等，唯一的区别是获得金牌者用"感谢"将这些词组串在一起，获得银牌或铜牌者用"对不起"和更多的眼泪将这些词组串在一起。这样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感恩"情感，是任何一个具有自由精神的人所难以理解的。在这里，个体的人与生命变得微不足道，金牌烘托的似乎只能是早已教条化了的"党国"。应该说，在这样一种精神重负，这样一种个性压抑下，中国运动员的竞技状态已经发挥得不能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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