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高跟鞋嗒嗒地响，是赵林的。但一个护士打开房门，手里拿着另一份报告给我。我匆匆地看了看那份报告，感觉到自己的本能对于这种差事的厌倦。但这是我赖以活命的饭碗，我没有厌倦的理由。很快把那个护士打发走，我掩好房门。
   老爷吒一直盯着我看，严肃得如同罗丹雕塑“沉思者”时的工作态度。我又翻开了他的病历，看我写的诊疗措施：应用Docetaxel-cisplatin-5-FU (DCF)联合治疗方案，进行每周一次的化疗。
   这是我最近几天查阅了大量文献和互联网资料以后，得出的针对他病情的最好化疗措施。这个方案是最近才由休斯敦的Anderson 癌症中心提出来的，根据他们临床病理治疗资料介绍，可以延长患者中位生存期20％，并且使晚期胃癌患者一年生存率达到44%。昨天，我还专门为此打电话过去，请教了W. Moiseyenko教授，确认他们的研究成果。
   除此之外，我还准备了一个中医的治疗方案。因为这超出了我们医院的工作范围，所以，不可以在医院讨论。我准备到餐馆里和他见面时再讲。昨天我还顾虑怎样和他讨论这个问题，今天既然他自己表明已经知道了真相，一切就变得容易许多。
   我清了清嗓子，决定跳过历史的谜团，先跟他讨论治疗方案。当然，一般情况下，病人没有多少选择的自由。这毕竟是专业领域。

   这时候，老爷吒开口了。
   “这么说，你是故意来这个小镇的？”他的眼睛象刀，恨不得削光我的皮肉，看穿我。
   “可以这样说，但也不能够说完全是故意。”
   他并不相信，我看得出来。
   “我早就知道你在温哥华，但我并不知道你在这个镇上。当我厌倦了堪萨斯的内陆气候以后，我决定搬迁到沿海城市居住。我有许多选择，这是我一生中挑选余地最大的一次。这个小镇给我的条件可以说是最差的。即使同样薪水，加币换算成美元也要损失一大块。我选择来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离温哥华非常近。”
   “但你并没有找我，你应该知道我工作的大学。”
   “您不是相信缘分吗？我也是。如果去找您，我也不会等到今天，我并不缺一张往返机票的钱。
   其实，我一直很犹豫是否应该为了自己忘不掉的记忆去打搅别人的生活。虽然我相信，您应该如我一样地忘不掉那个城市曾经燃烧的激情，但我还是犹豫。这是我的本性，就象当初，我对于她的追求。另一方面，我也想到，人总是会变的。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是高山流水也有风化枯竭的时候。
   我刚到美国时，认识了很多朋友，他们见了我就哭，为那曾经的国殇。后来，就变了，渐渐地。我感觉到那样的过程，和青山化作沙漠一样地缓慢而不可逆转。到了今天，当我再和他们提到当初的梦时，他们让我感觉自己象是一个傻瓜。这时，我才知道，他们曾经的泪水只不过是为了换回一张血色的绿卡，因为他们已经不愿意承认曾经也有过热情涌动的时候。
   除了这一点，我还担心，您会不愿意提起过去的创伤。我可以理解。我曾经接触过一个病人，有人告诉我，在‘文革’时，他坐过死囚牢，临枪毙的前一天，才被改判。在堪萨斯，他一个人活着，没有一个亲人。他从来不提‘文革’。后来他得了肝癌。他不懂英语，只有找我。我相信那是他最无奈的选择。我给了他最好的治疗。但当我稍微试探问他的‘文革’经历时，他就离开了我的诊所。”
   “伤痛至极，就是沉默。”
   “您说的对。沉默是金。我找遍了堪萨斯中餐馆，他还在打工。我再也没有问他除了健康以外任何事。”
   我走过去，打开窗户，一阵猛烈的风吹进来，卷走了一张白纸。那纸舞动着，在空中挣扎，似乎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扭曲它的躯体。
   我的头发让猛烈的风吹得呼啦啦地相互拍打。我并不管它，只指着那张越来越远的纸，对老爷咤说：“后来他死了，自杀。没有遗书，没有亲人送别。他带走了一个永远的迷团。我尊重他的选择，既然他曾经毫无选择地面对过死亡。我和餐馆老板安葬了他。那个老板告诉我，他在自杀前一天，请他帮忙汇了一大笔钱回中国。”
   那张纸不见了，在它飞舞而去的方向是一只黑色的鸟振翅翱翔。海风狂啸，我却依然可以分辨得出它的凄厉呜鸣。
   “他的葬礼，简单的只有两个人。我原来是想请个牧师安息他的灵魂，但在最后一刻，放弃了。我相信死后的魂灵应该是自由的鸟，无需现世的人，提着它乱跑。当我把第一掀泥土撒在他棺木上时，我体会到了一种变化，在我的血液里流淌，直到我的心脏。
   我曾经是个缄默寡言的人。但那一天以后，我给那个城市里每一个认识的中国人打电话，告诉他们一个曾经带了脚镣等死的中国囚徒自杀的消息。他们很惊讶，惊讶我的激动而不是他的死亡。许多人说，这样心理素质的人来美国干嘛呢。哈哈！我只有笑。
   一连几个星期，不再有中国人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party；不再有人来电话告诉我，他们刚从大陆带来了许多盗版录象。几个星期过去了，他们又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开始试探地邀请我一起去casino，或是三缺一的麻将。他们忘了一切！但我厌倦了那个城市的气候。”
   老爷吒突然地笑起来，他的笑声几乎盖住了窗外大海的咆哮：“想不到，还有你这样的人。”
   “我怎么啦？”
   “知道布拉格之春吗？”
   我当然知道，发生在我出生那一年的悲剧。前苏联坦克肆无忌惮地蹂躏了捷克人民渴望自由的呼声。
   “我想你也应该知道米兰•昆德拉。”
   我恰恰不知道他。
   “一个经历了布拉格之春，后移居法国的捷克作家。他曾经描述过布拉格之春后的姑娘，为了能够挤到月票就会咒骂她前面的男孩，虽然在抗议苏联人入侵的那天，他还给她递过水。那些年轻人们照样快乐地在苏军坦克下生活。
   你对于今天的同胞，是不是要求的太高了呢？我们中国人历史中，遗留了太多不健康的东西。我们讲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样一种纯而又纯的道德境界。其实，用这样的境界要求平常人，实在是太高看了人性。这一点，就是我们和西方文化不同的地方。
   我们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不停地用伦理说教，以使人性保持原始的善。我们不敢正视人的复杂性，就在于追究下去必然会归结到高高在上的皇帝身上。而西方文化由古希腊文明延续下来，承认人性多样复杂。古希腊神话了充斥了大量对真实人性的反应，嫉妒、仇恨、猜疑甚至乱伦。他们的神话是真实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正因为他们认识到人性恶的一面，所以他们制定制度抑制它。
   孔子的《论语•述而》里有一句话：‘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中既有‘忠’也有‘信’更有‘行’。而在‘忠’这个问题上，孔子的学生曾子更是开宗明义：‘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是既‘忠’且‘恕’。朱熹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应该说是很准确的。但到了文化继承时，我们片面地强调‘忠’，而忘了‘恕’。这当然出于皇权统治的需要，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种影响却融进了我们的血液，成了我们评判人的一个标准。
   在这一点上，我欣赏亚历山大大帝的名言：在抵抗中生存和用死亡抵抗同样尊严。”
   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根本就不像是晚期胃癌患者。我知道，理论上我永远也别想击败他。他的话听起来都是道理。但是你会忘掉那场悲剧？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在你的餐桌上摆着空的碗筷？
   记忆与尊严是两回事。有尊严地生存，并不是以忘却为代价的。就是布拉格，在苏军入侵几个月以后的1969年，一个18岁学生点火自焚，又引发了一场全捷克大游行。游行队伍没有口号，没有哭泣，只有沉默！那是一个民族，自发地为曾经短暂的春天送葬。
   但是老爷吒不听我的解释，他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