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的6月10号，太阳从美国的东方升起来的时候，中国已经到了那天的晚上。那是中国庚子年间重要的日子。那天，无论各国联军还是美国公使，无论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无论义和团拳民还是政府的清军都有重要事项发生。这些事项当中唯一对对中国的长远有利的，就是美国政府坚持不与七国结盟。而其他的变动，都即刻立即将处于长矛大刀原始残暴的中国引向一个更加困难的境地：

   康格要求保存自救权利

   首先是在美国国务卿约翰 海指示在华公使康格绝对不与在华列强结盟的那天，康格给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写信表示，由于迅猛发展的义和团运动严重威胁在京的外国人生命，康格正式通知总理衙门和皇上，康格必须保留使用各种必要手段的权利，以便保证美国公民的生命安全(Mr Conger to the Tsungli Yamen.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kin, China, June 8, 1900)。

   总理衙门的数名大臣半年来与各国公使交往频密，对事态发展的经过和外国公使的心路历程了如指掌，都是主剿反战派。他们不仅了解美国的一番苦心，而且深知一旦闹到各国真出兵，对于中国意味著什麽。但是无奈他们只能执行慈禧的指示而没有任何主动全权。面对日益紧张的中外关系和战争的危险，他们将满腹意见装回肚里，板著官僚面孔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回电给康格说：皇上上谕已经于6日8日再度颁发，局面即将渐渐控制。他们建议康格不应轻信周围的传言，而应当解除内心的焦虑。对于康格保留使用各种方式保护美国生命的权利，他们表示这将可能被认做是伤害两国友好关系的证明，中国政府将很难允许这样做( the Tsungli Yamen to Mr. Conger. Pekin, June 8, 1900)。

   清廷撤换数名大臣

   跟康格说这话的是大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五名官员徐用仪、许景澄、袁昶、廖寿恒、联元。这应当是他们爲保护外患逼近的中国，所能够做的最后一件事。草拟了这封外交文书的当日，这五位反战大臣就基本靠边站了。清政府认命了载漪、啓秀、溥兴、那桐四名主战反剿且不通外务的大臣接管他们的工作(Mr conger to Mr Hay.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kin, China, June11, 1900)。这是那天清廷里所发生的重要的事件。不仅如此，他们已经来日无多，不久，在清廷对外宣战的强硬政策中，他们就因倡言和议而拉到菜口斩首了(《康桥中国史，晚清篇》；《晚清七十年》唐德刚)。

   联军进京演变爲战争

   6月10日发生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联军两千一百人乘火车前往北京，试图警戒北京公使馆区。其中美军虽然数目不大(仅112人)，但毕竟随各国联军出动进发北京。可见约翰海对康格绝不结盟的忠告不是没有来由。这次大队人马出动立即引起天津义和团拳民的注意，途中遭拆毁铁路阻拦。而且却如各国公使所预料和警告的那样，引起了更爲严重的后果：直隶总督裕禄下令武卫军前往围堵。清军参战，外国警卫公使馆的行动由此演变成八国联军与中国军民的战争。

   迟钝的清政府在联军进兵之后曾经派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前往交涉，要求联军中途折回。但各国半年之久的多次口头、信件、会商等请求、敦促、警告、通告都不奏效，及至联军真正出兵在去说词已经爲时太晚了！许景澄的奉命要求遭到英国统领西摩的坚决拒绝。

   日本公使馆书记被残杀

   北京这边已经和天津失去联系。在联军进京受阻鏖战的时候，11日，日本公使馆书记杉山乘车外出公干。在没有弄清身份的情况下，他被董福祥统帅的武卫后军(甘军)杀死并肢解尸体，剖腹挖脏，将马粪填于其中然后陈尸道旁。日本人的面孔与外国毛子没有相似之处，到于中国面孔相似。问题出在他做的车上。义和团那时已经发展到连同爲外国毛子们服务的中国人一同虐杀。而这样的滥杀无忌和残忍手段不仅立即令世界舆论大哗，认爲中国是一个野蛮不化的国度，对于北京公使馆外国人和在华传教人士而言，简直等于雪上加霜，弄得人人自危(唐德刚《晚清八十年》)。

   联军进兵北京想必让拱卫京师的甘军更加增恨各种“毛子”，而他们的残酷暴行反过来却使得在京外国人更加紧迫地调兵谴将，期待救援。许多历史悲剧都是这样一步步演化而成的，一旦继发事件进入互爲因果的关系链，就难以再做简单的是非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