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

   最近以来，在美国的亚洲人权观察根据原上海孤儿院张淑云提供的背景材料写成的调查报告，历数上海儿童福利院虐待孤儿种种，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强烈关注。与此同时，英国BBC电视台播出了"死亡屋"专题节目，等待死亡的孤儿惨状令人不忍目睹。孤儿院事件取代了较早的"六四"及稍后吴弘达关于劳改营的"人权压力"，成为今年国际社会谴责中国人权的重要内容 。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媒体的轰动和中国人的沉默〔不包括中国政府的反批评〕，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反差。中国官方对张淑云的指责和西方媒体对孤儿事件的宣传，几乎同时影响着海外的中国人。人们既怀疑"为了减少名额，有意饿死孤儿"的可靠性，也难以接受画面与图片所展示的待毙孤儿的情境。善良的人们谁都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记者通过对张淑云医生的多次采访，通过对大量资料进行分析核查，认为有必要对这一事件做进一步的澄清，以期引起人们、特别是中国人对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这一骇人听闻事件的正视与关注。在记者所掌握的资料中，有中国官方刊物〔光明日报〕内参和上海总工会内部机密简报所陈述的事实，有上海市人大代表的多次上书，也有上海市人大代表与有关部门就解决孤儿院问题组织的多次讨论，还有在长达五年的举报过程中律师、记者的旁证与报道。所有这些，都足以在中国官方内部为张淑云医生所揭示的真相提供依据。

   遗憾的是，中国政府从"第一孤儿"江泽民到"烈士遗孤"李鹏，都没有为之所动，首先从保护 福利院儿童权益入手，对上海福利院问题设特案调查解决，而是"闻孤色变"，以掩耳盗铃之术将禁牌挂出国门。

   值此"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记者的这一采访报道，希望能激起正义者更为广泛的共鸣。

   重要的是－－救救孩子！

福利院待遇优厚

   安琪：请你先简单介绍一下你的专业和到上海儿童福利院工作的缘由？

   张淑云：我五五年就到了北京，读完初、高中后，六一年就读北京医科大学，学的是六年制基础医学。六七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我在上海工作了二十六年，先做了十年的内科小儿科医生，后来就调到研究所，搞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八八年八月，上海儿童福利院筹建了一个伤残儿童康复中心，需要一些有临床经验和搞过科研和教学工作的人负责筹建工作，因此我就被组织上作为人才引进到了上海儿童福利院。

   安琪：上海儿童福利院的工作性质主要有那些内容？规模如何？

   张淑云：包括三个方面，即抚养孤儿、看护残疾儿童，以及对外治疗。应该说福利院的设备、建筑面积等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国家给的钱也最多，国际上的援助也很多。

   安琪：国际上的援助主要来自那里？

   张淑云：比如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还有国外一些民间组织和个人。

   安琪：工作人员的待遇怎么样？

   张淑云：我们工作人员的待遇一年比一年好，相当于上海公安人员的待遇，属于特种工作，比如外边同样工种拿100元工资，我们福利院的要拿130元。医生还有特殊岗位津贴，教师有特殊教师津贴，护士有护理津贴。

   安琪：在这方面你感到满意吗？

   张淑云：我心满意足。在待遇上我从未有过什么要求，过得去就行了。我们这些人还是五、六十年代受教育的知识分子，一直是和党和政府同甘共苦过来的，困难时期也吃过野菜，也没有怨言。我自己这么多年，在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教育下，一直是积极要求进步的人，写过入党申请书，到了儿童福利院后我没再写，因为我跟他们提了些意见后，他们对我的态度立刻就不一样了。

孤儿福利被盘剥

   安琪：你第一眼看到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张淑云：我刚到时，有人带我参观，我感到很奇怪，怎么没有孩子在院子里，而房间里的孩子脸色都非常苍白。我无意地到有的孩子睡觉的床边把被子掀开，就让我大吃一惊，这个孩子头很大，象是四、五岁的，而手和脚只有四、五个月。身上肋骨一根一根的。当时我就问了副院长韩伟成，他说：这里的孩子都是这样的，他们没什么用的。

   安琪：福利院一共有多少孩子？

   张淑云：我在的时候有360个，都是孤儿和弃婴，还有60个有家长的寄养残疾儿童，多数是 智力方面有问题的，但基本上是自己可以吃饭自理的，太重的我们也不收。

   安琪：有多少工作人员？

   张淑云：360个。等于一个人管一个孩子。给的钱也很多，一年要给200万行政开支费。有一个记者算了一笔帐，他说，这200万，再加上国际上的援助，加上你们专款专用，如修房子的钱 另给等等，还有国内的一些大组织也给钱，你们每一个孩子都是万元户，两个孩子可以请一个保姆，但是为什么造成几百个孩子死去，许多孩子瘦得皮包骨，三度营养不良而死，钱都哪去了呢？实际上牛奶也有，稀饭也有，都被他们倒在洗手间，不给孩子喂，理由是多吃多尿，多吃多拉，麻烦。

   安琪：你看到这些情况都有些什么反应？

   张淑云：我当时想，为什么我看到的和我来之前组织上给我介绍的完全不一样，究竟怎么一会事，我就开始留心了，也试图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孩子，一有机会就带着吃的给他们，把自己孩子的衣物送给他们，但是我愈来愈发现这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解决的问题，而且很多工作人员都跟我讲：张医生你不要管他们，你要是管多了，以后你要倒霉。这样我就越觉得奇怪，感到不可思议。我就和一些同事谈心，他们都愿意告诉我一些详细的情况，我感到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当然我还是很相信组织的，我就跟支部书记整整谈了一个通宵，提了近一百条建设性意见，当时一个医务科科长也在旁边，说我谈得真好。跟当时的副院长韩伟成也谈了许多次。但是到了后来，称赞就变成了指责，因为这些领导干部，在儿童福利院里是一个特权阶层，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的是如何出国，如何分房子，如何骗取外国人的帮助，他们从中捞好处，根本就不把职工和孤儿的利益放在前边。

   安琪：所谓好处是什么？

   张淑云：比如出国机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经常给一些出访机会，一年有两次到日本，日本有一个康复医院的院长，也是慈善机构的，是我们的名誉院长，每年他可以接受我们四个人，每次可以去二个人，韩伟成可以安排指标。

   安琪：有孤儿的名额吗？

   张淑云：名额是给孤儿的，但韩伟成可以安排干部去，占孤儿的名额。比如国际残疾儿童运动会，去一个孤儿，后边可以跟五、六个干部。所以，民政局从上到下的干部科员，都出过国。联合国给了我们三辆车，韩伟成可以长期地把车子给民政局的干部私用，连驾驶员都一起借出去。还有许多领养费，一开始每个孩子是三千美金，以后升到五千美金。这些领养费也是他们自己支配的，最近一、二年才成立了一个领养中心。但是在九四年以前，他们出国花的就是这个钱，而且美金换成人民币，把兑换券作为奖金分给干部。我去的那一年，就有一个干部拿了三百张。另外，我们分房的指标也特别多，韩伟成拿着这些指标分给民政局干部。

   安琪：按照规定，每个孩子一个月的基本消费是多少？

   张淑云：这个我不太清楚，上面是给人头费的。比如说我们院里规定360个床位，就要收满360个，收不满或者超过一点，都是按照平均360个人开支的。

   安琪：那就是说具体做事的人没有把钱用在孩子身上，有贪污情况吗？

   张淑云：怎么没有，79400多美金，就在韩伟成自己手里保管，不记帐，不存银行，后来他 以个人的名义存在银行，这是严重违反外币管理条例的。

   安琪：你有证据吗？

   张淑云：这是监查局调查的，这些钱是外国人捐的。有的外国人来参观，看到小孩这么可怜，就一边哭一边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中国人也这样，有的小学老师，本来收入就不高，也给孩子们捐款。

谁去等死间？

   安琪：你在那里工作时，是不是经常看到新来的孩子？

   张淑云：是的，几乎每天都有新来的孩子。

   安琪：你看到他们刚来时，身体状况怎么样？

   张淑云：来的孩子们身体条件都特别好，但反对我的人驳斥说，孩子来的时候就奄奄一息了，有的在垃圾桶旁边放了三天三夜等等。这里有一些材料，比如九二年一月进来了26个孩子，有个叫巴军的弃婴〔孤儿院孩子的姓以入院月份来定〕出生刚满月就进来了，体重3。8公斤，健康状况很正常。而且从来也没有人把孩子放在垃圾桶旁边。

   安琪：据报道，孤儿院有个等死间，究竟是怎么回事？

   张淑云：福利院谁都知道有个等死间，等死间和太平间是不同的两个地方。等死间就是让还没死的孩子"死死透"〔上海话〕。

   安琪：什么样的孩子送去等死间？

   张淑云：一是有残疾的，不会有人来领养的，就不给吃不给喝，有病也不给他吃药打针，看他快要死了，就送去等死间，有的三两天后就死了。另一种是病重的，比如经过饿了几天后，得了肺炎什么的，或者是疖子感染了，发烧、抽筋啊，这种孩子也送去等死间。

   安琪：被送去等死间的孩子，有没有通过医生鉴定，如会诊之类的？

   张淑云：有会诊的，我这里的病史你可以看。

   安琪：会诊是由几个人组成的？

   张淑云：一般是二到三个，由部门医生、部门主任、医务科医生三个人，先由孩子所在部门的医生请求会诊，有时小孩是八点半死的，他八点钟才请求会诊。所以外界人不会相信什么叫会诊，会诊应该是进行抢救，这个会诊实际上是一个判决书。〔出示原始材料〕

   安琪：这种制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淑云：我去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一种制度了。这个制度不能不说和医院领导、民政局等上级领导有关系。这个制度不是几个人就可以定下来的。

   安琪：放在等死间的孩子，是因为没救了呢，还是象海外媒体报道的那样，是为了降低名额，"有计划的杀人活动"？

   张淑云：孤儿院规定一个小组25个床位，每天收进来的孩子，有的就要分到我们组来，经过一个月在收婴室的观察，根据各自年龄、身体等不同情况分到婴儿部、幼儿部、儿童部、伤残部等，每个部都有一定的名额，特别是伤残部，多一个小孩他们也不愿管理的。比如今天要进来两个，就变成27个了，那么，就要有两个死去。不是今天来了两个，今天就要另外两个死去，而是在那一批人里，逐渐地饿死。

   安琪：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伤残部？

   张淑云：伤残部非常严重，有一个小组的人告诉我，这个小组里有25个孩子，有23个都是被这样就地解决饿死、病死的。

   安琪：造成这种情况，是否有来自领导方面的暗示，还是由护理人员自己决定？

   张淑云：这个决定是大家公认的，用不着写什么，一个是有伤残的，一个是长得不好看的，如塌鼻、兔唇，这些都是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