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

   说付申奇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中国的民主事业，是毫不过分的。追踪历史的足迹，付申奇是那种认准了目标就一往无前决不患得患失、左顾右盼的人。他的政治操守和价值底线、脚踏实地的苦干精神，在他多年无私而自然的奉献中一览无余。

   付申奇一九五四年生于上海一个平民家庭，七零年中学毕业后即到上海动力机器厂当工人。父亲从一位市区交通警察到工人、再到"漏网"地主份子的经历，真实地浓缩了这个社会的整体苦难。家境的困乏，促使他很早就开始了对社会的反思。

   基于此，付申奇一进工厂就坚持自学，认真通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所有马恩列斯理论著作和毛泽东著作，接触了第二国际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在他一九七四年投入社会活动时，已经有了比较开阔的思想领域。他早期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就是受考茨基的代表作〔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影响。

   正是这一时期，付申奇在图书馆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与他后来引为挚友加导师的王申酉的相识，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王申酉是上海华东师范的大学生，醉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王申酉以批判毛泽东、批判农业社会主义的罪名被当局判处死刑，时年三十二岁。他的死，在付申奇激荡的心灵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付申奇一九七八年创建"振兴社"，在上海人民广场发表〔告上海公民书〕，强调公民意识和公民权利。他与朋友在七九年初创刊的〔民主之声〕，成为当时上海民运的一面旗帜。一九八零年，他积极投入区县人民代表的选举活动，参加所在工厂的代表竞选，获得高票。因为他不是"体制内"人物而未能当选，但这一选举过程本身成为他从事政治斗争的有效尝试。同年九月，他参与组织中华民刊协会，不久就接手主办中华民刊协会会刊〔责任〕第三期。一九八一年四月，他参加〔爱国护法请愿团〕北上请愿，反抗中共指控民刊是非法刊物，勒令停刊的违宪行为。几天后他在北京遭到逮捕被押回上海，次年十月以"反革命煽动罪"被判七年徒刑。

   付申奇一九八六年获释后，在两年丧失"政治活动权利"期间，他以摆书报地摊为生，并与各地朋友建立联系，希望以应有的"经济活动权利"开展经济活动，"以商养运"。一九九零年八月，他出版了地下刊物〔复兴〕，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多党民主；建立多元经济，复兴中华民族"的口号，遂于九一年六月再次被捕，遭关押一年之久。出狱后再次被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一九九三年因与王希哲合作和发起"以商养运"的青岛会议，被当局判劳教三年，送往江苏大丰农场。

   付申奇一九九六年四月劳教期满，并于当年九月来到美国纽约。今年二月与王希哲、王炳章等筹建推出中国民主正义党，主办〔民主正义党通讯〕，从而实现了他二十多年来呕心沥血，力图"把中国 的政 治反对派推向历史舞台，建立一个广泛的民主统一阵线"的努力。

   前不久，付申奇先生在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正义党总部接受了我的访问。面前的他，清瘦高大，神情坚毅。镜片下沉思而略显忧郁的眼睛，透出斯文与沧桑。他的口才很好，谈起话来口若悬河，清晰的逻辑思维和知识架构显示出他的理论底蕴和职业气质、以及几经磨砺的实效精神。尽管他不象很多民运明星那样经常在媒体曝光，但是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民运生涯和他无怨无悔的执着追求，使他成为一个颇具本色的民运人士－－这应该是中国民运的基石所在。

中国没有海外民运

   安琪：你的活动从国内转到国外，对海外民运活动一定会有一些直接的感受吧？

   付申奇：最近不断有国内的朋友出来，普遍来看对国外目前的现状都是比较失望的。海外整体的情况确实比较复杂，特别是海外民运力量和国内的脱节，它直接能够进入舞台的机会越来越少，它在海外生存的条件也越来越恶劣，造成了在理念、利益、感情方面经常出现一些纷争。

   从我在国内的角度理解，民运组织严格地说不应该分成国内的和国外的，这是一个运动成熟的表现。从国外的发展和成立的组织来看，我们在国内很明显地感觉到，最早的中国民联曾经是有感召力和号召力的一面旗帜，虽然我从来没有加入过民联，但是我是把民联认同为自己的组织和同志的，他们曾经任命我为上海特别联络站主持人。以后民阵有过这样一段时期，但是不久就烟消云散了。

   我从七五投身中国民主运动，到现在还没有看见一个成熟的组织出现，确实非常痛心。民主运动为什么不能从幼稚走向成熟呢？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中共统治等各种特定的条件，中国民运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断代。最初出现的民运受到高压打击，一代一代地都是一次从头开始的努力。八九民运和七九民运有相连的地方，但也确实有中断的现象。所以说各种理念、各种想法、各种努力方向都有一些不同，在思想上造成了一些隔阂。再加上出来后的情况都不同，在国内他们有充足的发展条件和空间，在国外又出现了很复杂的客观选择。成熟的条件也曾经有过，但是许多民运的朋友没有及时地把握，丧失了一些这样的机会。比如说八九民运后民阵在海外成立，之后又有民联民阵的合并，当时有许多种选择。现在看来，当时如果不勉强争取合并的话，也许现在还有两个比较强大的民运团体。但由于这样一个不成功的合并，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团体也没有了。面对这一现实，许多朋友建议，是不是再搞一个团体，另起一个山头来？有这种可能，可是如果发展不好的话，也不过又多了一个山头。

   安琪：从你从事民运的实践和过程来看，你认为从国内从事民运活动与在国外从事民主活动有什么优势与局限？

   付申奇：从国内民主运动来说，我经历过从秘密到公开，再由公开到秘密这样一些过程。我的感觉是，国内的活动在道义上来说，有巨大的优势。就是说你在国内的任何一个举动，胜过你在国外的一打纲领、几十篇长篇漂亮的文章。它的实际意义无论对国内的民众也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好，都有很大优势。因为在国内他面临着对手，有舞台、有风险。不管他在舞台上的角色大小，我们都可以看到他这个角色。只要他一旦被看到，他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国内朋友的努力，其价值和冲击力量，远远比我们海外几个团体的声音要大得多。

   从国外看，民运就远离舞台。共产党曾明确宣布过中国民联是一个反动组织，现在中共也没有兴趣宣布哪一个组织是反动组织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把你当作对手。你也不成为对手。你没有和它发生较劲，你的较劲，只不过是国际舆论的一个附着。国际舆论对中共来说它已经习惯了，所以它不在乎把更多的知名人士送出来。十个人是这样一种声音，一百个人的声音也差不多。你把最重量级的人加在一起，也不过如此。反过来，重量级的人越多、内耗越严重。实际上中共现在正在下这盘棋，某种意义上它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海外民运没有因为这么多有能量的人在海外，而形成更大的民主力量。相反，力量在分散、削弱。我曾经认为魏京生出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也尽了很大的努力，希望促成这个凝聚海外民运力量的机会，但是目前这个机会已经丧失了。王丹呢，坦率地说，他不可能成为这个旗帜。因为王丹不具备这么大的天时地利和人和的条件。从他的个人经历来说，他是八九民运年轻的小字辈；从他个人的观念来说，他有比较固定的观念，比如和平、理性、非暴力。从他的人缘联系方面来说，也是非常有限的，国际知名度不如魏京生。在这种条件下，特别是在前一段不断失望的情况下，他若想起这样一个作用，难度很大。

   安琪：那么在你看来，海外民运的努力怎样才能奏效？

   付申奇：我们与国内朋友的合作、探讨以及国外一些朋友的努力，基于一种新的考虑，我们认为从思想到具体操作，重点是在国内。它是国内的组织，是国内和国外联手行动的一体化组织。所以我们从来不讲我们是海外民运。整个中国只有一个运动，就是中国的民主运动，它有一些力量在海外。海外民运力量如果要想进入舞台，要在中国民运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话，必须要和大陆民运力量形成一体化的运作，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否则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正义党就是要从这些方面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做下去。

民主正义党是一个革命的战斗性团体

   安琪：请你具体谈谈筹建民主正义党的思路，从组织结构和运作层面上，它与海外已有的民运组织有什么不同？

   付申奇：总的来讲，我们民主正义党的思路和现在海外民主团体的思路不同。有三个特点，第一，我们的主要力量是在国内。从发展组织到活动内容都是以国内为主。包括宣传工人、组织农民、组织独立工会、罢工等。第二，它是一个行动的组织，一个战斗性的团体。我们觉得清谈到时期已经过去了。在国内我们现在不可能搞民主实验，不可能把党员都召集起来，开代表大会进行民主选举，这是不现实的。我们也不可能有什么全球代表大会，因为我们只代表中国本身。第三，它是革命的。这一点许多朋友都不能接受。其实公开化与和平理性的斗争，从策略上来说，是在一种有限的空间里的不得已的选择。它也是一种好的选择。如果它能够取得实效的话，完全取决于双方的互动。如果这种良性互动始终不出现，那么这个和平理性的策略就会失效。结果是无论你反对与否，革命都终将要出现。这不是谁选择的结果，这是运动到最后必然要发生的结果。

   安琪：在当前国营企业解体、下岗工人增多、社会危机很严重的情况下，你们所采取的方法对于促进中国人权的发展，有什么进步意义？

   付申奇：由于中国本身对公民的权利、特别是政治权利是剥夺的，所以秘密组党的条件可以说非常成熟。而且反对党的力量暂时只能以秘密的形式发展。公开的形式，我们不仅不反对，我们也在推动。客观地讲，国内去年的整个民运活动和我们都是有共识的，他们的努力我认为价值非常大，我们希望他们的努力能够突破这个界线，这是避免革命的一个最好办法。只要共产党能够容忍，能够从不承认到承认，从承认到真正在法律上确定其合法性，那么对共产党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它最后遭到的报复和清算就会减到最低。反之，如果因为它的高压迫使社会爆发的话，那么我看损失最大的还是共产党。可能就会不允许它的存在。

   安琪：从你的一惯做法看，都是在秉持和平抗争的原则。秘密组党是不是与和平抗争相悖？

   付申奇：我以前没有这样去努力，是我当时在国内的空间所限，也是形势本身的限制。中国在这几年当中，整个官僚体制和它的组织系统的腐败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的程度，这个高度显示中共无法自己更新，从整个国民状况来说，革命的条件正在逐步形成。民主正义党的立场是希望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和不流血的方法完成这样一个民主革命，但是我们也不排斥出现那种非常时期，也要为此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