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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 徐明旭先生是近年来在关于西藏问题的国际舆论中,以"反潮流"式的"不同声音"而引起瞩目和争议的。 徐明旭一九四七年生于上海,他的整个中、青年时代,是在中国特殊政治运动的颠沛中度过的。他自幼好学,博闻强记,一九六四年考上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理工大学),文革初因"成分不好"(徐父曾在国民党政府当过两年文职小吏,"解放后"被中共迫害致死)被"红五类"打成"黑五类"、"狗崽子"。当时邓拓是全国的"反革命大杂家",徐因学习好、爱读书,被指斥为"反革命小杂家"、"反动学习权威"而受尽侮辱。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时,徐以恶毒攻击毛泽东、林彪、江青的罪名被"工宣队"打成"现行反革命份子",经过上百次的批斗后,被发配到贵州一偏僻山沟的农具厂打铁。一九七一年又以"五一六份子"的罪名下狱。 徐明旭一九七八年考上杭州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攻读现代文学,实现了他从小向往的诗景风流的文人生活,成为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 一九七九年,他以中篇小说〔调动〕一举成名,但在次年的反自由化运动中遭到猛烈批判,与〔在社会的档案里〕、〔假如我是真的〕、〔女贼〕、〔飞天〕等一起被列为全国五大毒草。〔调动〕也因而被译成法文、日文等多种文字流传海外。 一九八一年徐明旭研究生毕业后,被变相发配到西藏。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因一篇小说而被流放到西藏去的作家。 徐明旭在西藏文学编辑部受到严控使用。四年西藏的生活体验,为他日后研究西藏问题提供了最直接、最具体的信息来源。一九八六年,他因身体原因调到上海外语学院对外汉语系教书,但由于西藏的高原病后遗症,肺活量减少,讲话十分困难,一年后调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 徐明旭一九九零年到美国探亲定居,初时有关西藏的写作包括描写西藏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的散文、小说等。随着与中国的联系中断,创作源也渐趋枯竭,搞中国文学评论和研究几乎不可能。于是,他对政治评论产生了兴趣。 徐明旭所涉猎的西藏问题,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他坦承选择西藏问题,是因为他是海外的中国人中少数几个曾经在西藏生活工作过的。他说:"我看到关于西藏问题的谎言实在太多,铺天盖地。正 因为这样,我有责任把西藏的真相告诉中国和世界"。 徐明旭指责"谎言",显然是有悖于国际主流舆论的,很难为舆论所接受。他讲的"真相",也常常会遭到反诘。但是,他饱经沧桑的生活经历,他被流放西藏的背景和他义无反顾的精神,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他所持观点的思考和重视。在海外新闻自由的空间里,这种不同观点的碰撞,希望能够褪去政治功利与虚荣,给人们以"真实性思考"的自由。
讲真相遭误解 安琪:请问,你研究西藏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什么? 徐明旭:到美国后我看了一些中英文报刊,其中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不少,但是许多文章都是编造的,说中共在西藏犯了多少暴行,西藏人民坚决要独立,西藏自古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中共侵略了西藏等等。这样我就忍不住要写文章来说明西藏的事实真相。 安琪:在每一次有关西藏问题的讨论会上,你发言时都要首先声明自己在西藏工作过,是被中共迫害去的。这是不是说明你对听众是否听得进你的发言有顾虑? 徐明旭:就象我有一次在德国发言时一样,有人说我在放毒,说我是共产党的走狗。这里我首先要声明,我不是共产党的代表,也不是共产党的辩护士,我是被共产党迫害去西藏的。我既不亲共产党,也不亲达赖喇嘛,我只尊重事实。我在西藏看到的事实是什么样的,我就讲是什么样的。这是很容易被人误解的事情。 安琪:既然你是到了海外以后才开始研究西藏问题,那么你参考的数据、资料是从哪里来的? 徐明旭:有的是我原来就知道的,有的是我到了海外才搜集的。我在海外看到了一些美国的藏学家的著作,他们里有两个人,一个叫戈尔斯坦(Goldstein),是凯西保留地大学教授,他精通藏文,著有〔西藏现代史〕。他的观点非常客观公正,跟我所说的观点相似。还有一个叫做格芮弗德(Grunfeld),他是纽约州立大学的教授,他关于西藏问题的观点跟我也非常接近。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中他直言不讳地说: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的起义,是农奴主发动的叛乱。他在书里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证明达赖喇嘛的很多宣传都是谎言。他说,一九五九年所谓的西藏起义,已经过去了二十八年,时间可以证明,当时中共关于这一事件所列举的事实和发表的宣传,是真实的,达赖喇嘛的宣传是谎言。这话我都不敢说,他就敢说。 我有很多证据都是从这两个美国藏学家的著作中引来的,而他们或者是从达赖喇嘛的著作里引来的,或者是根据对流亡藏人的采访,或者是根据联合国的文件,特别是根据他们自己在西藏的实地调查。
国际舆论都是达赖喇嘛的翻版 安琪:你说在海外中文报刊上,关于西藏问题的观点几乎是一边倒,那么你了解到的国际舆论是怎样的? 徐明旭:国际舆论绝大多数的宣传是从达赖喇嘛那儿翻版过去的。国际上写西藏问题的那些人,大部分都没去过西藏,去过的也是走马观花看一下。而我上面说的那两个人,他们是学者,是懂藏文的,他们先读到大量的藏文资料,然后到西藏和印度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去,实地采访了达赖喇嘛当年的政府官员和当年叛乱的参加者,以及上一代逃出来的在西藏生活过很长时间的难民,还采访了达赖喇嘛本人,查阅了西藏政府的档案,他们才做出了上述结论。戈尔斯坦的〔西藏现代史〕是国际公认的最权威的西藏史,他的副标题是"喇嘛王国的灭亡",关于灭亡的原因,他的结论不是说是因为中共的侵略,而是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太腐朽,它严重地阻碍社会的发展。这是非常客观的。 安琪:他们的研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或了解吗? 徐明旭:美国的藏学界都知道。你所看到的西方报刊上关于西藏问题的宣传,大部分不是精通藏文的藏学家写的,而是搞政治的新闻记者写的。他们是从达赖喇嘛的宣传机构道听途说来的。海外民运人士绝大多数都没去过西藏,他们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很多也是从达赖喇嘛那里批发过来的。例如曹长青从来没去过西藏,他写文章说中共杀了一百多万藏人。在〔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第三期里,我写过一篇文章反驳曹长青,小标题是"中共真的杀了一百二十万藏民吗?",我根据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档案记载的中共进藏前夕的西藏人口统计,和达赖喇嘛所承认的现在的西藏人口加以比较,证明西藏人口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和汉族人口同步增长。如果象达赖喇嘛说的杀了一百二十万藏民,就算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四十万是在西藏自治区杀的,根据达赖喇嘛的统计现在西藏自治区有二百万藏人,原来有一百万,杀掉四十万,逃掉十万,只剩下五十万,五十万人变成二百万,那就不是翻一番了,而是翻了三番。也就是说,在共产党统治下,西藏自治区的藏族人口增长了三倍,这是世界人口史上的奇迹!是无法用生理医学来解释的。对这个奇迹只有两种解释,要不就是中共杀掉了西藏自治区的一半藏人,给剩下的一半藏人以极其优厚的生活待遇和医疗条件,从而使他们能以三倍于汉人的速度同期增长。要不就是中共根本没杀那么多人。这两种可能读者自己会根据常识去判断。 我用的人口统计数据,都是达赖喇嘛自己公布的,不是共产党公布的。
揭穿所有的谎言 安琪:请问你的这些你认为谈西藏真实的作品,在海外引起了什么反响? 徐明旭:一般来说,中国人不管是民运人士或非民运人士,大部分是赞同我的观点的,因为他们看到我说的事实都是非常客观的, 藏人当然几乎全部反对我。美国人和西方的大部分人是反对我的,也有少数,为我所讲的事实所折服,比如我去年在德国汉藏对话会上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德国人站了起来,认为我讲的对,他也认为西藏独立既无法理根据,也不现实。今年在伦敦汉藏对话会上,有个老一辈的流亡藏人,是当年青海玉树寺的活佛,他也赞同我的观点,认为藏独不现实。 安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你? 徐明旭:他们所受的西方媒体从达赖喇嘛那里批发来的宣传根深蒂固,这种宣传铺天盖地,象我这样说明事实真相的文章凤毛麟角,而且发表的地方非常有限。 安琪:在海外民运刊物上,你的文章会受到拒绝吗? 徐明旭:如果我不是以商榷和争鸣的名义投稿,一般是不会发表的。所以我巴不得有人写文章骂我,有人骂我,我就有了发表的机会,如果没有人骂我,我就没有发表的机会。我写了很多很多关于西藏的文章,都发不出来。我向美国基金会申请研究西藏问题的基金,人家一看我的经历,非常感兴趣,再一看我已经发表文章的观点,反对西藏独立的,马上取消,谈都不谈。如果你是支持西藏独立的,哪怕你文章都写不通,他都会给你钱。 安琪:对这种情况你有什么感想? 徐明旭:这是种偏见,没办法。这种偏见主要是出于对共产党的仇恨,很多人都受毛泽东逻辑的影响: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敌人,敌人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朋友。但是事实上,并不是那么简单。比如说,台湾的国民党是反共的,但是台湾国民党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并不支持西藏独立,共产党并没有把他的敌人当成自己的朋友。 安琪:为什么会有人说你是在帮共产党说话? 徐明旭:刚好相反。我在文章里,一方面揭穿流亡藏人的谎言,另一方面我也揭露了共产党在西藏的罪恶,批判了共产党的政策。例如,我在很多文章里都指出,现在西藏受到中共重用的藏干,其中有很多是流氓地痞。现在的中共中央委员,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热地,是共产党培养的头号藏族干部,就是个大流氓。他利用手里的职权,强奸了一个汉族姑娘,关于这件事我写了三篇文章,我还列举了十来个中共培养的藏族高级干部的丑行,如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厅局长等。我在西藏的朋友写信告诉我,中共当局极为冒火。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培养的头号藏族干部,是给共产党装点门面的。每年党代会、人代会他们就以藏人的身份出来,谴责达赖喇嘛。 安琪:作为个人来讲,你追求的是什么? 徐明旭:我追求的是忠于事实。我当年写小说,暴露共产党的黑暗,最后被全国报刊批判围剿,发配到西藏,就因为我敢说真话,我这个人天生有这个毛病,无论我说了真话以后对我本人会带来什么,我都一定要说,说出来才痛快。即使要砍头我也要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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