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

   信息时代，舆论导向似乎总是在与人们玩捉迷藏游戏。近二年来，关于邓小平的寿命长短、以及邓之后中国发展的种种可能性，被海外各种媒体炒翻了几次，至今不见"退烧"。

   颇为滑稽的是，邓小平－－这位二十世纪末所剩无几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末代强人，在病榻上，仍以其近乎植物人般的"特异功能"，令股票时涨时跌，令投资者举棋不定，甚至影响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与中国关系的深浅程度。在这里，世界舆论的"一律性"，与中国毛泽东时代的"舆论一律"有着惊人的相似〔尽管内容有所不同〕。一夜之间，人们的智商突然变得迟钝而混浊了，独立思考的机能突然萎缩了，更愿意受舆论的愚弄而不要问一个为什么。于是，奄奄一息的邓小平依然"叱姹"世界风云，美国五角大楼关于邓之后中国必将大乱的预测，台湾耸人听闻的"一九九五闰八月"，更是将这种"末日的恐慌"渲染到极端。

   一个行将就木的专制者，竟会产生如此大的"磁场"反应，这对于所有智商健全者来说，大概算得上是一种难以释怀的污辱。但从记者的角度来看，不能不叹服舆论的强效应。在此，西方舆论寻求爆炸性刺激以吸引读者的功利色彩；港、台新闻的政治性及对中国政情的认知距离与恐惧，均是构成这一"舆论误区"的成因，而中国政治中所包含的东方文化的圆润与神秘以及不规范性，则是这一"误区"的诱惑所在。

   实际上，种种迹象表明，在举世慌措之际，邓后时代已然来临，今日中国已处于第二代中央集权向第三代"核心"－－技术官僚权力转型的初级阶段。

江泽民惩腐败巩固权力

   自八九年"六四"后，江泽民被邓小平指定为接班人，外界就一直以华国锋第二来比之，岂不知，这位貌似唯喏，内却圆滑，颇谙政治权术的技术官僚，不知不觉中，已改头换面，在邓小平垂危之际，俨然以一位开明君主"拨乱反正"的姿态出现，惩治腐败，并且不惜触及如"首钢"、北-京市委这样的"大老虎"及中共政界要人。

   记得二年前这位总书记被引为笑谈的外事小节－－接见外宾时，会撇开翻译讲几句蹩脚的英语，或不失时机地回顾一下自己的大学时代，曾被有的人看作江适应了新角色，有了自信，故而轻松自如。今天，江泽民囚周北方于秦城，制陈希同于台下的几个大动作，人们有理由视之为江泽民权力基础初步稳定的讯息之一。

   权力的更替总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毛泽东是发动朝鲜战争以巩固政权；邓小平则以"严打"树立权威；与前二代中国领导人略有不同，江泽民是以反腐败巩固权力，矛头指向了共产党自身。这一方面可看作共产党的腐败已到了危机"党国"存亡的关健时刻，不整不足以平民愤，得民心，另一方面也可了解到，作为第三代"核心"，江泽民既乏资历，又无功绩，自知权力并不确定，如果不动点真格的，仅凭手里的党、政、军三项最高权力，是难以服众的。

"新共产党"取代共产党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应当看到，经过多年的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传统式的所谓马列主义共产党已趋没落，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早已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个党的理论基础，保守派从中央到地方屈指可数，其正统代表人物陈云的逝世，无疑使保守派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很难再成气候。而另外一派－－包括技术官僚与改革派，已形成主流而跃上台面。事实上，这一派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了，他们既没有传统共产党严密的思想体系，又缺乏早期共产党矢志不渝的理念，严格意义上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历年政治运动和改革开放的"混血儿"－－知识结构及思想的开放程度，均超越其前身，少数人还有一定的民主色彩或理念，但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仍滞留在传统共产党文化的旧巢中，依然是"大一统"意识〔这一点在民运圈中也同样存在〕，党性仍然强于人民性，党的利益还是高于一切，没有真正的突破。在此，为了便于区分，在没有找到更合适的名词时，笔者称之为"新共产党"。

   江泽民正是新旧共产党交替中的转折性人物，无论从什么角度分析，江的立场都更倾向于新共产党，反腐败要除掉的恰恰是老一代共产党多年积留下来的"病毒"，这样做，对江泽民来说，有惊无险，得大于失，不仅可以淡化自身的传统共产党〔或曰保守派〕色彩，理顺总书记与新共产党的关系，含而不露地打击政敌，而且迎合民心，同时，处置陈希同还意味着摆脱"六四"心结。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有可能给江造成的阻力，反而会增加江的正面形象。

"乱"是中国社会的常态

   正如本文开头所述，一些分析家受自身文化的局限和本能的排斥感，看不到〔或不愿承认〕中国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化，把大乱的危机归结于邓小平身后，至少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学术天真。

   就象香港的转型和自我调节〔当然是面向中方〕，并没有迎合舆论－－等待"九七"一样，中国社会的发展包括与之相随的种种危机，也不可能等待邓之后再发生。实际上，自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国人就一直处于惶恐不安的乱世之中。文化大革命是毛发动的最大的社会动荡，"六四"屠杀，则是邓对毛极具特色的继承和发展。前者造成了思想混乱和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沦丧，后者加剧了共产党内的分裂与重新组合。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中，乱是常态，不乱则是非常态。

   与毛时代单向型"阶级斗争"式的动荡不同，当今中国社会所呈现的"乱貌"，既有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所有特征，又有中国特殊国情和政治环境下的不确定性，政治铁匣和经济神话的畸形，必然产生疯狂而病态的社会现象。最普遍的莫过于那些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贪官和权贵，他们不仅既要当"婊子"，而且要立"牌坊"，甚至还可以堂而皇之地先立"牌坊"，再当"婊子"。将所有的丑行都饰以金框，实为二十世纪末中国之怪现状。

   这种现状，笔者概括为六个字，即：无规则、无底线。

"乱世"中的国民心态

   需要强调的是，就国民心态来说，尽管人们对社会现状不满，贫富悬殊越来越大，但邓经济改革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与前苏联的变化带来的战事不断、民不聊生的情形相比，人们更愿意接受前者，而不希望中国走前苏联的老路〔在这方面，笔者不敢苟同胡平的论点〕。保留经济果实的最有效办法，就是维持现状，以不变应万变。因此，外部舆论所预测的"大地震"，看来并不适合中国国情。

   同时，第三代技术官僚和新共产党毕竟不同于他们的前身，"枪杆子"时代毕竟已成为过去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技术官僚一词并无贬义，因为包含了知识层次，反而较容易认同。虽然人们对江泽民在邓小平的庇护下掌揽大权多有不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经逐渐习惯了江泽民的面孔和这个名字前面的一串头衔。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最大特点〔或者说积淀〕，就是把习惯当作自然，当作合理，即使这种习惯当初是强加于人的。

   其次，几年来，江泽民虽无大功，也无大过，"无过便无害"，乃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哲学，当"打江山"的一代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人们更容易接受一种即成的"无大碍"的现实和习惯，而不-愿冒任何风险作另一种没有把握的选择。〔事实上，邓小平留给人们的选择本身就很有限，拘于篇幅，恕不赘述。〕

   江泽民正是利用了这种心态，一手惩腐败，一手抚民心。最明显的是今年三月江亲往江西共青城拜谒胡耀邦墓地、为胡耀邦立碑之举。笔者以为，无论江居心若何，有这个姿态总比没有姿态要好得多。在对待国内的民主呼声方面，如公民上书、请愿书等，也采取了与以往不尽相同的方式，"引而不发"多于严厉整肃。

   今年以来，国内民主力量再度聚集，被"六四"打压下去的自由化知识分子，重新活跃起来，"大气候"的微妙变化，不能不说是一个诱因。

中国不再有"终身领袖"

   江泽民不是华国锋，这是不容质疑的事实。但是，江泽民到底能走多远，则有很大的变数。假如放开七十六岁高龄的赵紫阳不论的话〔从各种情况分析，赵"出山"的可能性都不太大〕，江面前还有乔石、朱容基、杨尚昆、甚至李鹏所代表的强硬派等，都是可能对江的地位构成威胁的对手，还有来自新共产党内的进步势力和社会民主力量方面的压力。江泽民的牌局能打多久，不仅要看江所掌握的"王牌"有多少，还要看江出牌的顺序和智慧。仅就目前来看，江泽民已顺应了权力转型的第一步，无论如何，邓小平的死都不会马上危及到江的权力，而江在其权力转型的初期，完全有可能操纵其六年所积聚的实力，形成新的力量对比，与威胁自己权力的对手较量。

   历史是可以再现的，但历史事件是不可以复制的。值得肯定的是，随着"邓小平帝国"的崩溃，中央集权的迅即解体，中国将不再有"常胜将军"和"终身领袖"，人们大可不必把"宝"押在江泽-民或者别的什么人身上，因为所有的"领袖"都将是"短命"的－－如果按法国总统的法定任期来算-的话，江泽民还有一年就该让位了。如果我们套用中国国情，答案也很清楚：历史转型期的"接-班人"，本身就是没有定数的过渡性人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大乱"，也是必然的。但这是一种求变的乱，是发展中的乱，这种乱应该是有希望的。

   　一九九五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