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寒冷的夜晚使我缩手缩脚，影响了我的文思，但这种影响不一定是致命的。首先是因为我有一种强烈的表达欲望，这是我写作的首要条件。记得我写长诗《昏暗 我一生的主题》，那也是在冬夜，88年年底的时候。最初的一千多行草稿几乎是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写出来的。这种状况虽然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在这部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情绪一直在我的生活中延续了七、八年之久。那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刻，以后我再也没有获得过这样一种充沛的对于表达的喷涌状态。这一时期对我来说是如此宝贵，以至于我后来的人生道路无不打上了这一时期的烙印，而且仍在对我继续发挥着影响。
   这部诗后来我至少写了十遍，最终形成了目前这个样子。它是我的人格趋于稳定的见证，通过长达七、八年不断地重复写这同一首诗，我获得了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得到的对于生活的体验和见解，我成为了一个“诗人”。
   我一直比较怀疑所谓写诗是在“吃苦”那种说法，这是所有伪诗人缺乏才赋的“矫情”。我无数次体验到当我写完一首诗的时候，哪怕是一个短句，我都感到一种被释放后的轻松感，这时候我就有一种“活着就很美好”的感觉。如果世俗的美好仅仅是一种形而下的欲望满足，那我宁可一千次“吃苦”——吃写诗之“苦”。
   但我也必须承认，当不得不让“文体”成为我的中心关注的时候，写作就成了一桩苦事了。但我总是尽量避免这样的写作。

   
   2.
   写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通过写作来感受生活，这使我有机会更多地感受到生活的“诗意”。但这还不是写作的全部意义，写作还使我们通过它而和存在(也即“道”)保持了一种实在的关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也是悟道。
   写作也许是另一个可能的通道，它使我们有可能达到人性的“不可知”。
   
   3.
   在我的少年时代，诗人是让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一种人物，但我最终成为一个诗人却是偶然的。如果没有八十年代这样一个文学背景，更确切地说，如果我没有这样一群写诗的朋友，那么我作为一个诗人的潜在可能性也许就不会被催发出来。严格地说来(至少我是这样认为)，没有一个人必然地要成为一个艺术家。当我意识到我现在是一个诗人的时候，我更多地想到的是我该怎样做一个“人”！而我所有的诗歌作品都是在表达着、描述着“这一个人”，他的内心世界的图景和他的内心世界的结构。我的诗歌理想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写作方式给出一个有关“这一个人”的精神报告。这就是我总是对那种所谓“诗到语言为止”的梦呓式的胡言乱语给以轻蔑的地方。这种诗学的一个可能的结果不过是在这个充满环境危机的时代里再添加一点语言垃圾而已。
   有过一段时间我热衷于记录梦，但这最终没有影响到我对现实的判断。由于我对于梦的关注，使我在现实面前更加具有了某种“灵感的敏捷”。其实，梦同样也是我们的另一种现实。由于对梦的关注，使我对于人性的视野拓展了。92年以前，我连续记录了几百个梦，其中有些梦极富命运的演示意味，《梦海幽光录》就是基于这些梦而形成的一个独特的文本，从中人们可以观察到梦是如何与一个人的现实相呼应，它那看似怪诞的意象组合又是如何更“逻缉地”显示了命运的绝对性质。
   
   4.
   我无法从某个一般命题出发来谈论我的人生感受。如果要问到什么是我的地狱状态的话，我大概只好说这就是生活本身(啊，生活总是让我们感到喜忧参半)。其实，写作已经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所体验到的某个“狂喜”的瞬间，并不是来自那种未经提炼的生活，而是写作这样一种行为使我进入的某种“入定”。只是在这个时刻，生命的庄严和它的不可替代性才使我感受到生命的神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种神秘的使命感在我的心里油然而生。
   那么，又怎能设想当你被视为一个固定物或一个标签的时候，你怎么会不感到沮丧？！如果要说有着某种地狱状态的话，我同意这就是我的地狱。
   
   5.
   我至少有一年以上的时间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写作了，这并不是因为写作生命的衰竭，而是迫于现实的压力作出的无奈选择。但是，写作仍然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事业，我最重要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我不甘心，我仍要继续写下去。
   （199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