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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 古往今来,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时代的历史人物。如果说共产党政权对西藏的残酷统治,迫使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并由中共"六四"镇压而获得了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与认同,从而赋予被传统"神化"的达赖喇嘛以现代文明的光环的话,那么,阿沛.晋美则是这种光环下的负重者。这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现代知识分子,以一种宗教般的虔诚,以他的机敏与睿智,为给予他生命和智慧的藏民族和汉民族之间传播着现代文明之火种。 阿沛.晋美一九五一年出生于西藏拉萨,由于家庭关系,他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一九五九年小学二年级时他从拉萨转到北京民族学院附小,六四年进入北京四中。"文革"期间,因受家庭影响,他于六八年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落户。自此,开始了他的人生阅历。 阿沛.晋美一九七二年被招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就读于内蒙师范学院外语系。毕业后在西藏师范学院、拉萨中学任教。七八年恢复研究生招考,阿沛.晋美考入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研究所,专事研究西 藏民族史,八二年获得硕士文凭后留任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阿沛.晋美一九八五年出国访学,先后到过印度、尼泊尔、菲律宾、香港等地。一九八七年他进入美国佛吉尼亚大学政府与外交系攻读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一九九零年他在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中心"工作,先后任研究员和政治分析员。同时,他自八八年起长期兼任〔西藏论坛〕编辑。 多年来,阿沛.晋美目睹国家、民族的变迁,加上他对西藏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了解,使他决心在这两个他所热爱的民族之间做一些弥合,在中共制造的断裂的鸿沟上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这里,西藏高原的血脉和现代文明的贯通,使他具有一种他的同代人罕有的卓越禀赋:他的思维和视觉从不被斑斓多彩的现行政治所妨碍,他的忧患意识超越民族与国界,超越实用的政治性目的,既不以"中国"为假想敌,也不以"民族"为盾牌,而是试图将西藏从各种政治角逐场上拯救出来,使人们至少能够注意到常常被轻易忽视的政治喧嚣后面的西藏人的真实感情和他们的切身利益--这,才是西藏民族存在的真正证明。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他是一个反叛者,不如说他首先是一个建设者。 一九九六年,阿沛.晋美出任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西藏部主任,主持对西藏广播。作为新闻从业人员 ,他不违初衷,甚至与达赖喇嘛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保证新闻的客观独立性 。
西藏问题国际化缘由 安琪:近年来,西藏问题有一种日益国际化的倾向,请你分析一下个中原因? 阿沛.晋美: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其实很早就开始了,本世纪初就有英国和沙皇俄国对西藏的介入。从当时所谓强权的国际政治观点来说,只要你在西藏这块大高地上站住脚了,就能够控制住整个亚洲。沙皇想控制西藏,英国人想把沙皇堵住,期间沙皇和英国之间也签订过协议,即双方都不许控制西藏,西藏的"宗主权"交给大清帝国。这种大国间的争夺,已经国际化了。但是这种国际化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有高有低,越到后来,西方越无暇顾及西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更是自顾不暇了。所以整个二、三十年代,西方没有怎么介入西藏问题。 二次大战期间,盟军从缅甸往中国战场运送战火。缅甸被日本占领后,运输线被切断了,盟军就想在西藏修条公路运送战争物资,西藏政府没有答应。因为当时西藏相当保守,对外界的干预不管是谁,它都防范得很厉害,尤其对西方更是防不胜防。当时西藏政府拥护中立的多,不参与大战的任何一方,担心如果修公路,人就会进来,怕将来顶不住。经过协商,最后西藏方面同意开辟一条空中航线,援助物资通过这条空中航线运往中国战场。 五十年代中共进军西藏,五九年对西藏实行全面统治,西藏最高领袖达赖喇嘛出逃国外,西藏问题再次成为国际性话题。八七年西藏有所谓的暴乱,遭到镇压,八九年有比较大规模的反抗,被当局实行军管。其实六、七十年代西藏也有过类似的反抗和暴动,但那时中国根本不开放,里边怎么闹,外边也不知道。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有不少西方游客到西藏,有电视、录像、新闻报道等等,所以西藏发生的事情就很快在国际上讲起来了。这几年国际上对西藏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八九年天安门事件。 另外,自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流亡以来,跟随他的十几万流亡藏人分散到世界各地,西藏的宗教活动也开始在世界各地推广,从某种程度上带动了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了解。同时,达赖喇嘛本人的形象也受到世界上很多人的注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安琪:从今天来看,西藏问题的症结到底是什么? 阿沛.晋美:西藏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总的来说,不外乎这样几个大的方面: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文化冲突问题。再一个就是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过去西藏人在传统上跟印度有种文化关系以外,政治上基本没有什么关系。西方殖民主义兴起来以后,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张,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如门户开放等等,使得当时的满清政府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满清早期基本上跟西藏维持一种宗主国的关系,并不是要完全统治西藏。西方扩张以后,对满清统治者有很大影响,认为如果不把西藏这个地盘稳住的话,那么要控制西藏会很难。所以说,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问题或者什么别的问题,而是各种矛盾、各种问题的总和。 安琪:那么西藏独立的诉求究竟是什么层面的?是一种政治诉求的表达,还是真的要求独立出去? 阿沛.晋美:西藏独立的诉求,也有很多层的意义。有的如你所说,是把它作为一种政治的追求;有的也是当今世界民族独立的潮流,这也是政治层面的一种追求;还有一种是文化和民族心理上的诉求。象西藏这样一个民族,自古以来就在那个高原上生存,虽然它跟外界也有些交往,但外边的人进去很困难,西藏高原上的人下来也很困难,基本上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社会,并在这样一个大高原上繁衍出自己的一整套完全独特的文化、文明,与世界上任何文明都有很大的距离。西藏人历史上和中国也有很多密切的关系,但是中国古代的帝王从来没有统治过西藏。蒙古人想征服西藏,但他来了一下又走了。所以西藏人自古以来从没有受到外族这种完全的占领和统治。中共在西藏的全面控制,西藏民族在心理上根本就受不了。
中共对藏政策出尔反尔 安琪:中共控制西藏以后,对西藏的政策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 阿沛.晋美:中共在西藏的政策有过好多次改变。五十年代初期,中共在西藏的政策相当谨慎,毛泽东当时对西藏问题非常注意掌握分寸,据说五九年以前中共对西藏的大小政策全都是毛泽东亲自过问,当时中共在西藏的政策是循序渐进,做的颇有分寸。 现在有人说香港的一国两制政策是不是可以放到西藏?实际上西藏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九年期间是真正的一国两制,当时西藏承认"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承认中国的统治,中国政府也承认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可以照样维持原有的社会制度,原有的政府照样存在,达赖喇嘛系统也照样存在。当然它也说了,西藏要逐步实行民主改革,但要看西藏人民和上层的意愿,如果他们不愿意改革,可以推迟。所以那段时间西藏政策相当稳定宽松,算得上是一国两制,。 五九年以后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政策一年比一年左,这跟当时中国的形势也有关系。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五九年整彭德怀,整个政府向左倾。五九年毕竟在西藏还有一个达赖喇嘛,原西藏政府还在,总得还有点顾忌,不能太过分了。五九年以后达赖喇嘛被赶跑了,西藏政府解散了,没有任何顾忌了,放手去干,结果就把中国内地推进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那一套全搬来了,把西藏传统的社会制度全部都打碎了,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等等。 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八零年胡耀邦到西藏视察,他发现西藏情况非常糟糕,因此提出一系列新政策,有的政策实行了,有的政策刚开始一点就退了,没有实行。比方说胡耀邦提出对西藏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实行免税三年,三年以后再看当时的情况,如果还需要再免税几年的话,也可以考虑。还提出把在西藏的百分之八十五的汉族地方干部撤回去,他们也不愿意呆在那,大都是被迫去西藏的,这样大家皆大欢迎。可是也有不少人觉得胡耀邦的政策是投降主义,这个政策执行了一两年以后就没有继续执行,胡耀邦倒台的时候,这件事也变成他对西藏政策的一个失误。 安琪:胡耀邦为什么上任伊始就视察西藏?藏人对他的印象怎样? 阿沛.晋美:西藏人对胡耀邦相当有好感,觉得胡耀邦非常宽容大度。当然开始胡耀邦到西藏视察时,也有些人不了解胡耀邦要来干什么。在此之前西藏曾发生过一些小暴动,因为从七九年开始,当时中央政府跟达赖喇嘛方面还是有接触,邓小平觉得达赖喇嘛流亡在外,不了解西藏的建设情况,西藏早已解放了翻身农奴,所以他提出说希望达赖喇嘛回来看看。达赖喇嘛就派代表团回来了。代表团先到了甘青藏区,那一带的藏民成千上万地来朝拜他们,欢迎他们回来。当时中央派去陪同的人都感到震惊,赶紧向中央汇报。因为代表团马上就要到拉萨了,中央马上向西藏自治区领导发电,说甘青发生这样的情况,你们那边怎么样?你们有没有把握控制住形势?西藏自治区的领导说,没问题,我们这儿的西藏翻身农奴觉悟很高,对整个流亡集团是唾弃的,不会对他们怎么样。中央才放心。但是代表团一到拉萨,整个地区就轰动了。当地藏民不仅朝拜他们,而且跟他们诉苦。当时我在北京,听到这种情况我都感到很吃惊,根本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西藏平叛已经二十年了,到现在西藏的人心向背问题还没有解决,西藏老百姓还在盼望达赖喇嘛,他们的心还向着达赖喇嘛,所以这才有了胡耀邦的视察。 胡耀邦在西藏看到老百姓的贫困状况,感到很震惊。从五九年到七九年这二十年,西藏老百姓的生活不仅没提高,很多地方还下降了,比封建农奴时代的生活水平还低,胡耀邦在讲话中提到了这一点,促使中央对西藏政策有所改变。
邓小平阻断西藏"一国两制"酿大祸 安琪:你刚说四九年到五九年这段时间相对来讲中央的政策宽容一点,那么五九年的所谓暴乱是怎样发生的呢? 阿沛.晋美: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复杂的。五九年的所谓暴乱不是在西藏自治区先开始的,是先在川滇藏区、甘青藏区开始的。为什么会在那些地方发生呢?这些地方从五三、五四年开始,就实行民主改革了。在这个问题上,当时中共领导内部有不同意见,后来毛泽东还说过,在西藏改革问题上,他和李维汉是右派,邓小平和李井泉是左派。邓小平和李井泉当时极力鼓吹要对甘青藏区推广民主改革,毛泽东反而很谨慎,并不赞成马上在这些地方进行民主改革,因为第一,如果在这些地方进行民主改革的话,会波及到西藏自治区的稳定。第二,造成这样一种情况以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会受到影响。在五十年代,中国和印度的关系非常和好,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对中国很友好,认为这两个东方古老大国可以携起手来,共同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成为全世界反帝、反殖的新兴力量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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