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最近频繁的学者讨论和上书 安替

   最近突然学者们活跃起来，先是宪政派自由精英持续不断地提倡新政、讨论私产入宪，然后大好人茅老也宝刀未老地点拨时政，告诫大家不要对政府说过头话，政府也不要怕这些本质上忠于我大清的良臣善谏，最近甚至素来观点对立的自由派旗手秦晖竟然也和新左派汪晖、国情派温铁军达成了关于时局的最低共识，真是新朝新气象，各派中国知识精英竞相为新政开处方。

   当然也有时代的杂音，我的一个不入流的朋友（魔鬼教官）很没有修养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高强为张文康辩护之后，表扬新政是可耻的。”不过再联想到孙志刚案件的封闭式处理、新青年读书会被判、为上海拆迁户辩护律师泄漏国家机密被抓，我也实在不明白学者们乐的是哪门子观？

   不过，学者之所以和我们这些群众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善于脱离群众，人家苦苦学了那么年学问哪是对我们这些知识层次底的小民讲的。你丫懂什么叫超验之维吗？你丫绕的过来什么叫言论自由的相对性吗？你丫又怎么可能对三农问题做彻底的全局的历史的田野的学术的深刻调查呢？

   还是老外一句话说破。《纽约时报》在报道贺卫方三博士上书人大的时候，点明，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习惯于在体制内框架解决问题，这种给政府提建议但坚决不给政府添麻烦的想法已经成为当下广大知识分子的自觉认识。

   不过也有现实矛盾。虽然说中国学者平生所学就是为了让皇上能采纳，但好像目前上达意见的途径少了点。没有议会、没有政治组织、没有可以随便发言的媒体、没有随便上街的方法，连网路言路也被我清华大教授李希光和警察同志们联合管着，那怎么办？

   学者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本着不给政府添乱的精神，没有批评路少的现状，而是以其他的方法，把自己最心底的声音，传递给圣上。据我总结，有这样几种方法：

   第一、借助老外。清末的时候，《泰晤士报》记者的作用等同于新华社内参记者，现在《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信报》等等港台和外电媒体，在中国媒体不会说真话的时代，继续给中国政府提供真实声音，提供决策参考。要不是《时代》刊登老军医的信，就凭中央四台和凤凰那种“灭掉一切添乱来信”的精神，北京的sars疫情如何能迅速解决？

   第二、上书。农民上书叫越级上访，工人上书叫社会不安因素，都是违法行为。但知识分子上书，只要身份合法、立意良好，不但不会倒霉，反而会收到重用。上书也有很多上发，第一种是像那些老左一样，写一个万言书，在贵族之间传递；第二种是像康、樊那样，在海外媒体发表，然后出口转内销；第三种是像宪政派和茅老那样，架个网站，长期和上面苦口婆心。

   至于那些只会在BBS上发长帖的民间上书者，大半不入流，连斑竹这关都过不了，还想什么中南海？

   唉。可惜了了，我《联邦党人文集》白看了。看来那种对人民认认真真发言、希望和人民达成共识的美国式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是严重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原来我们大中国这十几亿人在中国大学者的眼中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蚂蚁，全民族的未来都被寄托在小小中南海的伟大新政上。

   让我们早晨每天用中英文大声齐喊，新政万岁，万岁，万万岁！

   他听见了，天啊，他听见了！泪水涌出了我们的眼眶，中国有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