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明文集：先生的情人 ----郑义“中国之毁灭”代后记

和每天一样，他问我“工作得怎么样”。和每天不同，今日工作顺利。我告诉他我立刻要起身回家。他竟没有向通常那样惊喜，却怏怏地说：“我本来打算带咱们女儿上你那里去的。”-----有时候，往往是周日或周末，我在班上逗留太久，他写作完，会带我们的孩子来，顺便带晚饭到我班上吃。吃完，他在我桌上的电脑上看网上文章，女儿则东跑西颠，上下楼乱窜，横行於我工作的录音室和我的办公桌之间。等到我完成工作我们一同回家，算是他出来散散心，女儿也出来淘一趟。这次不同，我提早下班回家也没有让他稍有快意。

我说：那你要来就来吧。他说我来了就晚上十点多了，立即就得往回走。

“你怎麽了？闷啦？”我问。

“ 什么都做不进去，”他说。然后就让我唬了一跳：“孤独得不行。”

这从来不是他的语言！

我还没认真反应，他又说：

“情人也死了！”

这人今天真的不大正常。

我的脑子里一根筋绷了绷，满世界快速地翻检他的情人。一边找，一边强作温柔：

“什么情人呀？死了吗？你不要紧的吧？”

“可不嘛！都三年半了！现在她死了！”

电话中他声音完全彻底认真严肃。

乐的是我。我恍然大悟：“你说的她呀！你跟她鏖战三年半！死刑终于宣判了！”

那边不置可否。仍然魂不守舍：“那你就回来吧。我和孩子看看电视就先睡了。”

太阳真的可以从西边出来。否则他从不追着星星月亮睡觉。

浓重的夜色中我开车回家。颠过华盛顿市区坑坑洼洼的街道，穿过波托马克河上的大桥，驶上河畔的华盛顿公园路。九零点九双频道波段上，今天不知怎麽了，把德沃夏克的《新大陆交响曲》的乐章们播放得完完整整，中间不带一句通常会有的讨厌的插话。我放足音响，一路把车顶天窗大开，让音乐渗透星月稀疏的夜空，我明确意识到：郑义的那部讨论中国生态环境灾难的书终于脱稿了。连续三年了。每年树叶从树上飘摇下落时，郑义都会不失时机地告诉我：秋天了，我要脱稿了。一连说了三秋。第三个秋天之后，我便习惯了这样的宣布而不认真对待宣布的内容。所以，当去年秋叶落尽，复又冬雪溶化，转眼春风乍起，他再度宣布还有三个月脱稿。我只当耳边风又刮了一次。心想，那就好，写吧写吧，写吧写吧。朋友们照例把这里那里收集到的有关环境的信息通过电脑、邮件、电话、面谈源源送来；我照例将不拘什么地方撞到手边的有关文献资料统统摞到他案头；他的书房从地下室到楼上换了三次，照例所有的平面依旧裸陈着各类资料。只留下从外边的门口到里边的桌旁的一条通道。还有一条通道从里边通向外边，那是一条烟道：“万宝路”牌香烟过滤着不绝如屡的写作思绪，一路向上分开布满空中的那看不见的思绪的网，从抽风机口抵达屋顶。

我不等待结束。

中国也从来不等待。

终于有一天，他从打印机上取下一摞字纸，第一章出来了。

次日，又从打印机上取下一摞，是第二章。

日复一日。好多次，好多章。

我还是按部就班上班下班。不过那日和他一起买文具，在那家办公用品连锁店，我帮他打听，印满了字的纸们装订在一起成一本书，一共十本，要多少钱？我还是没把问的是什么意思往心里去。直到昨天，他在某处遇见插队时的老朋友。朋友曰：我弄了好几年的博士论文前天终于通过了。他便回复说：我弄了也好几年的中国生态紧急报告的书最近终于写完了。言毕，二人决定共进晚餐，祝贺一下。我在办公室接到他那从友人家打来的电话，禀报他在人家“蹭饭”的原委。我听得清清楚楚，但仍然没往心里去。

那书的写作已经雄踞我家日常生活之首。写得熟人朋友见面问候，问来问去关照人成了关照书，一开口就问书进展得如何了；写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早在三年前就“宣布”：郑义已经变成生态专家”了，和郑义聊天，无论天南地北地从哪儿说起，说什么，到第三句半，他一定谈到中国生态问题；写得学会说话不久的女儿就用“花儿凋谢了”表达她的气馁；开口发出第一句天问就是“什么是苦难”。写得物是人非，斗转星移，而我家客厅、厨房、床头、院落充盈流溢的中国生态状况的闲谈话语或慷慨陈辞，却无法稍有改变。

坐着写，写得臀部肌肉萎缩，每周必得到医生那里按摩方能稍有缓解；继而站著写，写得腿部肌肉生疼，脖子不是自己脖子，不摞着贴双层膏药不能支撑；再后跪着写，写得膝盖疲软，双脚转筋，裤子磨破两条；写过又一年，支起了高度不等的放胳膊肘的三个木头架子，来回换姿势，绒衣又磨破两件；然后以成摞的书籍杂志将电脑这样那样高高矮矮摆来摆去，试图找到缓解颈椎、肩背疼痛的角度。最后龙年开春了，干脆与正在家中客住的作家张郎郎商量，能否从天花板上栓根绳儿，吊张床，将躯体背朝上四肢朝下吊起来写。说是如此就能放松各部位筋骨，肆无忌惮地劳作，就能毫无痛苦地与中国恋战了。大家都进入了他那艰苦卓绝的写作程序，谁也没觉得这有什麽不对。认真研讨之后︐，吊床的计划没有实施。因为毕竟工程不小，牵扯到房屋结构一类技术问题，需要认真琢磨。

一日，我回答友人对书的问候之后，恍然有所悟：果真写书写到如此田地，已然残废在即。实可休矣！那时大约是早春二月，他已经将三个月结束书稿的说法在我耳边如春风般吹了又吹。我全当是春风多情，杨柳无意。突然，他来电话告诉我“孤独”。向我宣布他的“情人死了”！我幡然猛醒：他的生活突然失去了方向，那浩大的写作工程终于竣工了。

先生的"情人"是他的故乡中国。

我的先生爱中国。但是中国不知道，也不爱他。不仅如此，“八九六四”一声枪响，情人以他敦请体制变革的和平表达方式，认定他是仇人异己。秘密缉拿，一张天罗地网大江南北黄河东西举国上下地追捕了他三年。他不得不忍痛出走，逃亡大洋彼岸的美国。他不是不知道情仇的厉害。一日从我家当地图书馆归来，他说：那么多的中文书，居然没有他这个作家一本！他反省说：不过我想想也正常，当地出版物中没有他的作品，因为他不是当地作家；台湾出版物中没有他的著作，因为他不是台湾作家；大陆出版物中没有他的作品，因为他的书在大陆已经被禁了嘛。情人不仅恨他的爱，逼迫他远走他乡，而且禁绝了他的几乎所有读者，让他痛觉自己“是一株被拔起来的大树”。可是他隐忍出走八年以来，对她仍然一往情深。已经写了一、二、三、四、五本书，全是写她的！全是为她写的！他依旧痛爱故乡中国。

在我早出晚归我们相互难得见面的日子里，我的先生曾经面对我在厨房里留给他的一个纸条面露璀灿的笑容。那个纸条上写着：“中国不是一个女人。若是，你娶了中国，中国一定幸福无比。” 中国不是一个女人，而郑义是有妻之人。所以中国只好屈居情人位置，让郑义整日魂梦牵绕，让郑义在家从不纳福，只是出血。

这个情人不是媒妁之言，却是指腹为好，在爹娘肚子里就以遗传基因前定的终身的，所以没有选择，死不能悔。所以情人无论什麽成色，都只能使他牵肠挂肚，面面俱到地恋恋不舍。可惜的是，我先生郑义的情人年年苍老，日日衰败：她的森林所剩无多，她衣不遮体，裸露着土地，她早先玉洁冰清的身躯沙化硷化，连可以水土流失的本钱都已经所剩无多；她的资源迅速消耗浪费而没有补偿；她空气污染，悉数拥有世界上所有最严重污染的城市；她的水源耗尽，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她的河流正在泛滥与干涸的循环中迅速消失；她养不起孩子，却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可怜的是，她精疲力竭，老态龙钟，难以为继，却被花花绿绿地装扮一个窈窕新人，骇得世人圆睁双目，不知如何解读她的状况。哪怕是超前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只是关注她的政治情势，忽略了她的身体机能。然而郑义用详尽的资料和事实、统计和分析告诉国人：政治可以改革，少则十几年多至几十年而已；文化可以引进可以继承或者嫁接，百年孤独不会到永远；但是毁灭的生态环境，却不是一个短疗程中的时代变迁可以恢复的。旧时诗人慨叹“国破山河在”，而今国人应知“国在山河破”！灭顶之灾，已呈泰山压顶之势。说什么，都晚了。我总是不大相信郑义的情人真有这样可怜可叹，总是猜想，他爱她心切，恨她不识他的泣血之恋所以他很可能自做多情，无事生非。所以他与我谈起他的情人时就总是就恶言恶语，不仅言过其实，而且反应过度，而当他独自与情人面对时，就浓墨重笔，恣意泼洒，肆无忌惮。

我没有错看他对情人的深厚爱恋，但却可能错看了他对情人的入木三分的剖析。他整日俯首埋没在资料堆中，这一封给中国的情书所花的三年半时间，大约有三分之二是研究资料、整理信息、计算数字、前后核实、正本清源。他阅读情人靠的不仅是眼睛和感觉，还靠计算和触摸。他把情人数字化了，把她掰开了，揉碎了，解剖了，皮肉筋骨、斤斤两两地称过了，这才告诉乡亲父老，中国究竟怎麽了。

所以五十万字的一封情书，淋漓尽致地对情人的描述，他花了如许长的时间。最后终于把情人写完了，竟然也写死了。那是一部他不能不唱的那个民族的生存环境的挽歌。他怎麽能不怅然若失，不孤独寂寞？先生的情人曾经许多次乔装打扮，变换面孔。却万变不离其宗，每次都亮亮地打出“中国”的旗号。就因为如此，每一次都让他呕心沥血，病入膏肓。

记得最早他让情人折磨是《老井》那个后来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获金奖的电影。那故事说的是一个缺水的中国太行山中的农人为找水世世代代在地下凿窟窿打井的故事。当他把自己同名小说改成电影剧本，在西安电影制片场的招待所里把那些文字忍着疼痛抄在稿纸上之后，写字的手和肘就不那麽行了。上医院一看，当下就命令住院，立即就得开刀手术。如此算是保住了手臂的神经和手上已经开始萎缩的肌肉。

然后情人变成了50万字的《红色记念碑》。这个“碑”记录红色政权在大陆中国的恐怖行径并对这些行径的理论依据进行剖析。为了他情人的这个红色记念碑，还在民间收集材料时，他就几乎丧命。除了当局极力阻挠造成的艰苦卓绝，还有采访时心魄的震撼，再有就是长期奔波导致的积劳成疾。采访归来，竟连一个小挎包都背不动了，与人谈话居然也成了最大的劳作而力不能逮。上医院一看，血压低得可怕。不立即输液、卧床休息，医生不答应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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