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久前的一个暴风雪之夜，在曼哈顿的一座高层公寓里我和几个老朋友围炉小酌。酒意正浓的时候，主人拿起了电话。不到二十分钟之后，一个全身披满了雪花，汗流满面的大概是福建人的年轻同胞出现在门口，手里提着两个沉重的印有“湖南园”的塑料袋。转眼之间，不但五六盘热气腾腾发出诱人香味的湖南菜四川菜摆在了大家面前的餐桌上，而且汤饭调料餐巾纸菜单一应俱全，其中还有好几个杏黄色的签语饼。

   　　接过主人给的饭钱和小费，那个年轻人道谢之后转身就走，我追到门外面又把口袋里所能找得到的零钱都给了他。听着那个年轻人沉重的脚步声在楼梯尽头渐去渐远，已有了四五分醉意的我回到席上，随手掰开面前的一个签语饼，一张白色的小纸条掉了出来。纸条上面是这样的一句话：你长期以来的愿望就要实现了，而且你是一个懂得珍惜它的人。

   　　我愣住了。真的是这样吗？我长期以来的愿望实现了吗？我又真地懂得珍惜它吗？我不由地一再追问自己。还没有理出个头绪来，坐在对面的主人老王又向我和其它的人伸出了酒杯。大家碰杯，干杯，再碰杯，再干杯……终于几个朋友都支持不住了，一个个歪歪斜斜地或头靠在椅背上，或伏在桌子上昏昏欲睡，坐在我旁边的老张干脆滑到了桌子下面的地毯上发出了震耳的呼噜声。奇怪的是到了这个时候我反而渐渐清醒了过来，而签语纸条上的那一句话，更是一直不断地在我的耳边响起……

   　　什么是我长期以来的愿望呢？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曾经有过好长的一段时期，我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像现在一样，晚上该用餐的时候能够和家人朋友一起坐在温暖舒适的房间里，好好享用一顿丰盛的晚餐，而且菜是由别人送来的，不再是我。

   　　经过了多少年的苦斗，终于我也和许多留学生一样拿到了学位，有了稳定的工作，也成了美国人。如今只要高兴，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像现在一样坐在自己或朋友家中明亮的餐厅里，拿起电话向附近的中餐馆叫菜，然后尽情地享用。不必自己动手，更不必自己动腿，可是我还记得当年的那个强烈的愿望吗？我真地懂得珍惜已经到手的这一切吗？我再一次自问。

   　　醉眼朦胧中望着窗子外面纷纷扬扬的大雪，我的眼前不时晃动着刚才那个年轻人的身影，而思绪也不由地随着飘飘的雪花，回到了自己刚到美国不久的日子里……

   　　　　　　　　　　　　　　　　　（二）

   　　曼哈顿１４街靠近联合广场的地方有一家叫做“蓝寳石”的中餐厅，里面布置的有精致的“小桥流水”，舞池酒吧，算得上一个优雅的去处。不但餐厅里的客人多，打电话来叫外卖的也不少，特别是在天气不好或者周末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整整送了六个月的外卖。

   　　有许多个白天黑夜，我就和刚刚离去的那个年轻人一样顶风冒雪，浑身里外全被雨水，汗水湿透，在常常没有电梯的旧公寓大楼里气喘吁吁地爬上爬下，把一袋袋蒸炒煎炸好的中国饭菜送到客人的家门口。那时候我的手里提的也是和这个年轻人几乎一样的塑料袋，只是上面印的是“蓝宝石”罢了。风里来，雨里去，历经寒暑，我骑着脚踏车奔波在灯红酒绿的百老汇一带的街头。近的客人家在三五条街之内，远的多达十几个街口。每天疲于奔命，长途跋涉，只为了微薄的一两元的小费，有时甚至只有２５美分的一枚硬币。

   　　可怕的还不只是辛苦。那时候我一边拼命在车水马龙中见缝插针地赶路，一边还时时要担心前方的楼宇中是否暗藏有匪徒打劫。老板不管别的，只要你尽快把食物送到客人家里。你送去得慢了，客人打电话来抱怨，你的工作也就丢了，因此必须争分夺秒，哪里还顾得上甚么交通规则？经常有同伴被汽车撞伤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说纽约街头横冲直撞的出租车是黄色的经常要吃人的老虎的话，大都会的热带丛林里还有的是更多隐藏起来的毒蛇猛兽，尤其是在哈林等贫民区里。

   　　我的一个同学小广东被伪装成顾客的劫匪抢走了所有的食物不说，连脚踏车也被劫走了。幸好他除了鼻子被铁链打伤流了一些血之外，至少身体上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他又是不幸的，因为丢掉了店里的脚踏车，他也失去了工作。

   　　不必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赚取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用，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那个遥远的美国梦。

   　　我也曾遇到过强盗。

   　　那是一个湿淋淋的秋夜，外卖的订单特别地多。我紧赶慢赶，匆匆冲到联合广场东边的一栋公寓大楼门前的时候，手里还剩有两份外卖，其中一份是在三个街口之外。我按响了大门外边的对讲机，楼上的顾客听到是我就按动电钮，楼下的大门门锁打开了。我推门进去，身后面不知道何时贴上来了一个年轻的黑人，他紧随我走进了大厅。我本能地觉得有些不对劲，可是等电梯的时候他却也没有任何行动，自顾自地四面打量着大厅里的装饰，嘴里还不停地吹着口哨。

   　　电梯终于来了。我快步走进电梯，那个黑人却突然伸出右脚挡住了电梯的门，好半天电梯无法开动。我一看那大厅里空荡荡的，一个人影也没有，不由地心中暗叫不好，可又不敢大声呼救。他的右手一直插在夹克兜里，那里面看起来又鼓鼓的，似乎是武器。奇怪的是他直直地看着我，半天竟没发一语。

   　　“你一定是想要钱吧？”我稍微镇定了下来，强压住心跳说道，“等我把食物送上去，回来再把钱给你，好吗？”

   　　“你真地没有钱？”他有些不相信。

   　　“你看，这里是两家的外卖，我要等送上去才会有钱。这样吧，你在下面等着，我一下来就把钱给你。”我说道。

   　　他想了好一会儿，终于点头说道，“ＯＫ．”同时抽回了那只一直挡住电梯门的右脚。

   　　电梯终于到了六楼，我飞快地冲到客人门口按响了门铃。出来开门的是一个高个子的白人男子。还没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把经过说完，他已经回身抄起一把铁锤，又朝屋里大喊了一声，“赶快报警！”然后和我一起从楼梯冲了下去。

   　　我们急急赶到大厅里，那里早已空无一人，只有电梯前面光滑的水磨石地面上留有几个湿脚印。等到我和他一起回到楼上拿了钱第二次下来的时候，大门外红色的警灯闪烁，紧跟着又有几辆警车呼啸而至，可是已经太晚了。

   　　这一次我遇到的大概只是一个“业余”强盗。虽然如此，事后想起来还真有些后怕。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看到报纸电视上出现一次又一次中餐厅外卖郎惨遭劫杀或者受伤的消息，我的心里都会好几天不能平静下来，深深地为那些仍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的同胞们感到悲哀，而当年联合广场上的那一幕又会浮上了我的心头。

   　　　　　　　　　　　　　　　　　（三）

   　　离开了蓝宝石以后，我又来到了中城另一家叫做“湘园”的中餐厅里送外卖。这是一家家庭式的小餐厅，老板是上海人，兼做大厨。大概自己也是辛苦出身的缘故，他不但不像大部分中餐厅的老板那样刻薄粗鲁，开饭时还常慷慨地烧出许多海鲜之类的大菜给员工们吃。这还不算，老板娘平日在衣厂干活，一有空就来店里帮忙，从不罗嗦我们，更没有一般小老板娘的架子。他们的两个分别在上高中和医科大学的儿女也在学校放假时常来店里打工。典型的一个勤奋向上的中国移民家庭，至今令我感佩不已。

   　　我刚去的时候，店里收银的是一位香港小姐简妮，女侍是一位来自台湾的玛丽，我来自大陆，三个人的背景恰好成了两岸三地的缩影。老板不懂英文，又只顾带着一个徒弟在后面厨房里忙碌，餐厅的前面竟成了我们三人帮的天下。客人不多的时候，我们三个年轻人因为文化背景经历各方面都截然不同，互相之间的争论误会辩解甚至高声吵闹自然免不了。好笑的是我们热烈争论的内容从台独的原因，香港回归后的前景到文化大革命中的血腥武斗，毛泽东蒋介石的功过是非一直到餐厅里的日常琐事杂活，无所不包。但没想到争吵辩论到了最后，我们三个人反而成了好朋友。

   　　有一次我送外卖时在风雨之中跑了很远的路，上上下下爬了很多很高的楼梯，雨衣里面的衣服全湿透了，偏偏又遇到个十分小气的犹太客人不肯给小费。我终于忍不住骂了那吝啬的客人一通，临走时又干脆把他给的那一枚２５分的硬币丢了回去。我还没回到店里那个客人就打电话来抱怨。这种时候多亏有简妮给我打掩护，也幸亏老板听不懂英文。平常在店里碰上有喝醉酒的客人捣乱骚扰玛丽她们的时候，自然我也挺身而出，帮助两个女孩子一臂之力。

   　　可惜好景不长。老板还有一个缺了一只眼睛不经常到店里来的合伙人。他和老板正好相反，尖酸刻薄，又常常对我们三人颐指气使。他大字不识几个，却俨然一副大老板状，连上厕所的时间长了一点他都要大喊大叫。最让我不能容忍的是，他还常常要给我强迫“洗脑”，用一些乱七八糟的歪道理拼命要证明大陆人的种种“缺点”。这样一来我和他不可避免地冲突迭起，虽然简妮和玛丽极力挽留，但我还是不久就离去了。临走时我告诉两位女孩子，当年在国内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看到许多资本家被红卫兵们抄家斗争随便侮辱，我内心深处很同情无辜的他们。可是如今遇到像他这样专横跋扈的老板，对我们没有起码的尊重，我们真应该组织起工会和他抗争，维护自己的权益，你们说对不对？

   　　大概她们还是第一次听到我这样过激的言论，俩个人都无可奈何地笑了。至今，我还记得她们脸上的笑容。

   　　再看今天的国内，许多民工兄弟姐妹们在合资独资国营企业里受到中外大小老板各种虐待的消息时有所闻。我常常十分感慨地想，那里的外卖郎们的遭遇又该怎样呢？但愿不会比我当年在纽约的遭遇更坏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