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像我这样还没有出过国的人来说，阅读是我了解境外世界的最好方式，我的工作也要求我天天阅读外报外刊。不过这种对世界的了解是和亲身经历的人不一样的。就好象当我第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怎幺也没有想到，那幺多波澜壮阔运动的发生地、那幺多书籍和报刊的关注焦点竟然是如此安静和普通。

   　　因此我特别愿意去看那些在美国生活很长时间的中国人仔细地以国人的视角向我们解释美国是什幺样的国家。我比较喜欢的是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这三本书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人了解美国民主和法律制度的新经典。林达（丁林）女士在《读书》、《东方》、《南风窗》以及互联网上的一系列美国观察，都成为众多读者追读的范文。似乎她所有的段落都是向她的中国读者解释他们心中长期萦绕的美国谜团，使得身处中国的我们看她的文章常常会心一笑。

   　　同在《商务周刊》写专栏的朱伟一先生也在不停地解读美国，他关注的主要是美国的法律特别是商业方面的法律，诸多故事在他的笔下娓娓道来。按照朱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是在努力用律师的眼光看社会，从人文的角度写法律。他的文字文笔优美，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散文《革命的抒情慢板》应该当选最佳网络散文。他的这本《走过法律》也是他数年来关于美国法律的观察和随笔的合集，我看完后对美国相关的律师职业、侵权法规、商业法规有了更多的了解。

   　　不过更让我注意的是朱先生竟然是《妖魔化中国》的作者之一，该书第六章《美国是否在给自己制造一个敌人》就是他的作品。出于礼貌，我不便对那本中国民族主义圣经之一的书多加评论，我更愿意相信朱先生并不十分了解该书主编的意图，只是根据自己的专业对美国的一些现象做了自己的评论。

   　　朱先生19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考上了南京大学外文系，八十年代出国读书，获得哥大法学博士以及执业律师，最近几年在国内工作。历史在他的文字中也有深深的印记：中文典故大量引用文革话语（他就生活在那个时代）、英文典故喜欢引用莎士比亚（外文系专业所致），让我们这些文革末期出生的人常常不能体会他的幽默。也难怪，离开中国语境这幺多年，即使一个专业写者，要想弄清"中国读者"是谁还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何况朱先生这样一个法律工作者，在中文语境缺乏的同时又容易陷入专业的陷阱之中。

   　　这样我们就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本来我们期望作者带着国人视角观察窗外世界，可日子久了，作者本人对什幺是国人视角已经开始迷茫。以这本《走过法律》为例，虽然不乏出色文章，但也有一些文章一方面过度苛求美国法律缺陷，另一方面却对中国现状轻笔代过。毕竟中国读者们并不想做一个伟大的美国批评家，他们花钱买书的目的还是想明白到底哪一种道路是一个明晰的理想，至于美国是否能够更上一层楼，倒真的和处在"从人治走向法治"的中国人没太大关系。和林达非常明白自己的读者是谁不同，朱先生这样的"虚拟读者写作"可能是出于长期专业的自我审视，但如果给某些伪学者和政客利用，反而会成为敝帚自珍、为落后现状辩护的法宝。

   　　和一位搞文化批评的学者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从专业角度告诉我，一篇批评文章是否有意义，和其所倡导价值无关；但我却认为，在媒体社会中，这样的公众文章，其传播面越广，社会价值的重要性就越来越显着，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超过批评内容本身。这就是专业评论和专栏评论的分野，也就是要明白到底谁是读者。普通大众并不能解读一篇文章中隐而未发的特定语境，反而会因此产生误解；真正媒体时代的专栏作家应当清楚地让读者在他自己的语境里就能体会"窗外的风采"。

   　　这是我对朱先生善意的批评，也是对中国真正"专栏作家"的期望：要深入浅出，有所针对，不要自说自话。至于对那些无法和朱先生相比的生活派的"专栏作家"，我只有一个期望：不要装神弄鬼，中国读者已经过了最傻逼的时候了。

   (10/31/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