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李鸿章与北洋海军

　　鸦片战争(1839-1842年)以后，中国士大夫开始认识到没有一支强大而有效的海军，中国便不可能保卫自己，对付西方海上大国。创建近代海军成为中国努力西化的一项迫切而坚持不懈的大事。林则徐(1785-1850年)是在禁烟问题引起中英冲突的困境下认识到建立这样一支海军重要性的杰出的中国官员。他曾提出以广东海关税银购买西方船炮，作为实现中国海军近代化的第一步。他的建议不幸为道光皇帝所驳斥而未能付诸实施。林的挚友魏源(1794-1857年)在其《海国图志》中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力促有关当局在广东沙角和大角设立由国家管理的造船厂和兵工局，制造枪炮和船只。魏源计划全面改革，将江、浙、闽、粤四省绿营水师改组为新式的海军劲旅。但是由于没有政府支持，整个计划成为空中楼阁，他的建议毫无结果。

　　同治元年，亦即1862年，出现一个新的机会。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向总税务司李泰国寻求帮助。通过李泰国的斡旋，清政府从英国购得7艘兵船，组成一支小型的“中英舰队”。总理衙门委任英国海军大佐阿思本为舰队统领。然而，英国人和中国人因为指挥权问题相持不下，结果双方都很失望。计划以失败告终。其后江苏巡抚丁日昌(1823-1872年)于1868年和1870年分别提出建立“三洋水师”和“内江外海水师”的建议。同一期间在上海(1865年)和福州(1866年)建立了新式的兵工厂和造船厂。不过由于朝廷态度消极，督抚相互推诿，终无可观成效。直至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清政府才下决心整顿海防。沿海防卫于是分为南洋和北洋两个防区。两江总督被指派为办理江、浙、闽、粤四省海防事宜钦差大臣；直隶总督为办理山东、直隶和盛京三处海防事宜的钦差大臣。即使如此，中国海军并没有显著加强。根据1878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报告，中国海军仅由上海和福州两地小型的地方性舰队组成。它的装备和训练都无法与欧洲的海军相提并论。就整个帝国而言，事实上并没有一支统一的海军，这种情况一支持续到中法战争，南洋海军在战争中全军覆没。

　　不过，在李鸿章领导下，北洋防区终究实现了近代化，在以后1880年代，开始被看作是代表清帝国的海军。这就是“北洋海军”或“北洋舰队”。北洋海军的历史背景复杂。它的成败不仅关系到中国海防的安危，而且影响中国和日本海上力量的消长。这方面近代化的努力值得历史学家密切注意。李鸿章作为北洋海军的创建人，北洋海军的成就要完全归功于他。他创建海军的目的与经过，所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都与这支舰队的命运息息相关。

　　李鸿章对近代海军的认识及其目标

　　李鸿章1823年生于安徽合肥，是自强运动的领袖。他是政治家和外交家，同时也是军事战略家。他有突出的多方面的才干，中国近代化的各个方面几乎都与他密切相关，他对那个时期的政府有重大的影响力。不过，本章仅将注意点集中在李鸿章对建立海军的作用上面。

　　近代中国海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李鸿章协助曾国藩同太平军作战时期。那时他成为熟悉军事的专家，并且认识到拥有一支海军的重要性。他由曾国藩奏保出任两淮盐运使，办理淮扬水师。李在这一时期有关海军的知识尚限于传统的中国水师；对于近代西方大国的海军并无任何认识。及至1862年春，他奉命驰援江苏，同太平军作战，才开始认识到欧洲海军的挑战。他率领淮军及淮扬水师乘所雇英国轮船从安庆沿江抵达上海。接着同英国和法国在上海的军队协同作战，并且得到常胜军的帮助。他对于西方大炮的精纯，子弹的细巧，西式操练的雄整，印象非常深刻。他深感中国在军事能力方面远远逊于西方大国。

　　李鸿章指挥的淮扬水师由舢板和帆船组成。他痛感它们陈旧落伍，认为“有不如无”。他决心向其他国家学习，他诫谕部属“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而秘法”。在同他的上级曾国藩讨论时，他提出同样的观点：“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他曾劝曾国藩仿效日本和俄国，“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

　　1864年10月，太平军即将被完全平定之时，朝野上下在历年内乱外侮之后正庆贺升平可期，李鸿章却另有想法。他忧心忡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中国)无以扼其气焰”。他感到，“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旧规，火积薪，可危实甚”。在李看来，军力是关系到“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决不可狃于祖宗成法”。陆军方面，他感到老弱必须裁汰，粮饷必须充裕，操练必须严格，绿营分汛必须重组和加强，然后绿营方可恃。至于海军，所有旧式船只必须更换。不仅如此，中国必须有近代船厂，并向外国人购买造船机器。必须先造轮船，“次及巨炮兵船，然后水路方为可恃”。从以上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对于中国建立新式的陆军和海军，已有一个具体的构想。他关于中国海军的想法，包括改革绿营水师、采用西式装备、设立能够生产近代船炮的造船厂和兵工厂。李的思想和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如出一辙。福州船厂和江南制造局随后在李的支持下得以维持。他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近代化努力中的功劳值得赞赏。

　　李鸿章在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后，他的海军思想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他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为凶恶的敌人环伺，国家处于危急之中。他深感中国正面临“三千年一大变局”。尤其是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更使他相信日本穷兵黩武，对中国的野心更甚于西方国家的威胁。西方国家虽然侵略成性，但距离尚远，而日本近在户庭，随时可以伺机侵略。他相信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奉命督办北洋海防以后，将目标放在对付日本挑战上面。发展海军是李鸿章对外关系和自强政策最优先考虑的重点。在他看来，船炮和海军是西方大国强大实力之所在。中国赶上西方要有很长的时间。日本只是最近才向西方学习，因此中国同它竞争，还比较容易。

　　李鸿章创建海军防卫中国对抗日本的政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然，在自强运动领袖中，并非只有李鸿章一人有这样的洞察力。文祥、沈葆桢和其他一些人也持有相同的见解。李鸿章以日本为假想敌、建立中国海军的思想，当时至少在一些政治家中有共识。

　　不过，必须指出，李鸿章的海军思想局限于自我防守的战略。他并没有积极进取的海权观念。虽然他设想训练一支有铁甲舰装备的强大海军，“西略西贡、印度，东临日本、朝鲜”，但是他的主要目的在于防御，而不是进攻；实际上他将军事力量主要看成是威慑力量。他仍然受到中国传统的陆权思想的影响。然而，日本则不然。日本最初也和中国一样，只注意海防。随后，部分由于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的影响，日本人的海权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日本政府向人民灌输重视海权的思想，同时作出向海外扩展的紧迫计划。反观中国，一直以一个普鲁士人写的《防海新论》作为海军战略的指导，结果是李鸿章满足于防卫北方京畿和南方财赋之区的少数口岸，而没有向海洋扩展海军力量的壮志雄图。中国和日本地理和历史上的差异导致两国态度的不同。不同的观念导致中国和日本海军的不同发展。

　　购船置炮——北洋海军的创建

　　北洋舰队建军比南洋舰队晚。1870年9月李鸿章受命为直隶总督时，北洋三口还没有近代的战船。直至1872年10月李兼任北洋大臣以后，才有“操江”和“镇海”两艘兵船由南洋拨到天津，作为巡洋捕盗之用。1874年5月，日本侵犯台湾。李鸿章大受刺激，力主购买铁甲战舰，以加强沿海防务。然而他的建议并未立即付诸实施。直到1875年5月他受权督办北洋海防，才采取积极的行动，开始组成一支新的海军。在以后10余年中，费银几百万两，为北洋海军购置各种类型的战船，包括铁甲舰、巡洋舰和鱼雷艇等。

　　北洋海军有战船26艘，可以分为两类：一为中国自制，一为购自外国。前一类数量较少，且不居重要地位。它们共9艘：“康济”、“威远”、“泰安”、“镇海”、“操江”、“湄云”、“利运”、“海镜”和“平远”，占船只总数的34.6%。其中“平远”系福州船厂制造的钢甲快船，其余8艘是补给船、练船和运船。另一类兵船被认为是舰队的主力，共有17艘，包括“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和“敏捷”。这17艘船只由外国制造，占整个舰队的65.4%，其中13艘英国制造，4艘德国制造。除“敏捷”一艘是练习用的机帆船外，其余为主力舰、巡洋舰和其他战船。“镇远”、“定远”为德国伏尔铿船厂制造，各长298英尺5英寸，宽60英尺4英寸，吃水19英尺6英寸。腰线护甲长144英尺，厚6英寸，炮台甲厚12英寸，令台甲厚8英寸。两船均为6000匹马力，时速14.5海里。它们各载炮10尊，包括口径为12英寸的重炮4尊。每艘船还有其他大炮，包括5管连珠炮10尊，以及鱼雷。两艘战舰威力极大，按当时的国际标准，质量堪称上乘。

　　除了这两艘战船，至少还有不少设备精良、足资战斗的船只。“致远”、“靖远”购自英国，他们和“超勇”、“扬威”同为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济远”、“经远”系德国制造。北洋舰队的建成，是李鸿章煞费苦心努力的结果。

　　李鸿章对鱼雷艇也感兴趣。他相信只有鱼雷艇和铁甲舰同时使用，方可攻守有益。他于1881年向德国伏尔铿船厂订购了10艘鱼雷艇；1887年他的代表同英国一家海军造船厂签订合同，订购可以在公海作战的新式头等鱼雷艇。鱼雷艇分别置于威海卫和旅顺港鱼雷营，水兵由英国和德国专家训练。这两部分的鱼雷艇尽管在1894年中日战争中未能发挥作用，它们却是北洋海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洋海军船只中，还有6艘通过赫德向英国购买的蚊炮船，事后证明令人失望，并且招致许多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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