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84年“甲申易枢”，奕訢、翁同龢、李鸿藻等一并罢黜，而易以礼亲王世铎、孙毓汶等，皆慈禧的阿附者。首席军机大臣世铎身居高位，尸位素餐，“性耽安逸，每日入直最晚，散直最早”，遇事“一味模棱，毫无措置”，“从不自出一谋，但观望徘徊”(29)，而“终身无疾言厉色，对内侍尤恭谨”，故宫内左右争誉其贤。世铎名为首辅，然懦弱无能，孙毓汶善权术，“遂专魁柄。夙值南斋，多识群奄，恒于后前称其能。”(30)1886年，光绪将届亲政之年，慈禧宣布要归政皇帝，孙毓汶揣测其意，并非出自本心，遂游说诸王公大臣，亲拟折稿，请求慈禧“训政”。翁同龢记其事曰：“懿旨归政，孙莱山(毓汶)来，以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公折请训政稿见示。……遂定议连衔上，亦以示醇邸(奕譞)，邸意亦谓然。”(31)折既上，慈禧也就顺水推舟，发下懿旨称：“念自皇帝冲龄嗣统，抚育训诲深衷，十余年如一日。即亲政后，亦必随时调护，此责不容卸，此念亦不容释，即著照所请行。”(32)这样，名虽“归政”，实则大权仍操在慈禧手中。孙毓汶以此大获慈禧赞赏，宠幸日固，加以“素与(李)鸿章相结纳”(33)，遂成为帝党的中坚。但从光绪命翁同龢、李鸿藻参加枢府会议后，清一色后党的局面被打破。光绪特别倚重翁氏，有一次因他卧病数日而不能到班，军机大臣皆到也不令会议，必俟其到会再议。(34)而慈禧成竹在胸，也于7月28日命徐用仪在军机大臣上行走(35)，以抗衡之。徐氏从此追随孙毓汶之后，亦步亦趋，与翁同龢常“论事不合，至动色相争”(36)，成为孙氏的重要帮手。徐氏之入值军机，可视为甲午战争期间帝后党争之肇始。

   　　从此，在枢府内部，帝后两党争执不断。当时，战争已经打起来，但后党位居枢臣者却不积极筹划御敌，反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8月11日，日舰扰袭威海卫港的消息传来，孙毓汶等人却若无其事。翁同龢十分气愤，在日记中写道：“威海告警，而同僚无忧色。”(37)又于当晚致书其书门生张謇，告以日舰扑威海事，并感叹曰：“泄泄梦梦，又将如何也！”(38)13日，便有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参奏军机诸臣，谓：“方今军机大臣，或庸懦无能，泄沓成习；或日寻盘乐，流连忘反。……疆臣之贻误如彼，枢臣之尸素如此。敌氛日近而备御未闻，战垒日多而袖手仍昔。未审将来何以待之？”(39)其语气与翁氏何其相似！16日，礼部右侍郎志锐更指名参奏孙毓汶兼及徐用仪：“方日人肇衅之时，天下皆知李鸿章措置之失，独孙毓汶悍然不顾，力派众议，迎合北洋。及皇上命诏下颁，赫然致讨，天下皆闻风思奋，独孙毓汶泱泱不乐，退有后言，若以皇帝为少年喜事者。查该大臣于中外情形，华洋交涉，素不留心，而专愎成性，任意指挥，不顾后患。……皇上之所是，则腹非之；皇上之所急，则故缓之。一切技量，皆潜寄于拟旨时词气轻重之间，小或授意同俦，大则愤然当笔，阴开阳阖，操纵自由，暗藏机关，互相因应。秉政十年，专权自恣，在廷卿贰，无不受其牢笼，各省督抚得其一书，至有相传为‘小圣旨’之说者。窃弄威福，劫持上下。……其专愎罔上之心，人人知之，而无敢言者。徐用仪起自章京，性情柔滑，事事仰承其意。……我皇上事事虚己纳言，而该大臣诪张舞弊。时事若此，安望转机？”折中最后提出：“应将孙毓汶罢斥，退出军机，朝政必有起色，军事必有转机。”(40)此折犹如平地雷声，给后党以极大的震撼。当天，孙、徐便消极对抗，办奏折不肯动笔。于是，军机处将志锐折呈于慈禧，请其裁夺。慈禧又召见庆亲王奕匡力面商办法，决定交由光绪亲裁。帝党本想罢孙，结果反给光绪出了一道难题。试想：孙为慈禧所宠信，徐又是慈禧新任命的军机，光绪怎敢将其罢黜？只得以志锐原折示孙、徐二人，并“温语慰劳，照旧办事，仍戒饬改过”。(41)帝党罢孙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帝党罢孙不成，又策划易李(鸿章)。中日虽已宣战，但帝党认为李鸿章本无抗敌决心，张謇致函翁同龢称：“此次津意亦何尝欲战，迫于上旨，……窃料津之为和约稿，已在其胸中矣。”(42)适在此时，湖南巡抚吴大澂自请带兵北上，得到朝廷允准。光绪又谕枢臣南北洋添帮办。于是，总理衙门致函李鸿章称：“惟当此军务倥偬之际，事极繁重，若无人相助为理，心力过劳，颇廑宸念。……如有才略优长，堪资谋断，为阁下所深知者，似可酌举一人，请旨帮办一切事宜，以资襄助，于时局较有裨益。”(43)但总理衙门并未同时寄给南洋告添帮办，故此举表面上是为李鸿章增加助手，实则嫌其指挥军事不得力也。对于吴氏带兵北上一事，朝野都很关注，猜想与北洋帮办有关。这应该说是不错的。如张謇致翁同龢函即称：“湘抚之请自效，适与令津举帮办之说事会相凑。”(44)其实，吴氏本人也正有这种想法。他在起程北上前奏称：“臣以忠信励将士，将以伸天讨，而振军威，似可与李鸿章相辅而行。”(45)即微露此意。然此事早在李鸿章意料之中，当即复信反对：“鸿章职司所在，自当力为其难。军情瞬息万变，遇事须当机立断，乃能齐一视听，迅赴戎机。……若两帅同办一事，则往往意见参差，徒添牵掣，贻误滋多。”并特别点出吴氏“平素不甚知兵”。(46) 这样，北洋添帮办之事，既为李鸿章所拒绝，帝党便打算实行易李的计划。

   　　此后，参奏李鸿章者甚多。如志锐于8月23日便以李鸿章“衰病侵寻”为由，奏请“简派重臣至天津视师”。24日，御史钟德祥抨击李鸿章“至今不肯杀敌，居心叵测”，“淮军御倭又类瘫痪”，建议朝廷“特旨迅简将帅，以顾要边，以振全局”。(47)25日，户部右侍郎长麟则奏请“特简主将督办军务，以一事权而资攻取。”(48)其真实意图，是希望恭亲王奕訢出来收拾局面，一则抑制后党，一则剥夺李鸿章的军权。(49)但是，军机处先后两次讨论志锐和钟、长的建议，皆以所言非实，予以驳斥。26日这天，竟有三位官员同时参奏李鸿章：一是主事裕绂，认为李鸿章“年过七旬，非复少年英锐，虽数十年练兵糜饷，始终一‘和’字横亘于胸中，就使其行阵，亲临指授方略，胜负之数尚在难必”，建议另选主帅，宜“早为之计”(50)；二是文廷式，奏参李鸿章“侵夺暮气”，“本心都无战志，属僚承其意旨”，无人肯战；三是给事中余联沅，指斥李鸿章“贻误大局者”有六事，外间传说“无不以秦桧目之”，“膺此巨任，竟有万不能胜者”，奏请“迅简知兵之大臣，出统其师”。而军机处讨论时，再次遭驳。其驳语有云：“李鸿章身膺重寄，历有年所，虽年逾七旬，尚非衰耄；且环顾盈庭，实亦无人代此任者。所奏无庸置议。”(51)帝党在易李问题上又遭到了失败。

   　　在此阶段中，帝党积极主战，想扳倒一心主和的对立面，因发动罢孙和易李，然皆未成功。期间，慈禧还站在幕后，结局尚且如此，这预示着随着和战之争的发展，帝党是绝无成功的可能的。

   　　第二阶段，从9月17日到10月26日，是后党公开推行和议方针与帝党抵制未成的阶段。

   　　如果说慈禧在前一阶段是站在幕后的话，那么，在这一阶段却急不可待地走到前台了。先是在8月13日，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称：“俄似有动兵逐倭之意。”又引述俄国驻华参赞巴福禄(Aleksandr Tvanvich Pavlov)转述其公使咯西尼(Aruthur P. Cassini)的话说：“朝鲜之事，俄国有激而起，毫无自利之心。”(52)16日，枢府会商李电，翁同龢“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联，总以我兵能胜倭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务”。(53)光绪甚以为是，当天由总理衙门寄李鸿章一电旨：“俄有有动兵逐倭之意，此非我所能阻，然亦不可联彼为援，致他日借词要索。总须先由我兵攻剿得胜，则俄虽派兵续出，亦落我后。”(54)尽管光绪采纳翁氏之言，否决了李氏的联俄主张，但慈禧却同李氏一样，都抱有联俄的幻想。所以，李电便成为后来慈禧探询和议的张本。

   　　9月17日，军机处阅昨日电报，知平壤清军溃败，战争形势趋于严峻。当天，慈禧单独召见世铎，所谈密而未宣。20日，又命世铎、奕匡力 两人进宫密商。此后连日如此。深宫之事讳莫如深，难知底蕴，但从翁同龢当日所记“连日军情水陆如此，鸭绿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55)之语看来，所商之事必与时局有关。果然，27日，军机大臣在颐年殿东暖阁见起，慈禧与光绪同坐，听完枢臣奏报战况后，提出派翁同龢往天津问李鸿章一事，因“此不能书廷寄，不能发电旨者也”。何事如此机密？不是别的，而是探询李鸿章能否设法请求俄国“同保朝鲜”。翁辞不受命，对曰：“此事有不可者五，最甚者俄若索偿，将何畀之？且臣于此始未与闻，乞别遣”。慈禧又改变话题说：“吾非欲议和也，欲暂缓兵耳。汝既不欲传此语，则径宣旨，责李某何以贻误至此，朝廷不治以罪，此后作何收束，且退衄者淮军也，李某能置不问乎？”既改为诘问淮军败状，翁不能不应。翁既答应赴津，慈禧又提起求俄相助事，谕曰：“顷所言作为汝意，从容询之。”翁答曰：“此节只有李某复词，臣为传述，不加论断，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翁违心地衔命赴津。30日，翁在天津与李鸿章见面，李谓巴福绿曾传俄国公使咯西尼的话：“俄廷深恶俄占朝鲜，中国若守十二年所议之约，俄亦不改前意，……若能发一专使与商，则中俄之交固，必出为讲说。”翁不无担忧地问：“俄连而英起，奈何？”李斩钉截铁地答云：“无虑也，必能保俄不占东三省。”(56)10月4日，慈禧在仪鸾殿召见，翁同龢详述与李鸿章见面情形，并力言：“喀(西尼)事恐不足恃，以后由北洋奏办，臣不与闻。”(57) 翁的态度使慈禧大为不悦，但他求和之意已决，决定甩开帝党来推行和议了。5日，她便专独召见恭亲王奕訢，而且一天内连召四次。重新起用奕訢这一招很厉害，从此她可以内依奕訢，外靠李鸿章，来推行其求和方针了。果然，奕訢在被召见的第二天，即10月6日上午，便同奕匡力 秘密约见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因此时英使欧格訥不在北京也。据赫德致伦敦办事处的电报称：“此事请保密以避免无谓的意见和不合时宜的阻挠，……恭亲王和庆亲王会谈很圆满。日本为野心所促使，或将要索过多。中国既系被迫应战，原难容许任何过奢的要索，但如认为非此不可，仍可提出办法再商量。”在这次会见中，奕訢微露中国准备与日本讲和，也可付适当的赔款，但过后觉得仅此条件未必能够满足日本的要求，又于当天下午派孙毓汶、徐用仪二人亲访赫德。赫德记其事道：“中国政府现在已知道局势的严重，……孙毓汶和徐用仪同我自下午4点谈到6点钟。他们两个几乎痛哭流涕，愿意听受任何好的建议，答应以后办这样办那样。……孙、徐两位说，政府有责任力撑危局，现在也知道继续作战没有把握，早日和解是最好的办法，所以他们问我应当怎么样办。”他从英国的利益考虑，指出“这是求和的第一步，也是最好的一步”。(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