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文集：黄翔和“黄翔现象”

   首先我和巴黎“自由谈”沙龙的朋友们，为黄翔刚刚出版的新书《走出共产中国：英汉对照黄翔诗选》表示真诚地祝贺！
   年逾六旬的黄翔，在国内数十年，历经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因为他既不是那种有待平反的共产党钦定的政治反对派，也不是那种有朝一日会被“收编”的异议作家，更不是那种振臂一呼，群情激昂的知名人士。他的出身和个性，使他命中注定在这个共产极权的国土上，被压在生活的最底层，人格尊严受到无情地践踏，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甚至他与秋潇雨兰纯真的爱情，也受到专制机器的践踏。如果没有雨兰－－这个优秀、勇敢、令人尊敬的女性的无私无畏的牺牲，当时已被关押的黄翔或许因此而被判死刑。由于黄翔这个不屈地反抗压迫的个体不具备上述所说的“大多数”异见者所具有的“特质”，加上他的人身处边缘之地贵州，所以，在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大地上，真实的黄翔被人为地消失了，少数知道他的人，又被专制机器蒙在他身上的丑化器所吓退，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黄翔的处境是孤独的，是绝望的，是不为人知的，也是惊心动魄的。在国内，黄翔甚至连“坏分子”这个能够得到社会理解的身份都没有，他被当权者有意与流氓无赖等社会渣滓等同起来，是无人关心的贱民－－这是多么残酷、多么不公的社会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黄翔的作品当然是被禁止的。他是唯一的一位在国内几十年创作为“零”发表的作家。即使在八十年代的所谓“文化热”的开放期也是如此。
   而且，从形而上的角度看，创作－－正是黄翔得以改变存在方式的力量所在！！！
   也就是说，他的肉身被迫与精神分离，并为纯洁精神而遭受炼狱之苦。而他的精神，则挣脱出专制的束缚，与他在诗化的世界里飞翔，创作出了非常“黄翔特色”的传世之作。
   正因为这样，黄翔的书在国外的出版，就变得可贵，值得好好地庆贺！包括近年来黄翔在海外出版的中文繁体版诗文集十五种，其中系列诗集《狂饮不醉的兽形》六种，黄翔的半自传体小说《自由之血》上、下卷、《梦巢随笔》、《黄翔禁毁诗选》、《喧嚣与寂寞》、《总是寂寞》、《沉思的雷暴》、《锋芒毕露的伤口》及新作“海外女性系列”等等，等等。这些作品，她所包含的精神和思想内涵，那些鲜明有力，毫不妥协的反抗的声音，那些充满哲思的颇具新意的诗论，诗人的气质与生命的咏叹，诗人的慈悲与深刻，都让有幸读到它的人感到欣喜，感到振奋。
   坦白地说，在中国这个诗歌的国度里，黄翔，只有黄翔，称得上是一位能够真正传承中国传统诗歌的真谛，并将其发扬光大，赋予现代性的当代诗人。这里，我并不是忽略其它诗人的贡献，但是鉴于个人所处环境与所扮演的角色所局限，总是会有这样和那样的或缺。而黄翔，也正是由于他那被挤压到绝境的状况，反而使他的精神得以完整；而作为诗化人格的一面，黄翔由于被所有所拒绝－－包括他的同行们，反而使他获得充满。
   我希望不久的将来，黄翔的作品也能以法文版问世，让黄翔在这个具有人文传统的、产生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国度里，与那些在黑暗中高擎火炬的不朽者并肩并且与他们对话。
   这里，我是将黄翔这个个体的存在视为一种独特的“黄翔现象”来思考的。
   什么是黄翔现象：受迫害最深的、反抗最彻底的，胸怀宽广、具有人类关怀和大悲悯情怀的本真诗人。这样一个个体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我们所处世界的全面解构。既是对这个物欲横流、价值沦丧的世俗社会的嘲讽与批判，同时又是对人类终极理想的弘扬与坚守。从这个意义上说，黄翔－－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首不朽的史诗！这个名字上所打上的各种烙印－－专制迫害、身处绝境、诗人内心的燃烧，岩浆般喷涌的呐喊，那些敲响历史巨钟的振聋发聩的声音等等，都是触目惊心，令人震憾的。这些烙印和黄翔经历九死而奇迹般地存活的事实，以及那些不断问世的杰作，如一面镜子，将伟大与渺小，崇高与卑微，强大与脆弱，非常细微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这里有这样一个值得重视的思路：
   同为诗人，为什么黄翔受迫害最深，决无出头之日。他与那些同为政府所禁止、并且被放逐的朦胧诗人及其代表北岛有什么不同？
   为了避免误会，这里不做任何道德判断，仅以作品为例加以说明。
   黄翔的组诗《火神交响诗》于1978年10月11日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以巨幅大字报的形式贴出，并在数千名围观的人群中高声吼诵，他同时以“启蒙社”名义写下两条巨幅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引起了爆炸性轰动。黄翔这一时期前后的作品，都是以鲜明直白的语言，大无畏的反抗精神，“吼”出了诗人内心的愤怒，和对偶像的挑战，对专制的反抗。象《火炬之歌》、《火神》、《长城的自白》、《我看见一场战争》、《不　你没有死去》、《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倒下的偶像》、《从死中觉醒》等等，从题目到内容，都是非常震憾人心的。同时这些作品大多还在由黄翔所主持的第一个民间社团组织－－“启蒙社”的油印刊物《启蒙》上发表，并在之后的西单民主墙张贴、散发和朗诵。这一切，使他在1979年3月的镇压民主墙运动中被投入监狱。在之后的年月里，黄翔似乎成了永远的共产党的囚徒，上面所说的他和雨兰的真纯恋情让他入狱。甚至到了一九九五年黄翔还因参与人权签名活动而遭秘密逮捕，同时遭逮捕的还有他的妻子雨兰。
   朦胧诗人，顾名思义，因为“朦胧”而被官方怀疑，遭到封杀禁止。同时又因为朦胧难懂，而免遭被赶尽杀绝的厄运。在今天，我们看到，朦胧诗的代表北岛和他的朋友们，基本上都能在国内“再出发”，重新出版个人诗集等等。我想说的是，对这种情况，我毫无批评之意，反而为他们能够继续他们的创作并与他们在国内的读者见面感到高兴。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存在，才是正常的。文学创作更是如此。而且，至今我坚持认为，北岛和他的朋友们，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上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历史上应该有他们的一页。
   但是，在这样一种比较中，黄翔反抗的彻底性和不被政权容忍的程度，就显得非常醒目。他的现场挥毫、张贴和吼诵都具有行为主义艺术的特殊“书写”方式，那些决不朦胧，更无暧昧的语言，在当时的年代，如果没有一种赴死的精神和勇气，是难以想象的。当然，这就更加激怒了当权者，必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
   黄翔写于文革高峰期的一首题为《野兽》的诗，最能表现黄翔的愤怒与反抗：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
   当然，这也可以看出，黄翔是一个不设防的，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人。拿黄翔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相比，就很清楚。同为在专制下以写作为存在方式的作家，性格内向的高行健深感人性之险恶，他决无害人之心，但他知道怎样防范害已之人，怎样保护自己，因此能突破重围，在创作道路上走得很远。而黄翔呢，他的那些行为艺术和诗句，几乎等同于自投虎口，自己把头送到刀刃上。两种个性，两条道路，两种人生。
   当然，如果我们不以利害来计较，黄翔也应该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没有诺贝尔奖项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然，这又是另一个题目了。而且我并不以为诺贝尔文学奖就那么绝对。我也不欣赏那些因对诺贝尔文学奖耿耿于怀而随处流露的“第三世界心态”。这是令人尴尬的。这里就不多讲了。
   在这里，有一个不应被忘记的名字，就是张嘉谚。他的题为《中国摩罗诗人－－黄翔》的评论，是迄今为止最全面、客观和专业的评论。最难能可贵的是，张嘉谚为了这样一篇作品，曾几遭波折。但他毫不顾及个人得失，写出了这样一篇非常有分量的文章，完成了他向一个宽容和理解的世界介绍黄翔和他的作品的承诺。在此，我要向张嘉谚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从这个意义上说，黄翔又是幸运的。他拥有秋潇雨兰这样一个冰清玉洁的现代女子的全部爱情和奉献，拥有终生的朋友哑默的珍贵友谊，拥有张嘉谚和张嘉谚们的支持与理解，还拥有和即将拥有许许多多通过他和他的作品而将他的诗化天地扩展到每一个角落的友人与读者。
   记得去年深秋在黄翔家作客时，雨兰描述的一个故事，非常传神。1990年秋末冬初，应该是11月中旬，当时黄翔坐牢三年期满，刚回到家不久的那些天，黄翔总感到心中有一股气流涌动，非让它涌出来不可。一天，他一个人钻进书房，把自己独个儿关在书房里，抓起一只钢笔就开始在方格原稿纸上写作。但是很奇怪，那股气太大，怎么也不能从钢笔尖上冒出来；而且黄翔感觉原稿纸的小方格也太小、太小，怎么也装不下胸中这股汹涌回荡的大气流。于是他把钢笔和一叠原稿纸从大书案上一扫而光，在写书法的大书桌上铺开一张张巨幅宣纸，抓起大斗笔再开始重新书写。奇妙极了，斗笔一落，这股气就突然从斗笔头上涌出来了，这一涌就一发不可收拾。就这样，黄翔一口气源源不断地写了九十多张大幅宣纸，连起来足可从他的住房一直铺到外面巷口去。那一天他一个人关起门来只管不停地写，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四周的一切，甚至在一种“笔我相忘”的迷狂中连自己也忘了。（这首长诗题为〔尼采〕，为黄翔那一时期的系列组诗《大动脉》之一。）
   期间，黄翔的弟弟黄杰（与黄翔患难与共的人，黄翔在法庭上的辩护者）来看望他。雨兰求他不要去敲门惊动了黄翔，她知道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能去惊扰他的，一惊扰不说他的创作他的人也会断气，那可不得了，只有等等再说。这两个人一等就是大半天，天色晚了，书房里边一点生息也没有，黄杰急了，说黄翔不会出事吧？他这一说，雨兰也心里不安，不由得有点怕了。两人赶紧把门撞开，只见满屋纸张飞舞，黄翔失去知觉似地倒在一地墨迹上，整个人早虚脱了。看到这种情况，雨兰急了，她知道，无论写作还是朗诵，黄翔都是那种“生命投掷式”的投入，拿他没办法。这个刚解脱囚禁的人又“自囚”在他的创作中，你拉他也拉不出来。他生就这么一个人，这么一种性情！
   这里也可以看到，雨兰之于黄翔意味着什么。雨兰是黄翔的一切，是他的创作之源，也是他的灵感之源。在那些地狱般的生活中，雨兰一介女子，独自抵挡着以强大的专制极权为首的各种邪恶势力施加在黄翔身上的种种压迫和巨大的生活压力，让黄翔得以不被彻底地埋葬，得以在自己的创作天地里，自由地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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