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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悲剧启示录
安琪
2005年1月17日，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记得十五年前，当胡耀邦抑郁而逝时，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共产党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较胡而言，赵紫阳能够以85岁高龄问心无愧地“平静地走了”（赵紫阳之女王雁南语），这实在是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十五年前赵紫阳双手没有沾染鲜血。十五年间，他没有违心地“认错”。十五年后他寿终正寝。一个在极权专制的权力中心摸爬滚打，历经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战斗洗礼”，从地方到中央，直到担任共产党的最高职务总书记――如此惊险如走钢丝般的政治生涯，赵紫阳能有此“善终”，在我看来，无论于他个人或他的家人，或是他的战友、同僚，或是许许多多尊重和爱戴他的人们，都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
然而，诸多海外媒体和国内外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党内开明人士的表达，仍然是悲情大于理性，情绪大于思考，并因由中共当局的严控，几乎整体陷入另一种“舆论一律”的误区。在这种情绪渲染下，加上经由各自不同心理或政治需要的夸张修辞，真实性已经不重要了。展示在“自由媒体”上的赵紫阳，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主义者。似乎赵的逝世让人们幡然醒悟：“只有赵紫阳，才能救中国”。赵既去，国无望矣。于是叩首恸哭，悲乎哀哉！
令人警醒的是，这样一种舆论误区，减轻和舒缓了中共当局的压力。当局按“既定方针”的程序处理赵的后事，而不必担心被追究发生赵紫阳悲剧的制度之弊端。据观察，本来就微乎其微的要求改制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完全被悲情淹没了。有人甚至在赵的葬礼待遇上向中共当局“叫板”，让赵紫阳这个“平静”离去的人，“不平静”地安葬。这是否有违逝者的本意，当由其家人定断。但从大多数人的诉求来说，无论主观愿望如何，都产生一种寄希望于中共的客观效果。也就是说指望被视为“极权专制”的中共领导者，对一个受其排斥、迫害的 “党魁”平反。
这种情形正如法国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安德烈.洛夫（Andre Lwoff）所说的那样，“理性被驱逐了，谁也不能搞清楚哪里有真实了！因为已经没有真实了，所以，谁也不知道正义在何处了。当权者提出的无论什么样的方案和行为都加以接受，制度被拟人化了，于是就开始条件反射地进行表示崇拜的祈祷。”。（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序）这不仅显示出现实政治功利主导下的短视和理念不清，而且暴露出目前活跃在前台的某些民运领袖和自由民主派发言人，极其缺乏其角色应该具备的基本政治素质和思想水平。
那么，要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这个本来应该再清楚不过的问题，在这样一种混杂的“大合唱”中，深沉地突显了出来。值此，梳理并澄清这个问题，成为捍卫普遍价值观的良知者必要面对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不自由的体制，窒息“自由”的总书记
赵紫阳的逝世所揭示的层面是丰富而深刻的。
作为中共高层领导人，赵紫阳不象胡耀邦那样富于近乎浪漫的理想主义激情。胡耀邦从“红小鬼”时就培养起来的 “党的事业高于一切”和对组织的绝对服从，与他的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是相互矛盾的，这也造成了胡的人格矛盾和内心痛苦。在与党内极左派的较量中，胡之所以往往败居下风，关键问题不在于人事上的矛盾，而在于对方惯于掌握和操纵共产专制所能给予的锐利武器，即邓小平掌权后重弹的老调“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在这样一个“法宝”镇慑下，习惯顾全大局，以“党的事业为重”的胡耀邦，最终只能是以人格服从“党格”，舍身成（党）仁。身为党的总书记，却无奈而违心地承认错误，大包大揽，甚至将邓小平说过后否认的话也包揽到自己身上，以安抚“天颜”。这样一种传统的 “殉道”精神，充满悲情和对威权的期待。这种色彩几乎构成了在他去世后所引发的悼念活动和整个八九民运的基调。
在这个过程中，当赵紫阳作为一匹共产极权专制中的“黑马”跃出前台，想要“拥兵（精英）自重”，以一种“新权威”的态势，行使其“党的总书记”之职所赋予的权力时，他的悲剧结局便注定了。
赵紫阳与邓小平一样，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的个性也很相近。但与当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权威下三起三落不同，赵紫阳与邓小平之间的年龄差别（赵小于邓15岁）和改革开放的现代意识，以及赵紫阳主持经济领域的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使他不可能在其位（党的总书记）而不事其职。但他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即“政治挂帅”。在中共体制下，政治和政治方向永远是第一位的。而掌握政治方向的舵手历来都是中共实际上的政治强人，而非最高职务者。毛泽东时代是如此，邓小平时代也不例外。况且，邓小平退而不休，垂帘听政，并非从邓小平始，而是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政治传统，是封建专制中根深蒂固的一种政治文化。所以当“自由的总书记”赵紫阳打出“民主与法制”这张现代牌时，邓小平便决断地行使其军委主席之职，用独裁专制的“枪杆子”来“指挥党”。
这里，笔者感兴趣的不是党内斗争的胜负和权威的强弱，没兴趣、也没有资格评点“体制内”高层人物的是与非。这里我想强调指出的是在这种共产体制下，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独裁的必然性。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六四”屠杀，就是一例。这样一个与人类文明进步相悖的野蛮行径，正是专制独裁者为所欲为，将手中权力滥用到极限的结果。除此，恐怕连当事者自己也难以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无数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制度，也是一个害人害己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受害者有可能变成害人者，害人者也可能成为受害者。可以说，胡耀邦之死，深刻揭示了这一制度的本质。而赵紫阳悲剧，则昭示着这个制度最终服膺于绝对独裁之野蛮性。
在诸多悼念赵紫阳的文字中，都涉及到赵紫阳遗产这一话题。那么，究竟什么是赵紫阳遗产呢？
我认为，作为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被软禁至死，本身就是一笔可供人们研究的政治遗产。客观地说，正如人们所反复提到的，赵紫阳对经济改革做出的贡献，“胡赵联盟”时对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抵制，以及成立“体改所”（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探求政治改革之路等努力，是在当时“十年浩劫”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新的权力中心为稳固其权力的合法性，挽救民心尽失的共产党及其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所做出的集体努力。没有邓小平 “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对“毛主义”的政治解构，经济改革是搞不起来的。没有胡耀邦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的鸣锣开道和与赵紫阳的相互配合，交替进行的改革开放和“反自由化”的“拉踞战”也不会贯穿整个八十年代。
同样，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在最后关头，能够以行动“自由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动用军队――这一点，他就与极权专制有了根本的不同，就与他所投身并有所建树的“党”在大事大非――是人民的军队还是“军队的人民”问题上划清了界限。从而走出了共产极权“同舟共济”、“顾全大局”的陷阱，开启了共产党权力核心中“人性”战胜“党性”的范例。这种开启本身就是一种人道的张扬。就是对他所栖身和所维护的那个“旧制度”的颠覆性背叛。正因为此，他曾经“领导”过的那个执政党，将他软禁至死。这种结局，客观上“突破了中共的政治传统，升华了赵先生的政治人格”，“重塑了自己的政治生命”（陈奎德「赵紫阳的遗产」）。
至此，我们可以说，赵紫阳死得其所。是共产党“完成了”他，让他得以无愧无悔地“平静”地离去， “终于获得了自由”（王雁南语）。
不自由的体制，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自由的总书记”，个中提供的思想资源和行动空间是非常丰富、十分宝贵的。
从历史的眼光看，这应该是赵紫阳留下的最大遗产。
从专制机器的“马达”到松动的“螺丝钉”
赵紫阳集共产党总书记和六四受害者的角色于一身，无疑是对他所跻身的那个制度的极大嘲讽。回顾赵紫阳的一生，套用一句共产党术语，可以说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赵紫阳是“三八式”中共党员，长期担任中共地方党的领导工作。他从地方到中央，“一步一个台阶”地走上来，期间先后受陶铸、叶剑英、周恩来等中央重要领导人的重用和赏识。邓小平掌权后，看上了他在农村工作的经验和实干精神，又正赶上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好时候”。“人和”加上 “天时、地利”，赵紫阳得以“一跃”而进入中央政治核心，主管经济改革，成为中共专制机器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马达”。
既然是“马达”，就要发挥“马达”的功能。可以说，八十年代初，赵紫阳主持下的经济改革，是在共产党几十年一贯制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选择和平衡。赵紫阳面对的不仅仅是来自党内以陈云为代表的极左保守派势力的干扰，还要面对整个中国社会长期被共产党意识形态所毒化的“旧观念”的束缚，其中甚至包括整个知识阶层对经济体制改革将要触及到的打破“大锅饭”的惶恐。更有“重文轻商”的深层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翻开当年的报刊，人们对经济改革的名词是陌生的，他们不无轻蔑地嘻笑刚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广告，感到一点儿也不习惯。甚至1987年，笔者在经济改革的“阳光地带”深圳，还听到“脑体倒挂”（指脑力劳动者不如个体户“吃香”）的叹惜。“下海”这个比喻经商的词汇，在当时很有一种“豁出去”闯荡一翻的意味，也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迷茫。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经济改革的步子，与上面所说的八十年代“逢双改革开放，逢单反自由化”的步子基本上是一致的。“改革开放年”，社会的思想文化气氛就比较活跃。“反自由化年”，经济改革滞步不前，思想文化界一片沉寂，报刊整顿接踵而来。在我所工作过的几家报刊中，除一家省级党报「甘肃日报」外，其它两家尝试改革、倡导新闻自由的报刊「西部晨报」和「青年晚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的“反自由化”运动中被封杀的。极富新闻张力和改革锐气的「蛇口通讯报」 ，在八九“六四”后也遭取缔。当时圈内朋友经常用调侃式的比喻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犹如小脚老太婆，亦步亦趋，裹足不前。在此背景下，“胡赵联盟”成为必然。应当看到，当时以陈云为首的、代表“正统”的左派势力是强大的。从资历上讲，胡赵都是“小字辈”，但因他们都是邓小平提拔的人，所以有时陈云也不得不买账。胡赵的改革，犹如戴着镣铐跳舞，既要面对左的干扰，又要仰仗邓小平撑腰，关键时刻还得“削足适履”（如胡耀邦1985年2月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中重申新闻工作的“喉舌”意识等）。当邓小平成为平衡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矛盾的唯一权威的时候，胡赵便成了当然的受害者。这是极权专制的本质所决定的。因为被牺牲的不可能是他们所认同的那个“主义”的“原教旨”者，必然是那些试图革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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