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明文集：运动

记不得小时侯家的模样。只记得两个不相匹配的地名，一个是“红毛沟”（鸿毛沟或红帽沟？），一个是“司法部街”。这两处都在北京。据说，家从前一个搬到了後一个，或者也许是从後一个搬到了前一个。然後，就又搬了。据说是广州。行李先去了，人也上了火车，就听见喇叭里叫，“某某某、某某某请下车，转乘去山西的列车。”人的命运不在天，而在党的一声召唤。那喇叭传出的是国务院的最新指示。我家出北京没去广州，去了山西。後来的解释是：离你们老家近。父母老家是河北，不知何故不讓干脆回老家却发配去了山西。那年我四岁，党内正整彭德怀。

到的地方是当年苏三起解的地方，山西洪洞。不过苏三与否就如同北京与否对我意义不大。我只对人们对我说的两句话感兴趣：一句是，“苏三关在这个监狱的那个院子的井里，现在还关在里边呢。”另一句是，“看！这监狱头顶上的铁丝网上面，有时候走老虎，谁都跑不了！”我不能肯定听这话时，我自己是在那监狱的里边，还是外边，但我确实曾经在铁丝网的上面往下瞄过，那阴湿的院子当中，真的有一眼盖着盖、压着大石头的井。我也确实在铁丝网的下面想象过老虎一旦出现的情景。後者令我魂飞魄散，前者令我毛骨悚然。多年以後，我仍然常被那只血盆大口的虎在梦里追得终于瘫在地上，跑不开、爬不起，惊醒後，大汗淋漓。而那口井，我始终难以释怀：在它的重盖下面居然有一个人被封在深深的井底，活着，出不来。一个时期，虎和井成了我幼年的强迫症：我越是害怕那虎越频繁地梦见它，越恐惧井底有活人越经常地想象它。

一定又搬了一次家，住的那个地方不再是监狱，而叫“广胜寺”。广胜寺挨着一架山叫“白塔山”，山上落得一个塔叫“太白塔”，塔身开着一洞门比较破，门外浓荫蔽日，门内遗矢遍布。载着太白塔的白塔山下的广胜寺里，大雄宝殿中尘埃隔世，空气滞重，但终日灯影摇曳；殿外面阳光灿烂，却永远阒无一人，只是莫名奇妙地垛着一大堆木头。食堂小灶白色布门帘儿飘摇着我从未品尝到的饭香；家中爸爸的脸盆架端着脸盆交替地戳在门里门外；那只被我和哥哥赶进大雄宝殿的老母鸡惊慌失措，咯咯叫着扑楞进千年香案下；广胜寺大门外的木桥长廊下水流湍急，一只可怜的小猫在水中挣扎翻滚，嗷嗷哀号，终于被我们捞上岸，在食堂灶下煤渣堆中暖了片刻，便活成了一只凶残的小兽，专吃那院里人养的小鸡儿。

所有这些残存的记忆象是某乐章渐行渐远的尾声，从岁月里不能再详细地能提出来；若提出来嫌太清晰而失真；若不提出来却几乎无法辨认；若不辨认竟依然久久不退，总是停泊在某深处，静静地散发着不易觉察的山西合子饭味儿。

睡熟了的人，是不感觉自己呼吸的均匀的。

我至今不知道我为什么住在监狱的里头或外头，後来又为什么住在佛教圣地广胜寺与大雄宝殿为邻，那里没有出家人为什么香火不灭，大人们终日忙碌但心里是否真的想那样没有味道地打发寂寥的时光？

後来常与家人回忆的是一个清晰的片段：有一天，在广胜寺门外玩儿，看见两个陌生面孔的人向广胜寺走来。我和哥哥凑近去，越看越觉得那两个象是坏蛋，就跑回家，拿了铁锨和大棒，一边一个，守在广胜寺门坎很高的大木门後。约好了，坏蛋若只是路过广胜寺则罢，一旦进来，我们将一同扑上去把坏蛋打倒在地，然後回去叫人把他们抓起来！我深感责任重大，紧张的几乎不能呼吸。但这故事的结局不如人意：坏人果然走进门来，我们果真也举着家伙扑了上去，但毒手还没来得及下，先被坏人的一声大喝吓的丢“盔”卸“甲”，掉头逃窜。我软着腿逃进大雄宝殿漆黑的香案下，那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令我们直到天黑还不敢出来。战战兢兢绕路回到家，刚掀门帘，又差点儿将双腿软掉----那两个坏人正端端坐在我家，与父亲共进晚餐。他们居然是我家的客人！

从此我再也不把老母鸡追得四处乱跑。

那年我五岁。这个回忆告诉我阶级斗争观念深入人心包括哪怕仅仅五岁的骨髓，否则我不会设计出这等游戏，社会也不会让我不停地被那只老虎追赶而无力逃窜。

那一阶段的记忆中，没有妈妈。

後来又搬了一次家，到了临汾县。记忆中有了妈妈，没有了爸爸。

那是第四次搬动、第五个居所。在我众多的家中，临汾的那个是一个家，而不是一个概念：很长的一排平房，四五家邻居共顶。里外间，带厨房。家家门前搭了鸡窝。兄弟姐妹们用极大的热情养了四只必定不幸的小鸡，次年长大了，下的蛋不断地被邻人偷走；秋天没过完，鸡瘟泛滥，鸡统统死光。大老远地扔到向城墙一样高的土墙外，又在姥姥的再三鼓励下绕道墙外，捏着鼻子将死鸡捡回来煮着吃了。吃完，心惊胆战等了好几天也没得鸡瘟。

接下来就闹饥荒了。大人们都青灰着脸忙。我也忙：去食堂，吃了自己的一份，再把妈妈的那份也吃了，然後就忙着逃学、入队、唱“啊玻刺得哥科喝”、到平房後老远的厕所去拉公共屎、到玉米地偷掰黑色的玉米粉吃、以及悄悄崇拜学校里高年级一个指挥合唱的女生。

没忙完没住惯，又搬了。这次搬回了城市，不过不是北京，是太原。一家人齐齐全全在山西省委招待所的一个二十人一间的大客房里住了一阵子。又搬到家属楼住了一阵子。又搬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大院儿东楼二层中间一个大屋子里住了一阵子。然後，一如既往地，又搬了。这回也不远，搬到了东楼尽头，临近厕所的那间屋。那是我住的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一个家，七年。妈妈不知道是否搬家搬惯了，隔长不短地，就要把屋里的家具重新摆设一番，以便这个疲于奔命的家的容貌“换然一新”。其实屋里可供移来搬去的家什不多，一共祗有床、桌子、柜子、椅子、板凳和两个大木头箱子，摆过来，摆过去，家仍然是一幅愁眉苦脸、清瘦不堪的疲惫相。多年之後，我姐姐儿时的一个好朋友回忆我们的家时说，“我记得你家光有一个大地球仪放在窗台上”。问她还有什么，她摇摇头居然说，“好象什么也没有了”。尽管如此，每次妈妈在屋里“搬家”，姐姐仍然积极配合，出谋划策。完了之後，那“新家”的感觉却也能维持数日。不过妈妈从不买任何家具，她老说，“买了是累赘，今儿买了，说不定明儿就又有什么事儿”。

妈妈这回又说对了，不久就“文革”了。再度搬迁之前，这家先遭了数次的抄、砸。贫瘦的家便不仅贫瘦，而且破旧了。爸爸住在什么地方不能回家，妈妈心情极其恶劣，大姐去“串联”要么住校也不回来，二姐忙着闷头看书和对着镜子把自己的辫子梳来梳去，哥哥也闷头看书，同时豢养所能抓到的一切飞禽走兽诸如麻雀鸽子猫蝌蚪鱼蚂蚱蚂蚁之类，家没人收拾，便不仅贫瘦、破旧，而且脏乱。我十一岁，刚好小学毕业，没处继续念书，于是养成了清洁的习惯，每天每天，除了象哥姐一样，也把爸爸封锁在床下箱子里的书们挑出几本来读，也对着镜子把头发梳来梳去，也帮着给罐头瓶的土里的蚂蚁放馒头渣，再就是不停地扫地、擦桌子，把家中物什摆放整齐。我极力想使自己的家看上去和别人的一样好，但是这个理想从未实现过。我曾一度极为困惑：为什么这个家都一尘不染了，看上去却还是显得破旧不堪？很久以後才慢慢明白，一堆经年不断搬动的破烂桌箱柜床椅，再经过抄砸，戳在那里注定已是一堆破烂，它越是一尘不染，越会显得破烂不堪。

里边破，可以悄悄地不使人知，外边破，便令我的自卑变成某种羞耻。我家的“外边”太多，同住一个大院，人家关上家门，你就看不见有多好，我家闭门谢客，仍是光天化日下的破家一个：我家两个不大的里外间挤兑在东楼楼角，家具虽破，毕竟屈指可数，可是窗户却有八个。楼的正面有四个，拐过来侧面还有四个，是我家最多的拥有物。本来多也无妨，我家住二楼，只要一关门，谁也没办法扒窗户。可是，我家搬来不久，窗户就开始被大院的孩子们从楼下，用石子逐一地砸破。破了的窗户裂着缝，要么掉下玻璃来。裂了的，用胶布粘劳；掉下来的，用硬纸片卡住；整块玻璃掉下来的，用三合板钉上。暂时找不到合适尺寸的硬纸片、木头板的时候居多，所以，报纸经常糊在我家窗户上。逢上刮风尤其下雨，报纸破了，就再糊一层。八个窗户，每个窗户的窗台加窗扇有八面玻璃。在我们搬来不久後，我家“外边”----六十四块玻璃的大部分，都被打破并被糊住了，并仍然被继续打破着和糊住着。打破後糊住的窗户，从楼下往上看，破七烂糟，惨不忍睹，尤其在阳光下它们恬不知耻地与其他整洁透明的窗户并列着、裸陈着自己，格外刺目扎心。

从搬来到搬走的七年间，我从未摆脱过我家窗户对我的压迫。大院里孩子们敲砸我家窗户的频率随着岁月而变幻，有时如雹如雨，有时冷枪冷炮，有时日内数次，有时间隔一年半载。但在我的记忆中从未中止过。他们中的一些甚至养成了击窗练弹弓准头的习惯。他们的目标明确，从不试图打烂别的窗户。母亲祗教育我们不要欺负别人，从未教导过我们挨了别人的欺负有权反抗，随着那经年的石雨和破裂声，躲在屋子里的我，渐渐从最初的恐惧中挣扎出来，一捧童年稚气却丝丝缕缕演化为满心室的自卑，不再有能力复原。而每当从楼下走过，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我家那破烂不堪的窗口无论灯光摇曳还是树影婆娑，传达给我的都不是亲切与温暖，而是铭心刻骨的羞愧与悲哀。我是携着这样一种羞与名状的自觉去读那个叫做“红旗”的小学的。那期间，数年如一日，每天放学，都要在必经的一个玻璃店里站立良久。一遍一边地看人家用尺子比着，用金刚石的玻璃刀在那大块的玻璃上慢慢划出一声韧响，一道长印，然後，“啪”地一声，将那玻璃齐刷刷地掰开，再划，再掰，渐渐将玻璃掰成一个方，一个圆，一个长，或一个三角。这时，心里装的不是课堂上的数学作业，是我家的窗户。

要是我家的“外边”能换上这些完整的玻璃该是什么样？！

很多童年有很多梦，幻想我家的窗户玻璃个个完整，是我童年乃至少年的希望。和想要新家具不同，我从来没有跟妈妈说起这个希望，那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妈妈是对的，明天要发生的事，现在每天都在发生，还将继续发生。我只是于不停地清扫、整理的同时，努力地帮助修补家的窗户。

接下来的运动有些大，很多城里人必须往农村搬，说是“插队落户”。年青人信誓旦旦、雄心勃勃，年老人悲悲切切，一筹莫展。我们家这次一如既往，不仅搬人，当然要搬家。可能确实是因为搬惯了，爸爸妈妈从学了半年的北京学习班回来後，居然仍旧没有一句慷慨陈词，居然也不见一丝愁肠辗转。他们平静地打点行装，三天之内收拾停当。第四天，一辆大卡车一个家，就又搬了。

从未有人告诉过我，农村怎么就不如城市。在我，农村就意味着可以一气跑到累也不用拐弯儿，眼睛看到最远也不被什么东西挡住，跳到水里游泳不用买票也不限时，漫山遍野抓蚂蚱、膛螂、蝴蝶、蝌蚪、青蛙、鱼、鸟等等不会被人责骂，躺在地上看星星看月亮看火烧云看自己不会被人打扰，哪怕铺地盖天睡得地老天荒也不会着凉更不会被车压死，上不上学没人管，读多少课外书都有时间。去农村，就是去我的节日。更何况再也不会有一群小孩儿按着我的哥哥在地上打，拿我家的窗户当练弹弓的靶子，我再也无须为自己家一目了然的破烂窗户而自觉卑微，羞傀！我几乎是欢天喜地的抱着我的装着猫的盒子，爬上大卡车，从此一举摆脱了那一堆破窗户。依次坐完卡车、火车、公共汽车和拖拉机，就到了那个叫做山西省夏县埝掌公社郭牛大队的大队部。那天是一九七零年夏季的一个傍晚，在大队部里好像是被招待吃西瓜。我急着问：我家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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