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九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高新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不仅有独立的思想和社会批判精神，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大多数流亡者所难以摆脱的生存困惑，是较早告别"天 安门情结"，靠写作来安身立命的独立撰稿人。

   高新一九五五年八月出生于北京，后随父母移居甘肃金川公司，期间他曾下乡劳动，当过县广播员和甘肃省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高新一九七八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任校报编辑。一九八四年创办〔师大周报〕，任主编。现为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从中国知识分子被异化、被政治化继而意识形态化的程度而言，共产党将知识分子挤压到社会的最底层，并控制了他们的基本生存，客观上造成了一种知识分子被"养"的生存环境。"端起碗吃肉，放下 碗骂娘"正是这种尴尬状态的生动写照，使得共产党执政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成为中国历史上最 低能、最矫情、最虚荣、最脆弱，从而也是最"缺氧"的一代。这样一种被"养"的依附性恶果，在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多年来，海外民运的内部纷争和相互诋毁，几乎都与争夺资源有关。在这个吃"六四饭"的过程中，人权民主成为一种不劳而获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如同一些有名无实的商品广告一样，令人望而生厌，敬而远之。

   与很多"天安门英雄"一样，高新也是从"六四"的血泊中走出来的，但是他并没有吃"人血馒头"。

   作为天安门"四君子"之一，高新与周舵、刘晓波、侯德建发起〔"六二"绝食宣言〕，并在"六四"中 共下令清场时，引导天安门广场学生群众和平撤离，悲壮地完成了八九民运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的关键性结局。在之后的大清洗中，高新以涉嫌"参与动乱"遭非法拘留长达半年之久。

   值得敬佩的是，无论是天安门广场的辉煌，还是在监狱里被戴上"死揣"与重大刑事犯杂处的困境，高新都是凭着自己的良知做人。他的本分包括他在狱中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天安门广场没有流血的实事求是。当然这样一种真实，在当时已经被共产党意识形态所异化、并被"六四"屠杀所激怒的人群中，是很难被接受的。但惟其如此，越能显示出高新不居功，不媚俗的精神傲骨。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确属凤毛麟角。

   高新的真实，还在于他情感世界的丰富。在"四君子"义举的光环中，对高新来说，刻骨铭心的，仍然是那一段被牢房隔断了的缠绵爱情。他出狱后的第一部著作〔卑微与辉煌〕，以平实的笔调叙述了他的心历路程，其中贯穿始终的感情流露，特别是那些在狱中为恋人书写的诗篇，是一个真正血性男儿的爱情表白，情之所至，感天地而泣鬼神。斯如此，他在感情遭变后，即获得了现在的妻子的真挚爱情。

   出国流放后，高新以平常心看待过去的显赫与光荣，尽早地避开了虚荣与热闹。他"躲进小楼成一 统"，潜心致力于中国政情分析研究和中国政治人物传记的写作。七年间，他以惊人的勤奋和写作速度 出版或与他人合作出版了十五本书，并以笔名发表了上千篇文章。他的作品，观察敏锐，资料翔实，对人对事的分析研究，从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左右，因而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其中有的著作一版再版，也给他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四月十九日，我在座落在波士顿的高新的"三家庭"住宅对他进行了访问。高新的寓所比邻哈佛大学，四周僻静优雅，他的书房兼"工作室"设在阁楼，成柜的资料分门别类，象是到了某个小图书馆，让人叹为观止。正是在这里，高新创造了一个靠中文写作与美国中产阶级比肩、向美国政府如期纳税的奇迹。

   法国十九世纪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说：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我想，高新的成功，恰恰在于他把握住了自由的真谛。

天安门"四君子"何在？

   安琪：你和刘晓波、周舵、侯德建"四君子"从八九年发表"六二"绝食宣言，经历了"六四"屠杀和之 后的清洗、入狱、失业、出国流放等等，至今已经九年了。期间国内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你们各自想必也都有一种沧桑感。请你先介绍一下"四君子"各自的现状？

   高新：我们四个人分手以后，和侯德建的联系很快断了。记得一九九三年初，周舵在波士顿，刘晓波临时来，于是我们聚在一起给侯德建打电话，那是我和侯德建的最后一次联系。当时四个人还想做点什么事情，侯德建泼了冷水，我自己也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好做的，弄不好就是做秀，变成一种政治表演。所以后来我们四个人再没有任何政治活动或者同人活动。刘晓波现在以劳教方式被送到大连，明年九月份应该到期，我偶尔跟他太太有过联系，力所能及地做一点很小的帮助。周舵听说在北京做生意，很低调，目前基本上从政治圈子里淡出了。侯德建到了台湾，据台湾媒体报道，他现在要做风水研究了，而且要把音乐艺术和风水放在一起，开一个类似的行号。这就是目前我们四个人的现状。如果说自我放逐的话，那现在就剩我一个人在外面了。

   安琪：当年"六四"后侯德建回台湾的过程一直是个谜，有很多说法，你了解到的情况是怎样的？

   高新：当时把侯德建遣送回台湾，这个过程是我们在软禁的时候听警察讲的。确实是用飞机把他送到福州，而且是空军办的民航－－当时空军已经开始做生意了，飞机票还是让侯德建当时的一个小经纪人报销的，侯德建的签名我们都看到了，显然他是同意的。到福州后，汽车把他送到某一个码头上，然后用快艇送到公海，在公海上拦截了一条渔船，把他扔在渔船上，造成一个偷渡回台湾的印象。所以他到了台湾才被判刑。后来他写过书，关于他对"六四"的书和政治性很强的歌曲创作，我认为是不成功的。因为意识形态就是意识形态，艺术就是艺术。后来据说他走上纯艺术的路，到底怎么样，我们不太清楚。只知道他到了新西兰，找到了他原来在北京我们都认识的女朋友孙彦梅，结婚后又回到台湾发展。

从做人出发，从生活的真实出发

   安琪：你八九年八月在监狱里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时，说"六四"天安门广场清场时没有 杀人，引来了很多非议。对此，你曾分析过一些原因，现在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思考？

   高新：整个过程是这样，说服我接受采访，是所谓管教干部告诉我说，你抓到这里来，谁都不知道，没有通知你的家人和女朋友，他们不知道你是死是活。你接受采访，起码能够传递出去一个信息。这句话打动了我，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最担心的就是女朋友和父母，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的下落。

   安琪：假如当时他不是用这句话打动你，如果你不想接受采访，可以拒绝吗？

   高新：我当时还没有考虑到拒绝的问题，他已经打动了我。另外，采访的形式、内容和过程我都不知道。坐到第一看守所的接待室，我觉得这里边有猫腻，给外界的印象就是高新是自由人。果然，不知道我消息的，都以为我没被抓。侯德建是在他家里被采访的，刘晓波和周舵一个在秦城，一个在招待所，我那儿严格地讲，是律师和刑事嫌疑人(一般他们都叫刑事犯，因还没有定案，所以我称他们为刑事 嫌疑人。)见律师的地方。

   安琪：见到记者以后，你是不是可以说你自己想要想说的，都表达出来了吗？

   高新：我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大部分时间说的是我收缴枪支的事。当时外边的人都用〔红岩〕里的江雪琴和许唐枫来要求我，但是天安门发生的事情，共产党的警察对我们的态度，和当年江雪琴、许唐枫面对的情况完全不是一会事。同时，江雪琴也好，许唐枫也好，本身是共产党的艺术形象，不是生活真实。他们用共产党塑造起来的高大全来要求我们，这是做不到的。而且我们根本没有说假话，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说我们在里边害怕了，共产党一逼，就说了假话。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当时真的有机枪架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的汉白玉栏杆上。说实话我还是比较感谢这些记者的，他们在报道中特别强调了我们收缴枪支的事情。就我谈了这个，他们用了，我觉得这是记者的用心。

   安琪：在当时的情况下，你个人的价值底线、或者说对自己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高新：我自认为，我根本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也不是从革命英雄主义出发，我是从做人出发，我不能牵连无辜。正因为这样，我在恐惧的同时，想到的是有两件事情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出去。我在里面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根本无法睡觉，天天跟同牢房的人探讨，向他们取经，警察怎么逼供信，怎样才不被诈出来，虽然我的承受能力是很差的，但是我成功了。第一件事是当时以北师大名义发出的呼吁书，是刘晓波起草、我打印的。警察千方百计地问这件事，这个过程很可怕，反正我是压根不说，因为我知道外边肯定在搞清查，会把很多人牵进来，说你是反革命宣传。第二件事是钱，确实有朋友帮了刘晓波一笔钱，这笔钱在刘晓波先被抓后就落到我手里，那么是谁给我的？而且我交给我的女朋友，她又找朋友存起来了，她的朋友的父亲是级别很高的干部，这一牵连在当时绝对就全完了。我出来后，朋友说我在监狱里表现不好，我问什么叫表现好，有人调查过钱吗？没有吧。牵连到别人了吗？没有吧。为什么，我扛住了。这才叫表现好，我根本不以为荣。你们要用高大全来要求我，我就是表现不好，我一天到晚都哭哭啼啼的，许唐枫能哭吗，有男女情长吗？

"四君子"的关键作用

   安琪：你们"四君子"在"六四"屠杀时"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之所以最后能够"成功"地将学生撤离广 场，除了你们所起的关键作用外，现在来看，有没有考虑过军队是否受到比如说以清场为主，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的指令？

   高新：我认为有。我至今也强调这一点。有一个所谓自由化的军官，他是非常同情我们的，我出狱以后去看过他，他给我们讲了当时的过程，而且讲了三十八军的情况。他举了两个连长的例子，一个连长对士兵说尽量别开枪。另一个连长说，在这之前，我认为军队进城是不对的，但我是军人，首先我要执行任务，同时我是个指挥官，我要负责我的士兵的安全，我的士兵被打得头破血流，在不还击就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我要对他们的父母负责。

   我认为军队当时的指挥系统很乱，军官的思维意识也很乱，不象是统一下了一个格杀勿论这样的命令，他们跟我们谈判的时候讲的话，应该是比较正确的。他们的谈判代表说：早上七点半时必须清场完毕，不惜一切代价。后来有人把"不惜一切代价"变成了"不惜采用任何手段"，我也引了。但是从我对共产党的判断，"不惜采用任何手段"这种话是没有人会说的。因为共产党总是冠冕堂皇的，它的语言包装是永远需要的，有"不惜一切代价"这句话就够了。

   安琪：当时如果没有你们四个人动员学生撤退，结果会是怎样的？

   高新：现在冷静地回想一下，当时如果没有我们四个人去做，可能场面会乱一些，但是结果还是撤退了，就是乱撤了，不是有组织地撤了。我认为大多数在场的人还是理智的，有一些在前边见了血回来的，特别是一些工人纠察队的，他们回来以后很冲动，甚至用"国骂"骂我们动员学生撤离，如果没有我们，让他们继续煽动，那么小部分人可能会出现比较难堪的恶果。但是我不相信，没有我们四个人组织撤退，广场就会血流成河。我们现在评价共产党的军队，你不得不承认，军队当时开进来的时候，是遇到抵抗才开枪的。当然，发展的后来，一骂就开枪，已经开了枪了，就收不住了。但是一开始确实是在抵抗的情况下开的枪，扔石头是抵抗，扔棍子也是抵抗，但是你不能说是毫无抵抗就开枪了，因为他的目的不是杀人，目的是把"六四"事件给平息了，在"六四"事件平息不了的情况下，宁可杀人也要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