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替
   


   

   仿佛有些讽刺：在沉重的阅读和写作计划之下，我还是在这些天疯狂读了一些完全和新闻、政治无关的书。这些书其实都属于一个人开创的一门学科：赵元任、汉语音韵学。这种偷闲在两会报道的政治背景下，显得突兀，让我觉得读书如同作贼一样有罪恶快感。但偶然犯犯小错，想必也可以被原谅。
   
   我大学读的是计算机，毕业后我在一个小城工作，与世隔绝。偶然的机会我在庙里买到了《华严字母》，这是古代和尚为了学习梵语而用汉字标识的梵语（古印度语）字母表。这个没有多少文科生知道的东西却向我打开了美轮美奂的文科世界。我第一次知道，文化冲击可以带来的效果——华严字母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音韵“反切”之母，也是第一次知道，在唐代，佛陀（Fotuo）两字读“Boda”。
   
   我立刻明白，借助华严字母，可以倒推中国那个时候的汉字读音。后来竟然在小城书店买到了《广韵》。一次次地琢磨，一次次地倒推，让我这个完全外行的工科生对音韵学（古汉语语音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事实上已经掌握了音韵学的学科逻辑。后来又在没有教材和字典的情况下，通过藏语《邓小平文选》和藏语《唐诗三百首》倒推出藏语转写字母表（借助汉语姓名的翻译），继而在一句藏语都不会说的情况下做出藏语简单词汇表和主要句法。我记得我写出转写字母表的时候，我在锅炉房上的宿舍里，仰头大笑！
   
   也许很多人不理解我那个时候如此纯净的快乐。对，中古音系，高本汉早已经完成，你在大城市的大学完全可以在图书馆借到；藏语去民族学院，可以学习得很彻底，梵语金克木早就有成熟的课本。我的快乐在于，我在小城什么都没有，我只有华严字母、广韵、邓小平文选和唐诗三百首，我完全是凭着理工科的方法去处理这些非常枯燥的材料，迅速得出了和伟大前人一样的结论，这说明我是属于这个学科的。
   
   但是我后来看到了赵元任先生的传记，中断了我考古汉语方向研究生的梦想。他的才华真让人绝望，有他在，在中国搞语言学的人简直就没有自信活下去。和他比，大陆古汉语泰斗王力先生，只能得“勤奋”两字，不是能让理工生崇拜之人，而钱锺书更只是一个卖弄小聪明、记性好的人。但赵元任那种兼修文理、学贯中西的绝世奇才横在时空中，让我一下子就知道了自己的斤两，打消了在故纸堆里奉献青春的冲动。
   
   后来我就向现实、市场完全投降，最终走上最入世的新闻道路，从一个书呆子变成一个倾听时代脉搏的人。但每次看到音韵学、汉藏语言比较的书，我都买下来，认真地关注来自上古中国的一点点音讯。我的工作是24/7的只争朝夕，而我最喜欢的东西却是这数千年在缓慢变化的国音。
   
   上古中国，已经成为我的心灵家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做诗的情人已经不在，但中国最出色的学者们逐步考证出他当时是如此思念爱侣的：“glon glon s-hia gu, sleh gal die diu”（根据郑张尚芳拟音转成近似汉语拼音拼法）。
   
   两会只有一个多星期，红色中国才56年，我们也只活在历史的某一个小小段落。但是，河洲之鸟“glon-glon”的叫声，两千多年，也没有消失，依然通过人类的智力准确地还原了出来。面对这样清澈的永恒，当下的政治阴翳，又他妈算得了什么？
   
   西方人在乱世中坚守自己的道德，因为他们有头顶无限星空；中国人也会紧守良心底线，因为《诗经》时代纯净的心，到现在还在我们的胸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