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

   在海外中国知识分子中，曹长青是一位最有争议和极具个性色彩的自由撰稿人。

   说到争议，几乎无一不与他的文章有关。他写的批评文章并不多，但在不多的篇数中，人们仅从题目，就知道他点燃导火索的能量。例如，评戴晴的"虚饰与矫情"，批评知识分子的"习惯下跪的中国文 人"，评论中国文化名流冰心、曹禺、巴金的"灵魂的扒手"，批评艾蓓自传体小说〔叫父亲太沉重〕的 "周恩来的私生女，是真，是假？"，以及关于民运人士回国的"有尊严地回家"等等。这些文章，影响力大 ，杀伤力也大。争议由此而来。

   曹长青的文风，批评时尖锐犀利，斩钉截铁，不留情面。赞扬则热情洋溢，真诚感人。在这两种表达中，他都把词语的极致发挥到淋漓尽致。于是，便有了语言的峰谷。于是，被词语支配着的角色、特别是低谷的一端，便有了被暴力或被激怒的感觉。文如其人。曹长青的豪爽、义气，再加上语言特色，便构成了他的基本个性－－挑战性和进攻性！

   问题在于，在这个有争议性的世界里，一个有争议的人，就象是一枚定时炸弹，他既有"特权"对这个世界的任何不顺眼的人或事进行激烈的"语言轰炸"，又无法避免自己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自我爆炸。他的"引信"，恰好隐藏在他的语言的背后。

   曹长青发表在香港〔前哨〕九五年十二月号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一文，引发了他和胡平的一场论战。遗憾的是，在这场本来可能很有意义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却没有深入地进行下去，而是很快便沦为一场无聊的意气之争。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曹长青的争议也在升级，包括他的"崇美"情绪和对西藏问题的投入，最致命的莫过于说他在对方不知晓的情况下私自录音，并将录音公开发表。在这种指责下，海外中国人的"圈 子舆论"对他的人格和职业道德发出了严重警告。而这样一种特殊文化在异域的半公开传播方式，足以 使人们对曹长青这个名字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尽管有的人并不完全反对他的观点。这位前〔深圳青年报〕副主编、〔新闻自由导报〕的创办者和第一任主编，陷入了一种语境的沼泽。

   如果可以将这种情形称为一种现象的话，我认为，"曹长青现象"的形成，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是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共产党文化＋民运文化的混合产物。在这一现象的形成过程中，与之相关的人与事，都尽其所能地扮演了各自不同的角色。探究这一现象，并非本文所能涵盖。这里，我仅就"曹 长青现象"引申出的新闻自由的真正内涵，记者的价值底线，以及公众人物的隐私权等问题，对曹长青 先生做了专访，希望既能够有所梳理，有所澄清，也能够引起有益的思考与争论。

政治观点不是个人隐私

   安琪：先从你和胡平的争论开始吧。请你先介绍一下争论的起因？

   曹长青：我在"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一文中，对整个东欧知识分子和中国知识分子作了一个比较，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到现在没倒，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相当大的责任。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整体来说，缺乏对共产党邪恶本质的认识，更没有挑战的勇气。太多的中国知识人热衷于做党的奴才、政府的智囊，有意无意地在帮助那个独裁政权继续专制。独立性、尊严意识，这些对知识分子来说最宝贵的价值，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从来没有建立过。因此，我们看到，一旦有人民向专制挑战时，知识分子不是站在挑战者的前列，而是扮演人民与专制政权之间的"协调人"，"协调"的目的，是想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赏识和赏钱，非常可耻！从这个角度，我在文章中批评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中的表现，例如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到广场劝学生，劝学生听政府的。说要给政府面子，要给政府台阶。但他们却不提给人民面子，还给人民应有的权利。我看了封从德编的〔回顾与反思〕一书，书中王超华回忆，当时只有严家其提出不能劝学生，应该劝政府。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知识分子认不清自己的独立性，其思维方法仍是在共产党的框架内。从知识分子摆脱不了共产党语言和思维这个问题，我提到了胡平。我对他还是有很高评价的，认为胡平的〔论言论自由〕，在那个时期是走到我们前面的。在充分肯定之后，我指出他的文章有局限性，有很多语言还没有脱出马克思主义的框架，通篇也没有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这一使人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的根本原因。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在〔世界日报〕发表的当天，胡平就打电话质问我说："我写〔论言论自由〕的时候你在哪里？"当时我很惊讶，因为我当时不管在哪里，今天都可以对他的一篇文章加以评论。在电话中我们就此辩论起来，很不愉快。

   安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你与胡平的主要分歧是什么？

   曹长青：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和东欧知识分子比较有很大的不同。昆德拉、哈维尔他们不是以追求权力为目的的，他们更多是种理想主义，献身精神，而中国知识分子太过于看重权力。所以我有句话是，共产党人被权力腐败，海外民运的很多人是被权力梦腐蚀了。当然，如果有些人有某种野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你就是为了要当个什么，就不可能成功。这是我跟胡平的分歧。我觉得他写的东西太看重权力，看重他在民运中是个什么位置，在将来的权力中心是个什么位置，太多功利意识。

   安琪：你在文章中是否引用过纯属你和胡平的私人谈话？

   曹长青：我和胡平以前对魏京生有过辩论，他认为魏京生当年是激进的，是不懂策略的。我认为魏京生当年不是不懂策略，而是勇敢的，有智慧的，指出了邓小平是将来的独裁者，指出了第五个现代化对中国的意义。胡平认为当年包括他在内的一大批人都比魏京生深刻，但他们懂策略，不象魏京生那样直说出来。胡平的这个说法根本无法说服人。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我也可以说，我生下来就比全世界所有的理论家都深刻，但我就是不说。我在与胡平辩论时提到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认为他们当年那种"直说"出来，指出"皇帝没穿新衣，赤身裸体"的真实，对大众的启蒙意义。胡平则反驳说，"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当年的做法是脱离群众的。"在我的文章里，我引用了胡平说的这一句话。胡平借这句引言大作文章，说我引用他的私下谈话。

   安琪：对这种批评，你自己怎样看？

   曹长青：从言论自由的原则，私下谈话也是可以发表的。而且我不是发表他的全篇谈话，仅仅是引用其中一句话，这句话是一种政治观点，不是个人隐私。胡平从这里应得到教训，那就是作为政治人物、"民运领袖"，你的公开讲话和私下谈话应该表里一致。

   由于我指出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有局限性，并批评了他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所谓"海外民 运八字兵法"，我和胡平互相撰文展开争论。我觉得有争论是正常的，只有专制社会才会一个声音。我 们来到海外，正是为了有这样自由讨论、自由争论的机会。我至今仍认为，不能说我的观点就是绝对正确的，胡平的就是绝对错的，这要交给时间和读者去判断。但让我愤怒的是，自从我批评了胡平的观点后，胡平在他编辑的〔北京之春〕上阻止我再发表文章。

   安琪：胡平自己认为，他作为主编，有权决定发谁的文章或者不发谁的文章，与新闻自由没有关系。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在海外媒体确实很平常？

   曹长青：事情不是这样。第一，胡平编辑的〔北京之春〕杂志与香港的〔前哨〕等海外政论刊物性质不同。〔前哨〕等海外绝大部分刊物都是个人掏钱办的私营杂志，而〔北京之春〕不是胡平等几个人自己掏钱办的，它是台湾国民党给钱办的。据我了解，是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拨给的大陆宣传经费，每年五十万美元。我曾就此与〔北京之春〕主编于大海核实过，他说，对这个说法"我不否认，也不承认"。台湾给钱是支持海外民运。因此，胡平办这样性质的刊物，应该办成社会公器，而不是办成个人私器。第二，我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后，胡平在他办的〔北京之春〕发表了他写的三万五千字的长文，把我近年在海外报刊发表的文章通通批判了一顿，主要不是批评我的观点，而是用影射的手法，批评我的态度，说什么红卫兵当年就是没有水平，见了教授就批斗。影射我是红卫兵，胡平是教授。因此我写了一篇回应的文章，胡平拒绝刊登，根本不给我一个答辩的机会。

   第三，胡平以前见到我总是约稿，说"长青你要给我们写稿子"，但自从我批评了他的观点之后，不仅不再约稿，还不发我的文章，说我的文章"低于发表水平"。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怎么我一批评胡平，我的文章就下降到低于发表水平了。这显然不是编辑有权退稿的问题。

为什么要录音？

   安琪：关于你没有通过当事人同意，而将对方谈话录音拿出发表的事，是不是确实？

   曹长青：胡平和白梦有一个很长的谈话，其中谈到谁当总统？白梦跟我讲了他们的谈话，他说胡平认为魏京生将来当不上中国民主政治的开国总统，因为他在监狱里没读书，理论水平比较差。曼德拉能当上总统，因为曼德拉在监狱里读了很多书。最后明确说他胡平的理论水平比魏京生高。白梦对胡平很有看法，详细地跟我谈了胡平与他的谈话，我在一篇文章里引用了白梦说的胡平与魏京生攀比谁当总统这段话。

   文章写好以后，我担心白梦年轻，有压力会变化－－今天看来我的直觉是对的。我就给白梦打电话说我在文章中用了他告诉我的胡平有关当总统的话，我想核实一遍，以免有误。我把那一段话在电话里念了一遍，问他是不是这个，白梦回答说是这个，并同意发表。

   安琪：你们之间的谈话有录音吗？

   曹长青：当时谈话没有录音，在电话中核实的时候有录音。

   安琪：白梦知道你录音了吗？

   曹长青：白梦不知道。但即使有录音，我还是觉得不放心，又给白梦打电话，要他来我家看看这篇文章，再肯定一下他说过的话。白梦来后在电脑上将整个文章看了一遍，说没问题，就是这样。但他对我说：你的稿子〔北京之春〕肯定不会登，胡平要是登你的稿子，那我对他的看法整个改变。白梦在吃饭过程中还讲了很多胡平如何封杀八九民运学生封从德与胡平争论文章的细节和对胡平说话出尔反尔的蔑视，

   安琪：你不通过对方本人同意，就做了电话录音，这种做法是不是犯规？

   曹长青：在美国不属于犯规。第一，美国联邦法不把私下录音视为不合法。在联邦法院打这种官司，告记者的没有赢的。而且，美国五十个州中有二十七个州的州法律也不把私下录音视为非法。第二，从新闻自由的原则，私下谈话作为新闻来源也可以发表。在美国越来越倾向"双重标准"，那就是对政治人物、公众人物，更多重视的是对他们的监督，录下他们的私下谈话并发表，并不构成侵权和诽谤。而对普通人，更重视保护他们的隐私权。第三，作为记者，在海外中国民运圈中采访和调查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因为很多人都不诚实，他今天说的话，明天就不承认，根本没有诚信可言，逼得你只得把他的话录下来。这不是我愿意录音，而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来对付这些瞒天过海、一话三谎的人。例如，胡平给我打电话指责我批评了他的〔论言论自由〕，我做了录音。他在电话里，几分钟前说的话，几分钟后就不承认，你说不录音怎么办？而且胡平在电话中就说："政治家在法庭上，只要发现对方没有证据， 就 可以否认"。一副无赖的口吻，它提醒我对这种人必须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