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

   十月十二日夜半，我在太平洋一隅的住所接到了达文兄的电话，他告诉我一个意料之中的惊喜－－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我们共同的朋友高行健。之所以喜中有“惊”，盖因通往诺贝尔文学奖的路太多崎岖，且不说国际公认的文学大师级之间的竞选，单就中国作家之间的竞争就很令人侧目。特别对大陆的中国人来说，久久不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已经纠缠为一个解不开的“结”，甚至上升为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原本缺氧的中国文人，并不去反省中国文学之品质萎缩的原因，而将自身文学的荒芜与文人的整体堕落，以一种习以为常的“党文化”的叫骂方式，归咎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浅薄与无知。坦白地说是近年来在政治专制和市场专制的双重压迫下，尴尬的中国文人一再重复的一种不自觉的第三世界心态。这使得人们对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憋足了劲儿，在“非中国人莫属”的情绪驱使下，大陆有些网站甚至报道中国作家王蒙将为此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文学院能在“中国强大”的烟雾下，将百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授予旅居法国的中国作家高行健，显示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更显示了与生命息息相关的文学艺术尊严的至高无上。

“中国人应该知道高行健”

   颇有意味的是，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法国人似乎比中国人更加欢欣鼓舞。在获知此消息的当天，法国总统希拉克就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词，称高行健代表了非凡的才华，是法国人的骄傲。法国总理诺斯班也给予高度赞扬。当天的法国各大媒体都以头版头条重点报道了这一消息，使之成为一宗家喻户晓的大喜事。人们奔走相告，无不以此为荣。这与中国方面的冷淡反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应验了“非中国人莫属”的愿望，但是得奖者却不为大陆广大读者所熟悉，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遗憾。究其原因，一是高行健是八十年代被中国当局封杀的作家，作品在大陆全面遭禁，国人无从得知其创作成果。其二，高行健在法国是以一个“边缘人”的角色全身心地投入艺术创作的。诚然，法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但是，生活艰辛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同样严峻，名利场和市场诱惑对任何作家来说更是难以抵御的考验。唯有甘愿做一个“边缘人”，才能避开所有的角逐和诱惑，在自由的环境里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创作的空间。

   是的，大陆并不乏包括王蒙在内的优秀作家。但是不能想象，一个能够在现存的政治环境中、在这个“肉体嘲弄精神”的消费时代里得以生存、发展的中国作家，能够把握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自由。倘若不能自由地创作，又何以谈得上“具有普遍意义的作品”（瑞典皇家学院赞语）呢？

   其三，高行健的中文作品多在台湾出版，发行量不大。难怪一位精深中国古代经典的法国教授在讲解中国道学的课堂上，谈到高行健和他的小说〔灵山〕时，在座的一位中国研究生问道：高行健是谁？这位著名教授甚感惊异地说：“中国人应该知道高行健”。

   中国人当然应该知道高行健。刚入花甲之年的高行健，他的大半生都是在中国度过的。

   高行健出生于一九四零年，祖籍江苏泰州。当时父亲为国民党中国银行高级职员，为躲避日本战火，一家人常随父亲四处迁移，高行健自幼便开始了自己的“旅程”。

   无法入学读书的高行健，只好从母家学。受过教会教育多才多艺的母亲，对西方文学的造诣自然影响到了儿子，高行健也因此读到安徒生等西方童话，养成读书习惯。他八岁开始涂鸭，十岁写第一篇自作插图的小说。他还在家里与母亲一起演戏，父亲当观众。优良无羁的生活环境，使他从一开始就把写作当成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以求自娱。

   一九五二年，高行健进入南京十中。该校原为金陵大学附中，师资条件很好，有一幢图书馆楼，藏书浩瀚，在这里，高行健遍读西方名著，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左拉等。高中毕业后，为不负母望，他放弃了报考中央美院的机会而考入北京外语学院法语系。及至三十年后应邀来到法国，已历尽人间沧桑。

   高行健在中国发表第一行铅字的时候，已经四十岁了。“文革”中他上百万字的作品都付之一炬。包括十部剧本，一部长篇小说，很多的诗，以及一些美学论文和笔记等，至少有三十公斤的手稿。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中，在被盯梢的惶恐之中，又一次把无处可藏的作品烧了。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这一时期高行健发表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是探索，都是开启，都是对专制社会叛逆性的审判。他一九八一年出版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在沉寂的大陆文学界引起了一场关于”现代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论战。

   高行健“文革”后写的八个新剧，从八二年开始由北京人艺著名导演林兆华执导上演了三部：〔绝对信号〕、〔车站〕和〔野人〕，在中国戏剧界独树一帜，成为实验戏剧的“先锋派”，引起许多事端和争论，因而在一九八三年的“清污”运动中〔车站〕被禁演。之后，在一九八六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他的〔彼岸〕一剧被迫中止排演。从此，他和他的作品都被拒之中国的文化圈外。写作给他带来的没完没了的危险，使他最终割断了写作与尘世生活之间的因缘关系，包括专职作家应有的养家糊口的基本需要。当他得知自己身患绝症时，便毅然告别北京，只身到中国西南边陲寻求文化遗存，寻求生命与自然的直接对话。凝聚着生命体验和哲学智慧，以及文化精华的语言流小说〔灵山〕就是在这时孕育的。

   中国人不仅应该知道高行健，而且有权利知道高行健。

法兰西的光荣

   高行健的主要创作都是来到法国以后写的，从数量和作品的质量上讲，都远远超过他在国内写的东西。

   为什么选择了巴黎？高行健说：“首先语言上没问题。另外，我认为巴黎对艺术家来说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地方，既和平适宜，又有充分的国际性”。这应该是高行健最关键性的一次选择。

   高行健到法国伊始，就受到了法国文化艺术界的欢迎和尊重。法国文化部几乎每年都向他预订一部戏，并提供所有的演出所需。所谓预订，只是时间上的限定，没有任何对内容和形式方面的要求，完全听凭作家自己作主，全然没有大陆作家所无法避免的条条框框，这种幸运自然是大陆作家所可望而不可求的。

   同时，为了表彰和鼓励作家的贡献，法国文化部一九九二年授予高行健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一九九五年〔灵山〕出版后，法国秋季艺术节隆重推出高行健和他的作品。高行健自编自导的〔对话与反诘〕一剧，由法兰西戏剧学院著名表演艺术家龙达勒(Michel.Lonsdale)主演，成为重新修复的法国大革命遗址－－巴黎莫里哀剧场的开幕式。法国最大的连锁书店FNAC在巴黎、马赛、里昂等八个城市以及外省的十多个书店举行了〔灵山〕讨论会和作家签名活动。法国各新闻媒体均以罕见的篇幅对此进行了报道。法国世界报评论〔灵山〕“是一部关于纳入大自然的总体循环的生命的伟大的小说。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不如说是被坏死病折磨的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从此可以指望高行健的创作力与勇气”。法新社全天播出〔灵山〕的出版消息及作者专访，称〔灵山〕是“本世纪末中文的一本巨著”，“既涉及中国的现实，又追述中国的远古历史”。法国音乐电台还破天荒举办了长达三小时的“会见高行健”、讨论〔灵山〕音乐语言的专题节目，并同时举行了高行健喜欢的作曲家现场音乐会。各种形式的高行健作品朗诵会（如“夜游神”、“周末四重奏”和“逃亡”、以及诗歌等）也在巴黎和外省多个城市举行。自此，高行健这个名字，代表着一种文化品质，为热衷艺术的法国文化人所乐道。他的作品，成为每年一度的法国各地艺术节上的代表作。

   高行健在法国定居十余年来，一共写了中文剧本六个，其中三个戏是同时用法文写的。完成了二部长篇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出版新论文集〔没有主义〕、作品集〔周末四重奏〕、〔高行健戏剧六种〕等。办了三十余个个人画展，导演了六个戏，他的戏用不同语言和风格的制做演出，遍及世界各地，剧作也被译成英、法、德、意、荷、日、瑞典、匈牙利、波兰等多种文字出版。其中，〔夜游神〕于一九九五年获比利时法语共同体戏剧创作奖。二千年的新剧〔叩问死亡〕是应法国文化部之约而写的法文版。

   作为一名中国作家，高行健在自己的母国与所在国所经历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境遇，实在令人深思。通过高行健，法国这个历史悠久的艺术王国，再次显示了其丰厚的人文精神和自由、平等、博爱的传统理念，以及无偿接纳世界优秀文化艺术的博大胸襟。正是在这块土地上，高行健获得了自由无羁的创作生命， “重新再活了一次”。

   高行健走上诺贝尔文学奖的圣坛，是作家艺术生命的悲壮与永恒的庄严宣言，是法兰西民族值得骄傲的光荣。

叛逆者的挑战

   瑞典皇家学院在授奖辞里评价高行健的作品，“其中既有痛苦的觉醒，又充满语言的匠心，为小说艺术和中国戏剧开拓了新的道路”。

   这种赞誉，高行健是当之无愧的。

   作为一个集小说、剧作、绘画、诗歌、导演于一身的高产作家，高行健的创作主题概括为：死亡－－性－－逃避自我。

   这一具有永恒性的主题，是古希腊悲剧意识的回归。高行健认为“社会是无法改变的。人所面临的基本的困境，从古希腊悲剧所提出的那个困境，到今天并没有多少改变”。

   以高行健引起中国当局不满的剧作〔逃亡〕为例。该剧直接背景是天安门，但戏本身却是抽象的，是一种普遍意义的逃亡。作家用“一种严谨的现代戏剧语言，远离俗套和金钱，远离明星界和各种招徕观众的招术”〔法国南方日报评论〕，深刻地表述了这一主题。

   逃避政治迫害，逃避他人，逃避自我，形成了该剧的哲学内核。高行健认定一个人最终逃不掉的仍然是自己。因为“自我”这个恶魔一旦觉醒以后，人便无法逃避。这也是希腊悲剧的美学意识，即人逃不脱命运这一人类生存的永恒困境。据说，一位法国社会党议员看了高行健的〔逃亡〕一剧后，提出了对自身政治生命价值的质疑。

   关于性，在高行健各种样式的文艺创作中，大多以压抑，需求爆发，以及接近于病态的、扭曲的性行为，表现性亢奋和性阳痿之间的无奈，表现肉体对精神的反叛，表现人的潜意识中的性混乱等等，不一而足。高行健认为，文学关注到个人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注意到内心世界，而表达内心世界最深沉的东西，性就是一个最集中的体现。

   有一次，高行健的〔生死界〕在意大利一个天主教堂举行首场演出。观众席上，有社会政要、艺术家，也有主教。当舞台上出现女主角伴着巴赫的音乐在聚光灯下一丝不挂地从容剖腹的场面时，强大的冲击波使观众都站了起来，人们一下子屏住了呼吸，全场鸦雀无声，紧接着爆发出年轻人惊叹的呼啸和掌声。记者感到这种场面恐对上帝不敬，问到教堂主教，主教答道：“上帝是尊重艺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