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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进京后在北京实行分片占领，以便最低限度维持住北京市区刚刚平定的秩序。这期间联军都做了些什麽呢？我愿意援引随军记者或西方目击者当时的报道及信件的原文，以便了解当时的情况，顺便体察他们的感受方式和观察角度。首先是对被解救者的描述： “这些法国人和中国人很高兴被解救。他们一直在爲此艰苦奋争，一场在北京的真正的奋争。但是老神父法维耶(Favier, Alphonse Pierre Marie, 中文名： 樊国梁)只是笑笑说，是的，他们度过了难关。”(“China. Ancient and Modern” by J. Martin Miller.1900. p.392)接下来是联军进从各城门进入北京时,记者所看到的义和团阻击防卫措施及其暴行： “外国军队进入它(指北京---引者)各处周边的每一时刻,那里就四处起火，夜如白昼，道路通明。所有的地方都已经被义和团拳民和中国人毁坏殆尽。这个事实可以向人证明，北京已是一座废墟之城。各处的外国人或基督徒，或者任何同情外国人，同情中国基督徒或有财産的中国人都被屠杀了。南堂,大教堂的南 部 (可能指被义和团火药炸破的北京西什库教堂的仁慈堂---引者)全然被毁。这不过是一个例子。各处大同小异。”(同上，p.392) 俄法德联军在华暴行
中国史料中关于联军在华暴行的记载，一般笼统称之爲“八国联军”“侵略联军”“侵略军”或者“洋兵”，不做具体的国别的区分。也许一是因爲辨别不易，二是认爲不需辨别。但是事实上，在英文世界，对八国联军进兵北京解救公使馆之后的在华暴行的记载，都对国别做了清楚的区分和认定，而从未将八国所有联军混爲一谈。从相关的英文史料记载来看，除了京津一线清扫义和团残匪的军事行动，在华其他腹地实施暴行的国家包括俄，德、法、英、意、奥八国联军的大多数。但是美国除外。令人尤其惊讶的是，日军也不在其列(详见下集)。 “无论如何，并非所有的暴行都是中国人所爲。复仇之火引爆了联军士兵的野蛮。考虑到文明教化的责任，俄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所表现的触目惊心的野蛮残酷，比中国人的野蛮更加令人无法原谅。” (引自同上，p.448) 首先是俄国军队藉口镇压义和团暴乱全面进犯中国东北三省，并在占领几乎所有主要城市过程中，对当地即当地华人实行屠杀政策。一位叫的维克托.科林(Victor Collin)的比利时记者从8月4号到9月8号，从莫斯科穿越俄国和西伯利亚，他沿著中俄边境有关地区进行实地采访、调查和游览。他的足迹从黑龙江交汇处的波克罗夫斯克(Pokrovsk)行进到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他爲当时爲国际媒体写下了俄国人在进攻瑷辉时,在黑龙江北岸的海兰泡(Blagoveshchensk)对华人进行大屠杀的详细见证。他写道： “这个地区，在我穿越它之前的不到四个星期，曾经是一个战场。欧洲的媒体对这个战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但是它真正特点却全然被忽略了。”“这不是在黑龙江岸边发生的、有组织的交战双方的一场武装较量，这是一场对手无寸铁的全体居民的冷血屠杀以及对其家园的系统毁灭。”“7月6号，麻木的人们就看待黑龙江面浮满尸体，飘动和堆积在这条江的中国沿岸。人们最初认爲那是俄国人的尸体，但是不久就真相大白：警察在哥萨克人的帮助下，把所有海兰泡居民带到距黑龙江七俄里的地方，然后把他们扔进激流。由于受难者人数衆多，在将他们枪劫一空之后，他们是被分组抛入河中的。这次可怕的行刑一直持续到7月10日。 嗜血的凶手们全然不顾人男、女人或者孩子们的乞求。生活在海兰泡的六千中国居民，只有六个人幸免于难。”(同上，p.450)“这项屠杀是在格里比斯基(Gribski)将军的命令下、在M. 巴塔里维奇(M. Batarevitch)的指挥下进行的。凶手们惩罚受难者并屠杀那些试图在水中自救的人。他们用受难者的长发辫把他们梆在一起，再投如水中。现在被称做玛丽亚-玛德琳堡垒(Fort Marie-Madeleine)的艾根(Aigun)的小镇，已被毁灭；没有任何居民幸存；所有黑龙江边的中国村庄都被夷爲平地，许多人是手无寸铁被屠杀的。”(同上，p.451-452)这之后，俄国人进一步在江东六十四屯大量屠杀驱赶中国居民，造成两千多中国人死亡。 俄国人的上述暴行发生在八国联军进兵北京之前。而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法国人的暴行最爲令人触目惊心。 一位元英国记者辛普生记载他的目击说：“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拳匪、兵丁、平民相与搀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庚子使馆被围记》，载于《义和团史料》第二册，p.358。转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另一位外国目击者写道：“全副武装的法国士兵三三两两进入屋舍，屠杀安静、平和的小商贩，枪走他们的财産，焚烧他们的家舍。不几天，整个城市对他们是如此地恐惧，许多妇女爲了躲避他们，在自家院子里跳井或自焚而死。”(“China. Ancient and Modern” by J. Martin Miller.1900.p.452)“……听那些穷苦人哀告求饶是很痛苦的。当军官下令‘开火’时，每个受难者被四颗子弹射中。我们听到沈重的呻吟，看到身体翻倒在墓坑中。然后一切就结束了。那是礼拜天的早上。”(同上，p.456) 当年爲世界写下上述见证的，是长老教会教堂一位著名传教士的儿子，在北京居住多年的实习医生罗勃特.考特曼(Robert Coltman，中文名满乐道，来华传教医师，商人，1862-1931)。他是义和团暴乱的受害者。经历了两个月之久的被围困和濒死的绝望以及被中国人折磨的恐惧之后，他回忆说，“对那些强壮的中国士兵或者农民阶级，我心中已经不存太多的温情。但是看到发生在通州(Tungchau)的残忍肆虐的景象，我还是爲那些不到一个月前曾经竭力置我们于死地的人们中的农人老乡，流下了同情的泪水。我们感到，文明国家的代表们能够犯下令人如此令人震惊的暴行，同样地可耻。”(同上，p.452) 德国人在解救行动结束之后两个月抵达北京，仍然四处烧杀抢掠，不问所遇是否义和团拳民，爲他们被杀害的公使和在大沽一战中断掉一条腿的战舰舰长, 对华人实行疯狂血腥的报复。他们的暴行遍及他们足迹所到之处的“京津四郊，铁路沿线，南及保定府，北至张家口，西去紫荆关，窜扰不停。大小村镇，稍不如意，便被冠以义和团残匪罪名，恣意烧杀。”(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转引自台湾《传记文学》二十六卷，第四期) 俄法联军在华抢劫最甚 从外国记者随处记录的见闻报道来看，联军在京更爲普遍的恶行是抢劫:“自那(联军进入北京---引者)以后，除了安营扎寨，分割市区和抢掠，再无其他事情发生。北京混乱一团。”“……现在，外国之手介入这个废墟，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China. Ancient and Modern” by J. Martin Miller.1900. p.392) 从报道上看，在他们尚未进兵北京之前，就在天津进行抢劫了：“抢劫比在天津时更加方便。这里，没有很多中国人在周围等待冒险，他们人少而且十分胆小怕事。……所有的战利品在公使馆周围堆积如山，等待拍卖。……这样做轻而易举，不会向我们一样感到良心责备。”(同上，p.392) 报道显示，联军中俄国军人和法国军人大肆行枪：“俄国人和法国人放纵自我，自发地兴致勃勃地抢劫。他们在自己的占领区尽力搜刮他们喜欢的东西。如果两个俄国佬驾著一辆他们的大型二轮车，碰巧发现一棵好植物，他们不会停下来问问谁是那里的警卫。更多的时间里，由于北京居民比天津的居民更加容忍，抢劫看上去更爲轻松。”(同上，p.392-393) 对于联军在北京的行爲，记者不仅记录亲眼所见，把耳闻的事也写上了：“这里的战利品比天津更多。皮货质量好得多。丝织品也不错。还有一种绿色的材料，他们叫做翡翠，另外也听说有一种古老的盘子以及价值连城的花瓶等类似东西。……”“我从某些传教士那里听说了可笑的事情。他们中三、四个著名的传教士告诉我，收集那些被丢弃的东西不是抢劫，而只有从所有者手中获得财物才叫抢劫。所以他们得到了很好的皮货。我看见过一个属于皇宫亲王的床单一样大的毯子。发现者把这个毯子送给了一位在围困中表现出色的女士。”(同上，p.393) 除了抢财物，也抢食物： “……从乡村赶撵牛羊等家畜，把它们变成大约两万五千名占领军的口粮，这成爲北京另一个日常景观。……指出下列情况也许不无趣味：这里的其他某些国家的军队认爲，在所有情况下，他们都不必爲获得食物而付钱。”(同上，p.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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