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外地人（特别是南方人）今年3月下旬刚好待在北京，他就可能会见到一生都没有见过的两种自然现象：一个是“沙尘暴”：20日的北京仿佛是在火星，橘黄甚至橘红的天空风沙肆虐，所有的白灯和绿灯都开始发蓝光。而另一个就是“杨絮”：31日上午，白色絮状物体包裹成球到处翻滚，大的半径有2、3厘米，仿佛棉花加工厂刚刚爆炸，第二天，草地上就像刚下了一场雪。

   这两种自然现象对于一个适应呼吸正常空气的人来说，绝对是不折不扣灾难。而造成这两种灾难的原因，都和树有关，一个是因为在沙漠边缘和北京周围的风沙防护林种少了，另一个却是因为给绿化北京作出贡献的杨树因为天气转热而雌株飞絮。

   在北京以这种夸张的方式向人们报春的除了杨树，还有柳树。恰恰这两种用夸张方式报春的树是北京的主要树种，甚至是北京的骄傲。根据统计，北京平原地区一共有树1.2亿株，杨树和柳树占到了70％。这8千多万株杨柳是20多年前“平原植树”的时候种下的，当初之所以选择杨柳作为大批量植树树种，是因为考虑它们生长迅速，适合北京气候，栽种成活度高。

   当初“平原植树”时期，采用的是计划经济命令模式，整个植树计划都有政府控制，按照行政指令分配到各个单位，虽然工程浩大，效果明显，但也副作用很大。例如导致树种单一，而且由于环保研究不力，竟然种下了几千万株可以飘絮的杨柳，20年后长成大树，也就成为人们又爱又恨的对象。林业部门从1994年起就开始实施百万雄杨进京工程，逐步改造淘汰飞絮杨树品种。但目前杨柳树数量仍占绝对优势，每年的百万雄株毛白杨造林，只占当年平原植树的十分之一，雄杨进京数量少和树种更新速度慢是主要原因。

   北京目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通过科技的方法引进国外优秀品种，甚至直接施行“基因手术”。2001年开始陆续种植的两个新品种是84K杨树和110杨树，84年分别从韩国和意大利引进，后来经过了16年的适应性驯化，才通过林业部门的审定。审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这些国外品种在新的生态环境中产生未知的公害。今年正在接受生物安全检测的是不飞絮又抗虫的“转基因”杨树。目前只有20亩，预计明年才可能大面积培养种植。

   不过无论是引进国外品种或者本地树种转基因，栽种成本都相当高，在2005年前都无法完全取代目前几千万株雌杨柳。虽然植树是为了“环保”，但因为栽种管理模式的错误导致这样“环保中的环保问题”，需要花更多的成本去克服，而其中已经付出的健康代价，就更无法估计了。

   而有些城市对于这种“环保中的环保问题”采取的方式更让人痛心。南京也曾经有过类似的问题，法国梧桐曾经是南京的骄傲，虽然夏天南京是全国三大火炉之一，但是走在过去的中央路上，却是阴凉一片。不过，这样的林荫道已经不多见了。而市领导下令砍树的原因，一是因为城市建设的需要，另外就是因为三四月法国梧桐会落毛。为了解决“环保中的环保问题”，就干脆取消“环保”工程，这样脚痒砍脚的做法实在令人扼腕。的确，光秃秃的城市石林，没有落毛也没有树挡道，可是曾经绿色的南京却拥有了更加难以忍受的夏天。

   而国外大城市却很少发生这样的“环保中的环保”问题，也不会有出现这样违背民意的“砍树市长”。其原因就是整个城市的绿化并不是由政府通过行政指令和宏伟工程去完成，而是由私人去分别完成，其种植种类的选择多样化，不会发生类似“千万雌株”这样的重大失误。同时，环保运动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声音，相关的研究也相当发达，有专门的基金去解决类似上述的问题。即使公共土地的绿化，也完全通过公共决策去进行，实现要通过相当仔细的论证和决策听政，任何不妥都会被匡正甚至否决。

   小小的杨絮，却牵涉到环保模式问题。因此，在林业科学家研究“如何除掉杨絮”这样的“如何环保”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继续讨论“谁去环保”“为谁环保”等更本质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环保运动还没有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