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歌文集：纽约摆摊记

　　时间长了，我家的车库里几乎每个角落放的都是雨伞。大的，小的，长的，短的，既有可以折叠的红红绿绿的各种式样的旅行伞，又有００７经常使用的琥珀色长柄弯把，一派英国绅士风度的大黑伞。再看产地，从台湾，大陆，一直到韩国，墨西哥，巴西出的全都有——朋友们见了，没有一个不奇怪地问我，“你收集这么多的雨伞干什么？它们一不能增值，二不能观赏，你难道不能收藏些别的更有意义的东西吗？”

　　我听了多是笑而不答，他们哪里会知道，我和雨伞之间有著一种特殊的情感。对于我来说，它们岂止是一些普通的雨伞？它们代表著我的人生旅途中一段刻骨铭心的特殊经历。在那些曼哈顿街头的小贩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二十多年前刚到美国时自己的身影——

　　（二）无费留学生

　　这要从头说起了。我当年和绝大部分的“自费”留美学生一样，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无费”留学生，不像如今的一些来自中国的大小留学生，腰缠万贯不说，连英文都还讲不清楚就敢用大把的现款在高级住宅区狂买豪宅新车。永远也忘不了的是，我第一次在肯尼迪机场走下中国民航的飞机的那天晚上，口袋里只有三十美元，甚至还不够付从机场到曼哈顿的车钱，机票和第一学期的学费也都是先由亲戚垫付的。那种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就立刻面临的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恐怕是那些拿了国内贪官父母搜刮来的不义之财，一到海外就大肆挥霍的年轻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的。就连普通人的观念现在也大不一样了。前两年和国内的一位打算来美留学的子侄辈谈起我留美生活的艰辛，他迟疑了好一会才说道，“真地会有这么辛苦？看来我要好好考虑一下再决定去不去了。”

　　来美之前，纽约的亲戚已经为我在布鲁克林的一家中餐馆找好了一份收拾盘碗的工作。第一天晚上在曼哈顿的下东城贫民区里草草安顿好住处，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上工了。因为不会坐地铁，问不清更看不明，加上根本连时差都还没有转过来，我晕头转向地在那迷宫似的地下折腾了好半天。本来只有半个多小时的路程，我足足花了三个多小时最后才总算找到了那家餐厅。手忙脚乱地干了两天，由于收入和付出的艰苦劳动不成比例，我就自己看广告找到了一家中文报社去当见习打字员，好处是可以边干边学，报社按字数算钱。谁知到了上班之后才发现，出国之前临时抱佛脚学的那一点打字技术此时完全用不上，因为这里的中文打字机用的全是台湾出的繁体字盘，排列方式也和国内的简体字盘迥然不同，我这才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文化差异。当然，那时候连电脑打字的影子也还没有呢。

　　幸亏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台湾来的技术纯熟，又非常热心的打字员王小姐。每当我急得满头大汗，还是找不到字的时候就要不停地向她请教，她总是停下来不厌其烦地帮助我。就这样我还是一上午也打不出一两千字，收入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勉勉强强干了两三个月，因为报酬实在太低，加上拼命为报社写稿翻译还是无法维持生活，一想到下一学期的一千多元学费马上就要交了，我的头就大了，更别提又要还债，又要维持生活，没办法，我只好另谋出路了。至今一遇到向我求助的人，我就会想起那位乐于助人的女打字员王小姐灿烂的笑容，也总是竭尽所能地像她一样伸出援手。

　　连连试了好几个工作都干不长久，不是工作时间无法和上课时间配合，就是老板太刁蛮刻薄。那些中国餐厅和各种小店的老板们知道你是留学生打的又是黑工，就故意把工钱压到最低，还不时让你加班。可是等到了月底你一问加班的工钱，老板的脸色立刻就变了，结局自然也就不用说了。记得有一次愤愤地离开了一家时代广场上的杂货店的工作，我心里忽然第一次想到，当年在文革中看到那些资本家被斗时还在心里暗暗地为他们喊冤，现在看起来真是不应该同情他们。这样赤裸裸地无耻压榨，剥削无助的工友们，的确是太残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啊。

　　此外，我还明白了一个道理，当一个人经济上不能独立的时候，民主也帮不上多少忙。

　　多年以后一位好朋友劝我和他一起投资开店，我想也没想就一口回绝了。明明是天时地利人和都挺合适，几乎肯定会赚钱的生意，我却不肯干。他很奇怪，一定要问我真正的原因。我借用林肯的话说，“因为我不愿意做奴隶，所以我也不愿做奴隶主。”他大愕，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三）无奈下海

　　各种帐单不停地像雪花一样地飘来，那些可怕的债务依然如同黑压压的大山似地压在我的头上。尽管努力挣扎，可我还是陷入了一个跳不出来的怪圈里而一筹莫展：不上学无法维持学生身份，不打工无法维持生活，结果常常是两头都顾不上。没办法，只好采取“曲线救国”的方针，一方面四处拼命打工，保证每学期学费照交不误，然后能不去上课就不去，去了也时常在课堂上打瞌睡。有一次一位熟悉的老师问我一门课我是否真的有必要一修再修，我无法直接回答，只好顾左右而言它。还有一次一位颇严厉的女教授看到我经常在座位上打瞌睡，不客气地问是否我是否对她的课没有兴趣，我只好十分尴尬地依实相告，她满脸疑惑，却也没有再说什么。

　　这样拖下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到了最后，眼看就要山穷水尽的时候，多亏一位温州来的亲戚帮了我的大忙。她和许多温州同乡一样，每一根血管里都流淌著经商的血液。她特别刻苦耐劳，勤奋而又精明，我从她的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最重要的就是学会了摆地摊。也正因了她的指点，我不但知道了最合适的批发店的地址，也懂得了要随季节和市场不同而更换商品，慢慢地竟然还学会了和客人讨价还价的生意经——至今想起来还真有些让我哭笑不得。

　　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提著一个大纸箱做临时的柜台，四处打游击，摆摊的地方大多是在曼哈顿十分热闹的十四街一带，或者是中城外地游客最多的四十二街和百老汇大道交汇处的时代广场。有时候我和伙伴们再向南一直跑到摩天大楼林立的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反正哪里热闹就去哪里摆摊，什么赚钱就卖什么。既不用看老板的脸色，又不用交税，时间又可以任由自己掌握——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自由贸易的好处，更没想到这一下海竟一发不可收拾。摆地摊除了使我得以逐渐还清了各种债务，还让我接触到了不少社会最底层的三教九流各种人物，从而眼界大开。

　　（四）还是资本主义好

　　最初的时候我只会卖各种太阳眼镜。记得那时候刚刚开始流行台湾出产的式样新颖的折叠式墨镜，既便宜又实用，放在一个精致的塑胶套子里，很受人们喜爱。当时批发来的墨镜４美元一副，转手我就在华尔街上卖到８元一副，利润高达百分之百！简直是暴利了！眼看着好几打眼镜转眼就卖光了，我的脸上笑开了花，不由地在心里连连地大声赞叹，“还是资本主义好！”

　　可惜好景不长，见到墨镜有利可图，卖的人很快就多了起来，小贩们之间的竞争自然也越来越激烈，更讨厌的是街头的警察开始干预了。好在那时候的警察还比较文明，只没收摆出来的货物，不会搜身，更不会抓人，因此我天天穿一件旧西装，为的是它的口袋特别的多，又特别的大。

　　我曾经专门给自己照了一张相做为纪念。背后是雄伟无比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厦，面前则是那个二尺见方的破纸箱，上面自然摆满了我赖以谋生的各式墨镜。至于我身上的“制服”，当然还是那一身口袋里全塞的鼓囊囊的灰色旧西装了。就这样，我的小小的最原始的资本积累和最有代表性的世界金融中心巨头相映成趣，也许，若干年后，这张照片会成为更有意义的纪念品罢。

　　为了节省回去取货的时间，又不容易被巡逻的警察发现没收，我常常要把装有不少货物的棕色牛皮大纸袋藏到路边停著的汽车下面。这一来我一边卖货一边还要频频回头察看，生怕车主人把车开走时无意中压碎我的货物，或者被到处都是的小偷悄悄地提走。纽约这样国际性的大都会街头如同莽莽的热带丛林一样，林子大了，什么毒蛇猛兽都有。摆地摊除了小心小偷流氓，还要提防各种骗子。那时候最怕收进来假钞。收了一张百元的假钞，一天的血汗就算毁了，可是有时忙起来的时候，又实在顾不上细看。最可恨的要算是遇到假的便衣警察了。我在中城的中国银行对面的马路上摆摊时就遇到了一次。因为是刚刚开始摆摊不久，对街头生活还不熟悉，一下子被那个假警察的证章唬住了，我还没反应过来，摆在面前的一纸箱上面的几十块电子表被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收”了。

　　身处车水马龙的百老汇闹市街头，又在华尔街众多的国际银行摩天大厦的阴影之下，我学会了努力紧跟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不断地更新货物。面前的小摊上，我也从各式花花绿绿的男女电子手表，一直卖到了精巧的能跑会拐弯还能打开车门的各种各样的仿真玩具小汽车。说起来难以令人相信，附近那些大银行的高级白领们常常在午餐时间挤满在我的摊前选购。衣冠楚楚的男男女女们，有时还有鬓发皆白，走起路来神气地挺胸凸肚的银行家夹杂其中，几乎人手一车，就在人行道上和街心公园里纷纷玩了个不亦乐乎！也许他们的工作压力太大了，正好需要这样简单的乐趣来放松一下吧。

　　（五）同是天涯沦落人

　　时间长了，在一起摆摊的同伴之中我也有了几个好朋友。

　　来自北京的自费生小蔡和我很谈得来。有一次我们一起骑自行车去批发店取货。回来的时候正是最热的中午时分，火辣辣的大太阳烤得人昏头胀脑的，连柏油马路都被太阳晒软了。我们两人都是汗如雨下，为了省钱，又舍不得买汽水喝，乱糟糟的百老汇大街上一时又找不到水龙头，偏偏那天因为天气好，他和我急于赶到华尔街卖货，所以越骑越快。刚过纽约大学，突然间他一头栽下车来，把我和周围的人全都吓了一大跳。我急忙跳下车来，发现他虽然伤势不算太重，可是被摔得满脸是血，眼镜也断成了几截。当时我的心里一阵说不出的难过——国内的亲友只知道羡慕我们出国留学镀金，他们哪里能体会到我们这样辛酸生活的万一？就是说了，谁又会相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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