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歌文集：秘　密

　　空气中弥漫着斯特劳斯轻柔的小夜曲，手中高脚酒杯里艳红的葡萄酒在轻轻地流淌，面前那镶着铜边的椭圆形玻璃餐台上，是一盆横斜怒放的茶花。如果不是窗外红色的霓虹灯在一闪一闪地显示出“办好奥运，为国争光”的中文大标语，一瞬间，我竟有些恍惚起来，忘记了自己身在何方，又为何会坐在这里？面前这一位浑身珠光宝气，头发如同贵妇人一样高高在头上盘起来的总经理夫人，真的就是当年和我一起插队的小梅，那个梳着两个羊角辫的纯朴少女么？可是她轻轻笑起来的时候，颊上分明还是那两个浅浅的酒窝。也许，正是这两个熟悉而又陌生的酒窝，把我的思绪无端地带回到了二十多年以前下乡的黄河岸边……

　　那里，可怕的贫穷，落后和感人的纯朴，善良交相混杂。既有黄尘敝日的的沙土窝和一望无际的白花花盐碱地，又有千里堤上雄奇壮丽的长河落日，还有水塘边牧童唱晚的农家欢乐。正是在那里，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

　　苦熬了像一个世纪一样漫长的四年之后，我们大队里的十几名插队知青们各显神通，不是被招工回了省城，就是进了县办工厂，连最差的也去了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的勘探队成了拿工资的国家正式职工。到了最后，村里只剩下了我和北京来的小张，还有梅家兄妹俩个来自广西柳州的知青。我们四个人孤零零的，形影相吊，无论走到那里遇到的都是老乡们怜悯的目光——别人都回城市工作又和家人团聚去了，只有我们成了可怜的弃儿。不为别的，只因为我们来自外地大城市，而本地的工矿企业招工时毫无例外，都是只要本地的下乡知青！用我们无可奈何的话来说，就是自己突然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二等公民”。

　　根据本省当时不成文的土政策，每一个工矿企业在招工时都优先照顾自己的职工家属。偶尔有几个剩下来的招工名额，也都立刻成为关系近，后门硬的人们的争抢对象，那些热门单位人事科的大门更是让近乎疯狂的家长和知青们挤破头……那一段时间里，人们说的，做的，想的，谈论的，奔走的，甚至梦中想到的都只有一件事，尽快脱离近乎赤贫的农村。为了这一个共同的目的，人性中的自私，贪婪，丑恶，发挥到了极致；而社会上充斥的虚伪，冷酷，野蛮，也暴露到了顶点。

　　当时刚刚二十出头的我，一个人常年飘零在外，远离父母家人。既无钱给大小干部们送礼，更无有权势的门路可走，我所有的，只有满腔的愤怒，和一颗年轻人永不服输的心。和我同病相怜的小张本来有一个老红军出身的父亲，据说他父亲身上既有内战时留下的枪伤，还有韩战时美军飞机轰炸后的弹片。谁知这位老革命偏偏属于林彪的四野，好像还曾担任过一段林氏的外围警卫人员。林彪一倒台，本来很风光的张大校进了秦城监狱，小张也就和我一样成了弃儿。

　　梅家兄妹则一向有些神秘。几年来，他们从不肯主动谈起自己的家世。有一次我在田里干活时不小心割破了手，匆匆跑回我们的知青点敷药，没想到一进门竟然并到两个便衣警察在翻箱倒柜，把我们仅有的几个旧箱子全部搜得个底朝天。我大吃一惊，还没来得及开口，在场的大队民兵营长已悄悄把我拉到一边，再三交代我不许向任何人提起此事。我看到自己的日记本和衣物也都被扔得满地，只好蹲下来，敢怒不敢言地一件一件地把它们收拾起来。一位便衣在临走前冷冷地撂下了一句话：“我们是柳州市公安局的。”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他们是冲着小梅兄妹来的。

　　个子不高的梅老大外表普通，言辞木讷，属于那种走到哪里都绝对不会引起任何注意的人，而小梅却正好相反，虽然从不刻意打扮，可那明眉皓齿之间的一脸秀气是掩盖不住的。每逢上下工走在田间地头的时候，一大群衣着俗艳的村姑之中，我总是能毫不费力地辨认出她那一身素色的苗条身影，还有眉宇间那一幅永远抹不去的忧郁神色。当然，她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脸上那一对浅浅的酒窝，就是不笑的时候也很好看；她难得一笑的时候，只要瞧瞧村里那些小伙子们偷偷望着她的那一副近乎崇拜般的神情……别的，就不用多说了罢。

　　渐渐地，柳州姑娘小梅的美丽在男知青中间有了些知名度，从本村到邻村，从大队到公社，最后在县委大礼堂召开全县先进知青代表大会的时候达到了高潮。我听小张说，她在会上被大家逼着唱了好几段电影《刘三姐》中的插曲，没想到她的歌喉还真地像黄婉秋一样地甜美动人呢！他还说，小梅连着谢幕三次，才总算让大家满意，那热烈的掌声啊，就别提了。开完了会，县里的几位主要领导上台接见知青代表们的时候，知青办公室胖胖的黄主任不但亲自和她“长时间地亲切”握手，还一起照了相呢！说到这里，小张的眼睛羡慕地眯成了一条线。

　　这都是刚下乡头两年的事情了。等到柳州公安局的便衣来过之后，情形开始不同了。别说当先进知青代表了，小梅兄妹连当普通基干民兵的资格也没有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时间，关于他们家庭背景的不少小道消息在村里村外传得沸沸扬扬，说什么的都有，他们的父亲也从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海外归来的名牌教授一直到港台特务都当过，可就是没有一个人能肯定。只有一点我敢肯定的是，县里知青办的那位总是一脸庄重的黄主任一定清楚这一切，要不然为什么他每次来我们村看望知青的时候，总是用那种特别关怀的口气找小梅兄妹单独谈话，据说还一再谆谆教导他们要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扎根农村干革命，力争做合格的红色革命接班人。奇怪的是，小梅一见了他就好像猎人面前的一只小鹿，脸色立刻变得苍白，浑身就像秋风中的一片树叶一样，一直在瑟瑟发抖。

　　日子在无休止的锄地割稻挖渠送公粮中流水似地过去了四年。正是青春期的我们既无书可读，又实在忍受够了超出人体极限的艰苦劳做，那时每个人的惟一希望，就是尽快地脱离苦海，回城工作，和家人团聚。因此，每次一有了某厂矿来本县招工的消息，不管是真是假，哪怕只招一俩个工人，大家也都立刻像疯了一样地四处打探消息。知青们或赶回城里托人拉关系走后门送条子，或奔走于大队，公社和县里大小干部之间，有钱的送钱，没钱的送礼，再不然就把家里祖传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双手奉上。我当时在大队办的学校担任民办教师，每月仅有５块钱的补助。有一次听说省城日用化工厂要来招工的消息，狠下心咬咬牙，用一年多来从牙缝里节省下来的８块钱买了两瓶本地出产的民权葡萄酒，还有十几个咸鸭蛋提到了大队支书的家里，心里期盼着他能在去县上开会期间遇到招工的人，顺便为我美言几句。

　　不必说，这一点点可怜的贡品起不了任何作用，就算是能起点作用，撞到了那只招收本地下乡青年的土政策铁板上，也是注定要碰个粉碎。私下里和小张，小梅兄妹谈起来，大家的处境果然是大同小异。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我们四个同病相怜的人先后被招工单位刷了下来，一次又一次，我们冒着风霜雨雪，炎炎烈日，一起奔走在村里，县城知青办，城里的招工企业这三角形的公路之间。这个三角形的每一边都大约有三十华里。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更没有任何人肯帮忙，不管被招工回城的希望多么渺茫，但我们就是不肯罢休。人总是不甘心的，总不能坐以待毙啊！何况，我们都还年轻，有的是旺盛的精力，还有一颗不肯服输的心。

　　渐渐地，四周村里剩下的知青越来越少，我们这些被剔下来的人中闲也渐渐起了隔阂，谁得到了最新的招工消息都不想让别人知道，哪怕明明知道自己根本也没有被选中的希望——想不到的是，到了最后，连这最原始的丛林生存法则也被推翻了。一个可怕的小道消息像野火一样在我们中间迅速蔓延：“本省招工即将全面冻结！”很快全县残余的每一个知青都知道了，每一个人也都在作最后一搏的打算，人们甚至已经顾不上再对别人隐瞒自己的打算和计划了。用小张的话来说：“老子今天就是拚上了命，也要赶在沉船之前离开这个鬼地方！”

　　身在同一条就要沉没的破船上，一个又闷又热，气压低得连蚊子都懒得再叮人的八月初的深夜里，我和小张满眼红丝，在小茅屋里昏暗闪烁的小油灯下碰杯，各自把茶缸中最后的一滴劣质白酒喝干，再把早已空了的几个香烟盒点燃。袅袅升起的蓝色烟雾中，我俩庄严地击掌为誓，共同打好这一仗，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不管如何，我们决不放弃！

　　倒不是我们不想和小梅兄妹俩结盟，而是近来时常看不到他们的踪影，他们在省城有亲戚，这一天晚上好像又进城里活动去了。

　　小张不愧是将校之后，立刻拟定了我们的作战计划。因为凡是工矿企业招工的干部到了县上都要住在惟一的县招待所里，所以我们第一件要做的大事就是要到那附近去打埋伏，先弄清楚下一批招工单位的详细情况，再随时根据战局的变化作出下一战役的相应安排。另一个要重点侦查的地点是县知青办公室，因为每次重要的招工会议都在那里举行。研究结果，小张负责侦查招待所，我则到知青办附近埋伏，每天晚上我们碰面交换情报。

　　我一连埋伏了三天而毫无结果，小张那里也基本如此。带的干粮快吃光了，但我们仍然不肯放弃。为了避免引起人们的怀疑，第四天我和小张调换了位置，来到了招待所外面侦查。这个招待所和县高中只有一墙之隔，一幢两层的红砖小楼后面是齐胸高的玉米地。虽然大门口传达室有个值班的老头，但后面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并无人特别注意，难怪小张笑话说这些个土八路没有一点军事素养了。

　　天快黑了，在闷不透风的玉米地里埋伏了整整一天，我早已是又累又饿又渴。爬起来刚想离开，面前的招待所１０８室的灯亮了，窗户上突然闪现出一个熟悉的侧影。我仔细一看，心里不由暗叫一声奇怪，那怎么越看越像是小梅的倩影？还没等我细想，那个人影竟然走到了窗前，一伸手把窗帘拉开了——果然是她，吓得我赶紧原地趴下，幸好她没有注意到我。

　　隐隐地好像听到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接下去好半天也没有再出声。我生怕暴露了目标，就学习了邱少云，死死地伏在阵地上一动也不敢动，只凭耳朵在仔细地倾听屋里的一动一静。这样一来，那一群一群一直在面前哼哼叫的蚊子可逮到了好机会，我也只好任由它们把我脸上，脖子上的每一条血管全都吸了个痛快。听小张说，昨天一个县委常委在这屋里打电话时，无意中曾提到省里有关于知青招工问题的新的精神快下来了。但愿今天我能偷听到更确实的情报，要是能知道是哪一家企业来招工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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