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文集：民族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专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

民族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专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

   安琪
   在中国当代史学家中，余英时先生以"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为中外学界所著称。
   余英时先生祖籍安徽潜山，生于一九三零年。一九四九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同年离京赴港，时值钱穆先生创办香港新亚书院，经钱穆先生亲自题试成为该学院二年级学生，从此深受钱穆先生教诲，使他终身受益，并与钱穆先生结下了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深厚情谊。值得庆幸的是，从北京到香港这样一种转机，使余先生无意间避开了一场人生厄运，有了一个与老一辈学人陈寅恪先生迥异的学术人生。后者在共产党统治的大陆历经磨难，空留下"此恨绵绵死未休"的无尽悲凉，令后人扼腕叹息。
   余英时先生于一九五二年新亚书院毕业后即想赴美求学，但当时国民党与美国有一协定，任何人从香港到美国必须持中华民国护照。国民党认为余先生是反国民党的所谓"第三势力"的人，拒绝给他护照。后经朋友帮助，几经辗转，直到一九五五年余先生才以无国际身份来到美国，就读于哈佛大学历史系。六二年获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
   余英时先生师承钱穆先生，称钱穆先生是塑造了他个人学术生命的宗师。钱穆先生"一生为故国招魂"。余先生承继钱穆先生未竟的事业，"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他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这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见〔煮酒论思潮〕序))。在这方面，余先生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余英时先生历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七三年出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八十年代中后期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兼康乃尔大学首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自一九七四年至今，余先生获得多项学术荣誉，包括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法学博士、美国明德学院荣誉文学博士、香港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等。
   余英时先生学术凭借深厚，治学博大精深。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其中，中文著作如〔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代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论戴震与章学诚〕、〔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民主与两岸动向〕、〔钱穆与中国文化〕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作为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对年青人有着慈父般的关怀与殷切期望。在谈到读书方法时，余先生认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他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见〔钱穆与中国文化〕"怎样读中国书"。)此言可见其学术性灵，对我辈的确大有裨益。对于中国大陆近二十年来的各种"文化热"和各类思潮，余先生有一种"无源之水"的印象。认为是受美国"市场取向"的影响，表示了深层的担忧。余先生指出：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的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有些所谓思潮似乎是临时借西方人的杯酒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见〔钱穆与中国文化〕)。从中，我们似乎能够领会余先生对中西文化的禅悟。
   余英时先生为人质朴、平实、感情醇厚，气质中自有一种人格力量。他的尊严在于他从不为现实政治风云和各种社会势力所束缚。一代学人胡适、傅斯年与国民党斩不断的关系，终为中国知识分子无奈可悲之处。作为一个纯粹的学人，余先生虚怀若谷，不为所动。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均不与之发生任何关系，也不参加任何党。他以一种史学家的敏锐透射现实，尽管"一生祸尽文字出"。
   余先生的风骨还表现在他对共产制度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中共"六四"屠杀后，他多次撰文谴责中共暴行，并誓言决不回国，不与共产党有任何层面的接触。香港回归后，他连香港也不去了，因为他绝对不去"共产党所统治的任何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余先生不辞辛苦地主持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工作，热忱接纳那些被迫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帮助他们安身立命。可以想见，这些中共治下的学人身上难以掩饰的人格缺陷和共产党的文化遗留，交往中必会让人触目惊心。但是余先生以一种人道主义的宽容精神理解并感化之。他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和对党派的不妥协，显示出一个真正的学人应有的文化超越的独立精神。
   可以说，在余英时先生身上，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士"精神，那种难能可贵的传统文化的精魂。这与那些巧妙地将学术融入"权术"、继而贴上各类时髦的标签赢得声名的所谓"现代精英"来说，余先生可谓是当今社会最后的"士" 了。喜乎？忧乎？
   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双胞胎
   安琪：请您首先分析一下民族主义的基本含义及其历史背景？
   余英时：民族主义是很难界定的。过去西方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现代的产物，先有民族国家，之后出现民族主义，他们认为中国过去也有民族主义。其实，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早就有了，唯一不同的是中国处在一个中心地位，有一种很自大的倾向。中国近代很难适应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作老大做惯了，总觉得别人都有求于我，而我什么都不求别人。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转成现代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这种转变与国家的处境有关。你老是被侵略、被掠夺，就有反民族侵略的情绪。比如义和团，不能说它没有民族主义，但它是极端的、非理性的、狂热的民族主义。
   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的政治，最后面的力量就是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没有真正上轨道，有时候是极端排外，回到唯我独尊的地位回不去，就受挫折；受挫折以后就变成非常自卑。因为中国没有建设一个真正现代史的国家。比如遵守国际公法，如果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员，那就比较稳定了。例如西方比较先进的民主化国家，法国可能民族主义还多一点，英国比较少一点，因为英国是第一个现代化国家，现在研究民族主义的专家特别注意到民族主义在西方大国的成长过程中的“羡憎交织”的心理因素。认为英国最早变成被人羡慕的对象。美国当然情况特殊，它并没有羡慕英国。像法国就是又羡慕英国，又妒嫉英国。德国更是如此，在文化上把法国、英国都看成先进，它的启蒙运动便是从法国移植过来的。但十九世纪初德国在建立其民族国家的认同时，它的政治文化却远落在英，法之后，要学习它们，但又不甘心，也有自己的尊严。因此德国人对于英，法所代表的西方也由羡转憎。他们不再向外面寻求现代化的模式，而是从本土文化的内部建立自己特有的民族认同，此即个人完全服从国家，民族的集体主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便是德国民族主义的最后结晶。
   俄国也是如此。俄国自十八世纪初就羡慕英，法，全力西化。但此后一两个世纪的不断挫折终于转“羡”为“恨”，最后则归宗于马克思主义。就是说，越远、现代国家建立越迟，越有这样的问题。
   中国当然更远了。中国跟日本不一样，日本很早就变成一个现代国家了，后来走到军国主义的极端，是它付出的极大代价。中国则是徘徊在这两者之间，始终不得其平。中国人在长期师法西方的过程中，由于学来学去，总是学不到家，挫折感与日俱增，便纠结为很深的“羡憎交织”情结。所以在某些时候，如果其它的力量没有了，它就会诉诸民族主义。这和捷克一样，捷克刚开放时对西方无限崇拜。中国大陆八十年代初，对西方也是崇拜到极点，〔河殇〕就代表了这个态度。中国的全不行了。过去也讲过全盘西化，都没到这个程度。八九年以后一冲突，它又变成民族主义，因为共产党有意挑动，有计划地想把原来的社会主义导向一种民族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纳粹党那一套，就是希特勒的国家主义。
   安琪：就词义上讲，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有什么区别？
   余英时：民族主义很难翻译，有人翻成国族主义，有人翻成民族主义，又称国家主义，实际上是一回事。以德国来讲，马克思也是一种民族主义。他是犹太人，在德国得不到认同，马克思的父母已经接受了基督教，想转换却不被接受，作为唯物主义，他又不能回到原来的犹太教传统，所以就变成一个怪胎，就用另外一种未来的东西所谓无产阶级作他的认同。他的认同是很西方的，骨子里对西方又羡慕、又恨、又妒嫉。所以，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根本上讲，是一对双胞胎，希特勒把它们结合起来是一点不稀奇的。在此之前是浪漫主义，就象他们自己说的德国文化有多高，德国的种族有多优秀，这样就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
   安琪：中国的民族认同是什么？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总是与一种难以摆脱的文化心理危机相随？
   余英时：中国一接触西方，觉得自己越来越不行。从五四以来，我们都觉得自己不行。也确实是有问题。这样你讲民族主义就很难得到发展，它没有一个认同的地方。清末民初大家谈国魂，那是受日本和德国的影响。中国早期有少年中国协会，毛泽东就是其中一员。欧洲当时有少年运动，这个运动后来到了中国，在政治上的发展就是后来的青年党。这个少年中国协会，是以国家主义、也可以说是民族主义为认同的。所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始终不稳定。在共产党统治下，民族主义又不能讲，因为民族主义在马克思主义里是一个落后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消灭了民族主义。但是民族主义消灭不掉，如果不利用民族主义，抗日不用仇外，共产党起不来。共产党起来就是靠民族主义，但口号讲的是国际主义。而国际主义又不能真正的实行，象第三国际就不服从斯大林。最早接受斯大林的毛泽东实际上是民族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他对国际还不了解，怎么能变成一个国际主义？他那时只是需要苏联帮助他搞革命。
   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变以后，罗斯福要把中国提成四强之一，后来变成联合国的原始创会会员，所以现在才到安全理事会。那时候罗斯福特别要把中国提上来，想推动中国变成世界强国，这一下子也很糟糕。因为本来力量不够，忽然提到这么高，就很难适应。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始终没有跟现实脱离点关系，而变成了被利用的对象。
   共产党承袭中国旧政治传统
   安琪：从政治角度看，共产党是靠民族主义起家的。国民党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余英时：国民党的基础、它的党员来源是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是倾向于接受西方开放的。孙中山有象征性。孙中山是以华侨身份来革命的，他等于一半是华侨。孙中山早年在香港、夏维夷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他对中国的东西知道得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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