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流亡者中，张伦是那种沉凝于思考、勤于读书的青年知识分子。无论谁见到他，都会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事实上，这也是他的一贯角色。

   张伦原为北大社会学研究生，一九八七年毕业后在中国地质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在活跃于八十年代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兼职。八九民运期间，他既是学者－－参与陈子明、王军涛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活动，又是学生－－与广场学生在一起，并担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纠察总长"。八九年年底流亡法国后，他一方面参与海外的民主运动，同时以主要精力从事学术文化方面的研究，并于最近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完成了他以知识分子为专题的博士论文

   与同时代许多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一样，张伦早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就曾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做了一个概括，即："无家可归、内外交困"。流亡他国以后，他突然觉得自己应验了当年说过的话，并在流亡过程中有了更深的体味。他说：这也许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在遭至衰退和巨大的崩坍后，处在艰难的探寻重建过程中的文化人不可逃脱的命运。但他同时认为，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南北东西文化之交的时代，我们所感受到的东西是非常丰富的。既然命运让我们去体会一种东西，让我们在这种体会中去寻找新的精神家园，寻找构筑中国文化文明重建的基础性材料，那么，也许这种无家可归、内外交困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种必然。

   正是趋于这样一种精神动力，张伦能够坦然地面对流亡，战胜困扰着大多数流亡者的内心迷茫、惶惑、痛苦所交织的困境。他说："流亡政治都有很多问题，中国流亡知识分子出现的许多问题，同样发 生在其他国家流亡知识分子身上。中国人可能在这方面的问题会多一点，中国人对程序意识、对正当的权力意识都很缺乏，这是我对中国的民主前途感到担忧的一个因素。"

   张伦自我定位为知识分子，他清楚地知道这一角色所赋予的全部含义。多年来，他身居斗室，以一种谦卑和开放的态度，大量地涉猎各种学术著作和不同学术观点，进行范围包括知识分子、政治哲学、现代性等问题的研究，寻找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平衡点。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思想渐趋成熟，较少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惯有的那种浮躁习气和意识形态化的思维定势，能够以一种历史眼光客观理性地看待当今中国和世界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更具深度和活力。

   作为坚持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张伦不愿受制于任何一种话语系统。他强调知识分子不仅要有自己的思想和判断力，还要有批判精神。他认为，这种批判精神不仅仅是中国士大夫的传统，也是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缺乏了这一点，都不能算作知识分子。

   可以说，张伦没有虚度流亡。他不仅坚守知识分子的理念，同时更深地领会了中国传统儒家讲的所谓"推己及人"的功夫，在中国、也在世界范围里去体味我们所处的时代，从而对他人的苦难和欢乐有着更深切的感受。

中国传统文化具开放性

   安琪：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你对个人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张伦：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就是读书。中国读书人讲究德才学识，没知识就不要谈知识分子。要承认我们这一代人生长在一个文化的荒野上，我们的知识都是很破碎、很不系统的。尽管文革后拼命地补，但在对这个世界做出完整的理解上，我们所需要的历史、现实各方面的知识都欠缺得太多，与我们面临的时代所需要的智慧和对问题的判断能力极不相称。

   我之所以强调读书，是因为不读书就下结论实在很荒唐。你看许多人的文章，包括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分析所下的结论，那种从意识形态出发所做的非常粗俗简单的推理。比如关于中国文化可不可以实行民主的问题，许多人就认为中国文化不能实行民主，基督教文化就一定能实行民主。五十年代很多社会科学的资料，说天主教是阻碍民主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要素。二战结束之后，许多人在对日本的判断上也是文化决定论，认为日本人是文化上出了问题。七十年代，日本经济起飞了，又大讲日本文化的优越性。到了八十年代，许多人又开始发生了变化。这里牵扯到很多分析，我只想说明一点，如果我们知道的信息越丰富完整，我们就会有一个相对理性和恰当的判断。一旦你没有接受足够的信息，你的判断就会趋于肤浅和武断。可以说，一百多年来，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了解这个世界。因为国家的封闭，我们跟世界的接触空间是有限的，没有与世界发生比较强烈的融合和交往。从一八七二年送第一批留学生出国到今天，也不过一百多年。戊戌变法之后，康有为周游列国，跑了十几个国家，但是你看他对这个世界的了解，那种牵强比附，有些地方是很令人可笑的。梁启超比较好一点，读了日语，能用日文学习一点西方的东西。孙中山对世界的认识就比其他人来得更全面和正确一些，因为孙中山十几岁就到夏维夷读书，知道天地之阔。

   安琪：除了国家的封闭和缺乏了解，与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心理定势有没有关系？

   张伦：我不认为是这样。一个真正的儒家是有很强的开放性的。早年象陈寅恪、胡适等对西方文化了解比较深的人，都是受严格的儒家教育出身的，他们仍然有很强的开放性。象近代以来的一些有名的改革家，都是从儒家文化出来的，他们对世界抱着开放的态度。我们今天对历史所做的判断，对自己的文化所做的许多判断，常常是处在一种对自己文化无知的状态下做的非常粗暴简单化的判断。例如有人说中国人非常种族主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其实这个观念在最近一两百年被人不断地发掘提及，是跟中国自清以来受少数民族统驭，接着又受到外民族侵略的种种历史事件所产生的心态有关，是有许多政治上的原因的。就象现在西方的一些种族主义和阿拉伯世界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现象一样，不能完全归结为一种文化传统。中国文化是一个有很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文化，这个传统本身是流变的。我们不能拿我们今天遇到的的许多问题，来判断中国的传统。比如说今天中国人的许多神经质、小气、猜忌等毛病，这些就一定是中国文化的东西吗？它与我们这几十年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关联？与我们近代以来民族的文化秩序、结构整体崩溃之后产生的心理状态有什么样的关系？需要我们做一些研究工作。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文化当中都有许多很糟糕的、不一定跟传统文明中深厚的内在精神有必然联系的东西。不是说中国妇女裹小脚就一定是中国文化的东西，也不是说中国人歧视妇女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厉害。要看做什么样的类比。这些年有一个关于中国知识分子激进主义传统的讨论，我认为不是中国知识分子都激进。中国知识分子二十世纪是有激进主义的取向，也确实带来许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跟中国的文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可能跟中国的生存环境、跟知识分子与西方的接触和认识有联系，而且这个现象是世界范围的，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在许多后发展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问题。

   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人要有一种真正的世界视野。所谓世界视野，不仅仅局限在对西方的认识上，而应该是对世界的整体认识，包括对阿拉伯世界、对拉美、对非洲的认识，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世界视野。仅仅对法国的了解或者对美国的了解，绝对不是世界视野，这样作出的许多判断，仍然还会有很大的偏差。象阿拉伯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在寻找出路中所做的努力，有许多地方是可以做一些比较的。如果没有这种分析，你就很自然地会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现象了。

历史的断裂与连续

   安琪：另一个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九十年代所表现出来的对传统的迷恋、回归意识，以及对八十年代全盘西化的反思。你怎样分析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倾向？

   张伦：这要与整个一百多年的历史相连起来看。中国近代思潮有几个大的变化时期，开始是带有工具主义的想法，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来是中体西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政治意识开始抬头，二十世纪初，各种思潮开始进入中国，当时都是一些非常粗浅的零星介绍，中国人基本上是以自己的传统思想资源为基础理解、体会、想象西方某一种思潮的思想内含，比如将自由主义与老道学说做比附。本世纪初，随着一批留学生的回归，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开始进入一个比较深入的层面。近代以来，有两个时期提出的命题最深刻，直到今天仍然是困惑缠绕着我们的基本问题。一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在洋务运动中形成的“中体西用"的思路，这种思想命题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中国人同西 方文化交往的历史。另一次是五四前后提出的一些问题。三十年代的许多讨论有一些还有意思，有一些就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四十年代以后，就越来越狭隘。从四九年后，思想文化界的状况，如果用莎士比亚的一个名剧来比喻，就是： "Much Ado about nothing", 许多喧闹而一无所获。从批〔清宫 秘史〕、 批〔武训〕，到 〔红楼梦〕讨 论，到对文学人性论 的批判，直到后来“批林批孔、批周公“。同时代 的一些中国人没搞明白，外国人跟着看热闹。其实，所有这些讨论争议的不外乎有两个基本的逻辑，一、作为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对社会意识形态文化的整个控制。二、以文化和意识形态所表现出来的权力之争。今天读这些资料，我是感慨万千。许多都是无聊的东西，但是那种无聊的东西背后有多少人倾家荡产，多少人丧失了生命，多少中华民族精英的青春才华耗尽。象杨献珍的“合二为一“学说，今天看来没有任何哲学上的意义，许多人当年甚至今天，动不动就用些共产党党代会的术语，来形容一些讨论。什么意义深远，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创造等等。现在看来荒唐得令人发笑，但其结果却给文化带来了致命的摧残。这些东西将来只有历史研究价值，除此没有任何意义。

   安琪：一种看法认为，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是对"文革"和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反叛；而九十年代的回归传统，包括一些新思潮的出现，特别是民族主义话语的重复出现，也含有对八十年代所谓"全盘西 化"的反叛。分析这一过程，它们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张伦：从历史的角度看，八十年代是一个过渡时期，它开始预示着九十年代的许多东西。以西方的思想脉络发展作为参照系，从十七、十八世纪开始是一个启蒙的话语，是一种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话语，这种东西到了十九世纪就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变化，有一些强烈的反弹，特别是浪漫主义的一些思想出来，同时出现强势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对启蒙主义的发展和补充。到了十九世纪末，出现了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鼻祖，象弗洛伊德、尼采，对启蒙时代的主流话语进行挑战、进行颠覆。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经历了二战之后，在文学界、哲学界等等就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六十年代就形成运动，七十年代女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这些运动不仅仅影响了少数族群，同时对旧有的政治结构当中的许多知识和话语系统进行重新校正和取舍，如民主话语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