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尝与友人论文。友人乃一“老”留学生，才情兼具，且有志于文学创作久矣。友人云，“吾为文决不涉及政治。”请问其故，答曰，“政治之事过于敏感。反右文革皆前车之鉴，君其忘乎？当年文网之烈，毒似蛇蝎，凶如虎狼，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今至海外，自当更思远离，岂可再蒙其害？次者，吾久欲在大陆出书，偶有不慎，恐伤及日后出书之大计。”
   
   余答曰，先生之虑，良有以也。焉有作者不望成功，不欲拥有亿万母语读者于故土乎？去危就安，光宗耀祖，人同此心；文名远播，名实双收，谁无此意？况政治肮脏阿堵，当避则避，亦不为错，惟万事不可太过，著述亦然也。窃以为著书立说乃天下无数士大夫之头号人生梦想，之百年大计，虽披肝沥胆，罗衫渐宽而在所不辞也。然一旦付梓，白纸黑字，流传天下，任后人笑骂评点再不可更改，岂可不慎之又慎乎？
   

   倘一心与任何大小“政治”问题划清界线，为出书而出书，必然未提笔先估量市场行情读者口味，构思中再三揣摩编辑好恶同行臧否。写作时用语谨慎，保证绝无只字犯禁；文始成而自我审查再三，严格处甚于最苛刻之书报检察官。如此反复磨难而终得出版之书，难免四平八稳，作品生命力亦丧失殆尽。古人云，“唯恐不入时人眼，故买胭脂画牡丹”，此之谓也。
   
   更有甚者。名为远离政治，实则严重脱离或视而不见现实生活里各种尖锐矛盾，躲进虚无缥缈之象牙塔内故作无病呻吟。此等苍白俗滥之作如今泛滥于国内文坛，华夏文坛亦时有所见。既不具鲜活之生命力，焉能引起广大读者之共鸣。
   
   除此之外，尚有出于各种目的或歪曲历史真相，或蓄意美化封建帝王之作品充斥网上坊间。凡此种种，欺世盗名，遗害后人，岂止可恶，实属可恨。
   
   
   此类书即便浪得虚名成一时之畅销，却如何经得住时间之无情考验？若不能，千辛万苦出书之意义何在？
   
   友人沉思良久，又云，“君之所言，或有几分道理。然吾之作也，与上述欺世媚俗之作不同，当以真正之纯文学为目标。”问其何为“真正之纯文学”？友人却并无固定理念，但以古人“大漠孤烟直”及“悠然见南山”为例，称其单纯写景，不涉时政，可为优美成功纯文学之例。
   
   余笑而答曰，此类单纯写景之诗，可谓纯矣美矣，然亦有老杜之“三吏三别”，白居易之“卖炭翁”，写尽民间疾苦。千年之后，读来依然催人泪下。余以为作品优劣，作者高下，不仅在“纯”否，而亦在“真”否。
   
   纵览古今文学史册，成功之作家诗人无论选择何种写作道路，绝大多数均未曾脱离当时之社会现实。生逢开元天宝盛世的太白先生，自然多了面对清风明月，名山大川的“纯美”歌咏，也因之成为“诗仙”；而大半生颠沛坎坷，目睹安史之乱造成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痛苦生活之老杜，如果也硬要闭上眼睛，只写“云想衣裳花想容”之类的应对诗，何能成为“诗圣”？其实，连陶先生飘逸潇洒之“采菊东篱下”，亦为不得不逃避现实政治高压之结果。
   
   此等大家之作能历长久而不衰，至今充满了生命力，除独特风格之外，实乃既纯且真，各具强烈之时代感。“歌诗当为时而作”，“文以载道”，正是此意。
   
   晋时名流“竹林七贤”皆一时之俊杰而清谈成风。究其原因，非关清高，实欲避祸。何以至此？司马氏之“恐怖统治”使然也。诸贤清谈内容大约“纯则纯矣”，足可比美于任何时代的“纯文学”，然则后人孰能记之？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些经历过反右文革非人年代的中国作家写出的反映上个世纪后五十年生活的作品，竟然也有许多是类似的“纯文学”。不必细读他们的书就基本可以断定，他／她不是故意或不得不骗人，就是同样在骗自己，岂有它哉。
   
   此外，国内新出版的一部描写八，九十年代北京一所著名高校里大学生生活的小说据说很红，而且是部充满校园里才子才女们卿卿我我故事的“纯文学”。余以为，这样的爱情文学再“纯”再美再流行，大概也会是短命的。只因为罪不在“纯”，而在“假”也。
   
   那个时代中国的许多著名大学里思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就是整天沉迷于校园爱情的大学生们，也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一波接一波的学生运动的直接和间接冲击。在描写当时大学生活的作品里刻意回避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就是逃避现实。这样的作品，可以哄人于一时，但不能哄人于一世。
   
   试想一下，假如一部描写九十年代以来海外，特别是留美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故意回避六四运动给他们的思想，生活，学业，爱情，未来的人生道路甚至家庭等等所带来的巨大冲击，该是一部怎么样苍白的作品？
   
   我们身处于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应该出现什么样的留学生文学，值得海外每一位热爱文学和写作的朋友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