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田文集：让我们以谦卑的心聆听“六四”的钟声

为了写这本书，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既有逃出死城北京的学生，89年六月份，在香港面对律师宣誓以后的证言；也有知名的学者在数年后的呕心沥血还原历史的记录；既有华人的文字，也有在中国讲学的西方学者的英文著述。有的资料全方位地描述了89民运的进程，有的只是局限于一个局部的特写，也有的只是一点零星的回忆，更多的是亲身经历的事实。虽然这些资料的写作者背景不同，在北京的经历不同，但正是各人不同的记录，给我描绘出了屠杀的共性：残忍，残忍，残忍！我相信，虽然我看了那么多的资料，但这些资料所涵盖的也只是被中共掩藏在帆布下的屠杀之一角。因为在这场牵扯到整个北京的屠杀中，逃离了中共暴政的人，显然只是一小部分，而愿意做证或者有这样的胆量的，又只是这一小部分中的一部分。所以，在中共惯用的白色恐怖专政下，必然掩藏了大量我们所不知道的恐怖事件。即使丁子霖教授的死难者名单也不过是屠杀的一部分而已。而大量无名无姓的人，就在那一夜之间，成了一个从来没有生存过的疑问。比如，在六四以后连续几天，天安门广场全部封闭。广场上浓烟滚滚，直升机频繁起降。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如果仅仅是清运所谓的垃圾，又有什么理由需要调动直升机，又有什么理由直接在中国的心脏焚烧而不是出动卡车运送到肮脏的垃圾场？而从我所接触的资料看，不止一处提到曾经有一个学校，因为部队把死难者的尸体掩埋在学校后面的坑里，引致恶臭，以致该学校向部队抗议。最后部队出动军车，将那些尸体运走了事。这些被掩埋的人是谁？谁关心过他们的身份呢？而这样的事例绝非少数。在资料里，同样有多人提到，当初军队把死难者的遗体，装进黑塑料袋，然后扔进蒙着帆布的军用卡车。这些卡车上的冤魂，被送往了何处？谁知道呢？

每一份资料的每一个屠杀见证都让我感慨万千。每当这样的时候，思绪就不由又回到了十五年前的广场。每一个死难者在我的眼里，都不仅仅是多少死亡人数中的一个，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生命。因为我很难说服自己：这些被屠杀的人，不是我曾经在天安门广场见过的、在红庙一起堵过军车的、在西长安街上呼喊过一样的口号的同学。但限于小说的篇幅，我不得不进行取舍。这个过程的痛楚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我的书写到最后，司马华和赵林离开广场时，看到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要为他死去的哥哥报仇。这是来源于香港学生的见证。根据同一个人的见证，这个孩子后来也死掉了。我当时非常想把这个镜头安排进我的书中，可惜我没有办法让司马华和赵林回头。他们踏上了必然的最后归宿。

之所以说，我是有罪的，就是在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联想到自己十五年来的作为，没有为那些死难者做过一丝一毫有益的事。虽然我不是靠六四吃饭的，即使出国，也是凭了自己个人的力量，与政治无关。但这并不是说，我就可以因此卸下自己的责任：理应尽微薄的力量，帮助那些死难者的家属。也许，普通的天安门学生有理由责问那些靠了六四的鲜血富贵荣华的领袖们的道德情操，但这样做并不能减轻我们自己的罪责：面对死难者未瞑的眼睛，我们十五年的遗忘就是一种罪恶。我深深地痛悔自己在中国的十年麻木。也就是这时候，我才明白自己不具备任何可以指责别人（除了暴君）的道德力量。这就是我为什么可以原谅柴玲原谅王丹原谅所有被打上了“自私”标签的学生领袖们的原因：如果我不首先以谦卑的心反省自己的罪，又有什么道义力量去谴责他人的自私（请注意：并不是说柴玲、王丹自私，只是一个比喻而已！）？

作为一个普通的天安门学生，我必须深深地忏悔自己的行为。因为在曾经十年的时间里，我虽然一直忘不掉那场屠杀，但我也没有为那场屠杀的牺牲者做过任何具体的帮助，比如照顾他们的家庭，或者哪怕写一份表示慰问的信。而特别地，因为私念作祟，我甚至顺应了共产党政权的分肥政策，自己的灵魂也一步步走向沉沦。逐渐地，从一个曾经单纯到为了一个虚幻的“国家”概念就可以抛头颅洒热血的正义青年，演变成一个为了一时的利益可以撒谎、为了贪图小便宜可以昧着良心说话的世俗小人。也逐渐地习惯于用公款报销自己的私人消费、习惯于在出差的时候开具大额旅馆发票报销、习惯于对下层工人的颐指气使、习惯于违心地迎合权势者的虚荣。虽然因为单位的科研性质，而没有贪污腐化的机会，但这些逐渐养成的恶劣品质，已经铸就了一个和六四精神背道而驰的卑劣人格。而正是这样的堕落，让我在第二次被共产党收押时，仅仅抵抗了两天，就完全地妥协、屈服了。虽然共产党警察对我家庭的搜查结果证明，那次逮捕是完全错误的（即使根据共产党自己的法律，当时我也是一个良民，没有接触任何的“非法”组织，甚至没有非分的想法），但正因为自己的沉沦，才使自己丧失了抵抗的勇气，而用一种世俗的妥协方法离开了囚室。今天，面对六四的亡灵，我必须忏悔这种妥协：因为那十年中，我完全地忘了六四的精神。

那么什么是六四的精神？根据我的理解，应该是：坦诚！宽容！团结！不畏强权！

在历史上的那一天，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以自己不怕牺牲的精神，将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凝聚成了团。到广场声援学生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们相互体让、他们无私地捐献自己的财物、他们克制着自己的愤怒以保持理性、他们真诚地诉说着自己的诉求而不再顾忌政府的录像机。在那一天，即使窃贼也不好意思靠损人利己的行为生活而贴出了“罢偷宣言”。那一天，证明了一点：中国人不是劣等民族中的蛆虫！

那么，又是什么玷污了六四精神，又是什么让那天充满希望的中华民族恢复到了今天这样死气沉沉的本性？难道仅仅是坦克的履带、枪膛里的子弹？不！让我们民族显示了整体劣根性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怯懦、自私和冷漠！

我自己在六四后的十年沉沦史，正是对六四精神背叛的历史。即使有人说，这也是整个中国的历史，但这也不是可以自我原谅的理由。恰恰相反，就在天安门学生们沉沦的时候，就在天安门领袖们的名声不佳的时候，却是年过半百的天安门母亲，肩负起了“后六四时期”的沉重责任：挖掘死难者的尸骨，为他们雕刻高尚者墓志铭。

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措：她们以非暴力的形式，在暴政中国残存的道德缝隙中发掘出了一片足以安息亡灵的天地。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件创举的另一个意义在于：第一次在恐怖威胁中，记录下死难者名录。

面对天安门母亲，沉沦的我无话可说。与他们十五年坚定的信念相比，我的觉悟不仅太晚，而且是出于被暴政者冤屈的怨恨；与他们十五年顽强的抗争相比，我的写作也只是躲到海外后的一声无奈叹息。

在十五年后的这一天，当海内外的华人共同纪念六四的时候，我却愿意用沉默表达我的哀思，因为我没有勇气让死难者听到我的声音，我不知道他们还是否能够分辨出这就是那个曾经和他们一起吃睡在天安门广场的同学。我希望每一个天安门学生都不要推卸自己的责任：因为早在十五年前，曾经跟我们一同生活在广场的同学们就以大无畏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文明的榜样——诚实、勇敢的人！

根据我看到的见证资料，我相信每一位死难者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所面对的不仅是暴政的枪口，还有自己的良心，因为绝大多数的牺牲都是在知道屠杀开始以后自觉自愿的情况下发生的。在长安街上（《天安门情人》里只写了西长安街，真实的情况是东西同时发生了同样的悲剧），英勇的北京市民和无畏的天安门学生是在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的情况下，挽起了手臂，冲向死亡的！我相信，在那一刻，他们忘记了对死亡的恐惧而不是出于勇敢而故意寻找死亡的机会。但，这依然不可否定那些死难者都有一颗勇敢的心。

面对烈士们的血迹，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低下自己的头颅，因为就在屠杀的第二天，我们整个的民族就屈服了，我们甚至不敢收敛死难者的遗骸，而听凭他们被耻辱地装进黑色的塑料袋，扔进了卡车。我记得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里曾经描述过日本人就是用卡车装运饥馑而亡的北京难民的，我们曾经为此而深深地痛恨过小日本。而当我们“自己”的军队用“中国制造”的枪炮屠杀了“中国”同胞以后，再用“中国制造”的卡车运载尸体的时候，我选择了沉默，天安门学生们选择了沉默，整个民族选择了沉默。我，你，他，一个个自以为是的、或是因为被关押了几年大牢、或是因为被收容审查了几次就满腹委屈的中国人，还有什么脸面抗议其他民族对我们的蔑视？我们当初的怯懦，不仅是对死难者生命尊严的蔑视，也是对自己存在的蔑视。是的，我们可以找出无数的理由为自己开脱，我也不反对在屠杀后的沉默。但同样是沉默，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以后几个月，就有一个学生在广场自焚。然后，是全城人民抬棺游行，整个游行队伍寂寞无声。而我们，是对军队在“错误”地点掩埋尸体的抗议，然后听任他们把那些尸体挖出来，扔进卡车拉走（这是发生在一所中学的真实事例）。

亚历山大大帝曾说过：在抵抗中生存和用死亡抵抗同样尊严。在人类历史上，六四后这样的残暴事件并不是第一次，但像我们这样没有尊严地活着的，却很难找到第二个例证。即使在暴政下，也有高尚者的笑容。我们的选择，正是整个民族价值取向的结果；而由我们的选择带来的结果，又演化出了今天整个民族都必须吞咽的苦果：道德沦丧、重利轻义、投机取巧。在六四以后，我们忘记了正义、忘记了死难者的悲惨命运、忘记了他们家庭的苦难。我们以为可以聪明地闭上眼睛，于是世界也就在我的面前消失。这种小聪明正好被暴君所利用。当我们试图睁眼看看现实的时候，我们已经被绑在了肮脏的粪车上，我们沾染了一身的臭气，虽然那是铜的气味。

六四的镇压，绝不仅仅是灭绝人性的屠杀。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性也绝不仅仅是认清了一个政权的本质那么简单。这是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扼杀。从这一天起，中国除了暴君，和天安门母亲那样的抗争者，只剩下了如我一样的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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