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衣

    一九八九年之後，来自中国大陆从事中文写作的一批新人在海外崛起。定居法国巴黎的安琪女士是其中的一位。多年记者生活的背景，曾经全力投身民运又不是任何民运组织成员的身分，勤奋笔耕但并不以此谋生，充满六四悲壮情怀却对“民主玩家”一直予以毫不留情的剖析与批评，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追求和对新闻自由、生活真实的钟情，构成了她独特的个体。在安琪即将离开欧洲大都会巴黎前往东南亚一个岛国开始新的生活之前，她接受了同行的采访。

苦难中的求知

   亚：一九八九年事件之後许多原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来到海外，其中一些成了出色的自由撰稿人，你是相当突出的一位。我想即使没有发生去年你被中国当局驱逐出境的事件，读者们对你的经历也是很感兴趣的。可不可以先请你作一个自我介绍?

   安：我祖籍浙江，生於甘肃兰州。小学毕业时正好是文革开始。由於家庭关系，我的整个中学时代苍白无声，我每天处在担忧和惊恐中。我的外公是甘肃礼县著名教育家，三十年代北大毕业後，硬是骑着毛驴回到礼县，致力当地教育。也因此成为共产党政权的第一届甘肃省政协委员。跟很多同期的民主人士一样，外公在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中成为被“引出洞”的蛇而打成右派，文革中身体更受摧残。虽连遭厄运，外公却终身以“老庄”为伴。一九七七年外公闻讯自己获得平反时中风瘫痪，他那满腹经论至死也没有帮助他解开“罪之谜”。外婆是一个温婉淑雅的传统女子，也在饥饿中死去。大姨因同在礼县工作，深受连累，抑郁致病，死时年仅三十六岁。原为高材生的两个舅舅被贬为“贱民”，历经磨难。我父亲因历史问题和涉外亲属，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我目睹了父亲受批斗挨打、被抄家的情景和外公一家的凄惨变迁，深切地体验了家境的艰难，也感受到学校中本来单纯的同学关系被不同的家庭出身所扭曲的不公平。

   亚：真是非常抱歉。我的采访经常会触动被访问者人生中痛楚的回忆。似乎在不同的年龄层次的人中间，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也许在我们中国的过去，整整有好几代人被痛苦的历史所笼罩。

   安：沉重的精神压抑使得我较早开始对社会对人生有了一种成年人式的思考，我在繁重的家务以外可能地读书。一九七二年高中毕业後我待业在家，读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历史人物给了我很多精神滋养，当时背得最熟的是屈原的《离骚》和司马迁的一些人物传记。期间断断续续地当过临时工。七六年分配到兰州市一所中学的校办工厂工作，後来经过考试被重新安排担任了该中学语文教师。这一段经历基本上奠定了我的信仰基础，包括面对苦难的态度，亲情、邻友间的相互体谅和关切，对人性善恶的敏感。一九七七年我考入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和英美文学，也接受了许多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一九八二年毕业，进入《兰州青年报》当编辑、记者。八四年参与创刊全国第一家《青年晚报》，八五年创办《西部晨报》，八六年调入《甘肃日报》，八八年进入深圳《蛇口通讯报》。一九八九年参与民运之後被迫流亡法国，定居在巴黎。一九九二年进入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从事新闻研究，获硕士学位。

   亚：对很多人来说，大学生活常常是最有波澜的阶段，何况你当年还是一个出色的运动员。请你把读中文系时创办《求知》杂志的事情再谈一谈。

   安：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当年高考的政治试题是根据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内容出的，我的成绩是当时的最高分九十五分，以致很久以後还为一些人所谈及。这个细节说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正是由文革向改革开放的过渡期，我整个大学时代都处在这样一种反思求变状态中，其中交织着兴奋、紧张、惊喜和忧患。《求知》杂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办的。这是一个学生刊物，我们组织一些跨年级学术讲座，请有关教授做专题报告，之後整理成文字在《求知》上发表，同时也刊登一些学生的习作。杂志是油印的，非常粗糙。刻印出版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内容很受欢迎。当然不久《求知》与所有的大学生刊物一样被迫停刊。我想，我当年办刊物的冲动和我後来选择记者工作的原动力是一致的，就是想参与社会和干预生活，有很强的理想色彩。

从黄土地到阳光带

   亚：你在大陆的新闻从业生涯时间不长，却历经磨难。刘宾雁先生还曾经赞扬过你创办民间报纸《西部晨报》的壮举。

   安：我在国内从事新闻工作刚好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代。可以说，一九七八年的 “民主墙”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启动了中国的新闻自由，拓开了在共产党严密控制下民间争取新闻自由的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共青团系统主办的青年报刊充当了开路先锋，成为中国新闻改革开放的主流。当时，长期从事青年团工作的胡耀邦出任中共党的总书记，一些在团系统工作过的人也被选拔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重要工作，青年团的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团的宣传工作开始活跃起来。到了八五年，各种特色的青年报就从文革後复刊的三家(《中国青年报》、《天津青年报》、上海《青年报》)发展到了三十家，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青年报刊的最高记录。《西部晨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刊的。从地缘上说，甘肃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一个发配流放之地。一九五七年反右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被治罪的人，很多都被下放到甘肃和西北其它边远地区，而这些人大都是读书人。因此，在甘肃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文化思想意识的“超前”和经济发展的落後之不平衡。八十年代初甘肃出现的几种有特色的刊物如《当代文艺思潮》、《读者文摘》以及後来的《青年晚报》、《飞碟探索》，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当代文艺思潮》是全国四种重要的文艺理论杂志之一。

   亚：这些内容对我来说颇有新鲜感。不过《西部晨报》与青年报刊又有什么关系?

   安：《西部晨报》的前身是《兰州青年报》，它的出现本身就带有改革的意味。当时新任兰州团市委书记决定在报社实行 “总编负责制”，采用“招标“的办法招揽人才，以改变层层任命的传统组织结构。经过投标竞选，原《兰州青年报》代理副总编成为《西部晨报》总编，我作为一名非党员，当选为副总编。《西部晨报》无论在思想意识的开放程度上、还是在版面安排和报道内容上都有改革和突破，比如将批评文章上头版头条就是一例。《西部晨报》诞生的时候正值一九八五年的反自由化运动。这看来优点奇怪。实际上这是由於甘肃的地理位置远离政治中心造成的，因此在执行中央政策时甘肃常常“慢一拍”。例如其它地方早已改革开放了，甘肃还在“左”的圈子里打转。 而当人家改革偃旗息鼓而“反自由化”时，甘肃的改革才刚刚铺开。也因为这样，《西部晨报》的改革新面貌恰好碰上了全国范围内反自由化的浪潮，被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参”了一笔，而胡乔木恰好对这篇“内参”有“兴趣”，於是便决定了《西部晨报》的悲剧性结局。《西部晨报》从正式创刊到被迫停刊，仅仅发行了四期，只有一个月，创造了共产党执政期内寿命最短的报纸记录。记得那年我在厦门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青年报年会，前一天与会的各青年报负责人还请我介绍《西部晨报》的经验，为我们感到振奋，第二天我就得到了报纸停刊的消息，大家都感到情况不妙，散会时个个心情沉重。回到报社，等待我们的是长达六个月的“学习班“整顿。最後，总编辑被一纸公文逐出甘肃新闻界。报社宣布解散，大家各奔东西。也许因为有《西部晨报》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在前头，《青年晚报》和《当代文艺思潮》才得苟延，但也没有逃脱两年後的另一轮“反自由化“运动。

   亚：你後来去中国改革的“阳光带”特区办报了。

   安：我去特区之前在《甘肃日报》文化副刊工作。这是省级报纸，从福利待遇上讲，省报条件要比青年报好得多，但是办报的自由度要僵化得多。还有那种森严的等级制度，人事制度。象我这样从《西北晨报》出来的非党人士，惯常被人称为“开放型”的。“开放型”在这里是入“另册”和不予重用的。现在说来也许会令人发笑，在那个年代，这种“标签”给予我的唯一“特权”就是我的衣着和行为方式可以“与众不同”。环境令人窒息。一九八七年深秋的一天我在河滨散步，凝视奔腾的黄河，思绪万千。就在那一瞬间，我决定走出甘肃，南下求职。次年夏天，我利用刚刚开始实施的干部休假，来到《蛇口通讯报》。试用期满後，於年底正式调入蛇口工业区，任《蛇口通讯报》的编辑、记者。

    《蛇口通讯报》创刊於一九八四年，当时蛇口的改革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改革中所遇到到各种问题的交锋日趋明显，因此《蛇口通讯报》一出现，就成为蛇口人的论坛。它所实行的“总编责任制”确立了该报具有的独立性。《蛇口通讯报》所奉行的基本原则是当时蛇口领导人袁庚讲的一句话：只要不反对共产党，不搞人身攻击，什么声音都可以容纳。这句话虽然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专制意味，但是比较“四个坚持”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由《蛇口通讯报》主办的每月一次的蛇口新闻沙龙，既是蛇口决策层接受民众舆论监督和批评的对话场所，也是蛇口人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各抒己见，自由讨论的思想阵地。

蛇口风波－－亡命天涯

   亚：所谓的“蛇口风波”，是否发生在那个时候?

   安：就是在新闻沙龙上发生的。一九八八年初，中宣部树立的曲啸、李燕杰等所谓青年教育专家来到蛇口进行学习雷锋的政治说教，在新闻沙龙上与蛇口青年对话，因态度专横而激起青年们的反感，致使会场出现僵局。《蛇口通讯报》如实报道了这一内容，在全国新闻界、思想理论界引起了讨论。“蛇口风波”的意义在於报纸第一次对共产党的传统政治思想教育提出质疑，对雷锋这一榜样提出质疑。对此《人民日报》记者曾宪斌以《“蛇口风波”答问录》为题，做了专题报道。《人民日报》开辟了《关於“蛇口风波”的议论》专栏，引起广泛争论。同年底，该报记者马立诚将一千五百多件信 稿和各报刊有关文章，编辑成集，以《蛇口风波》为名，由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我从内地党报到一个开放地带的开放报纸，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和解放感。这是我思想碰撞最多，工作非常投入，压力最大，成效也最大的一段时期。回想起来，那个时代的新闻从业者为了追求有限的新闻自由，大家都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献身精神，不惧怕冒政治风险和失去工作。这与後来新闻界引进商业机制以後的一些庸俗情况相比，就象来自另一个世纪的童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