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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钧一发之际，斯大林同志出面干预了。

    斯大林同志亲自委任谢·瓦维洛夫为苏联科学院院长，斯大林同志当着谢·瓦维洛夫的面对尼·瓦维洛夫的悲惨遭际表示一无所知和痛心疾首，这一切，如斯大林同志所说，完全是基于政治方面的需要。当时，即1945年，国际学术界已经确信尼·瓦维洛夫院士死于非命，对尼·瓦维洛夫院士的沉痛悼念和对苏联当局的强烈谴责正在形成高潮。苏联当局处境尴尬，斯大林同志认为有必要给国际舆论一个暗示，那就是，他——斯大林同志——对尼·瓦维洛夫院士其实并无恶感，与尼·瓦维洛夫院士的悲惨遭际并无干系。因而不能对尼·瓦维洛夫院士的悲惨遭际负责。

    遗憾的是，斯大林同志的这个暗示不起作用，国际学术界要么是没有领悟斯大林同志的暗示，要么是领悟了但根本不予置信；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是依旧顽固坚持对苏联政府尤其是对斯大林同志本人的强烈谴责立场。这就够让人头痛的了。但还有更让人头痛的事——瓦维洛夫案件在国内学术界也引起了强烈反弹。本来当局已明确宣布：瓦维洛夫问题是雷区！并作了几项具体规定：任何人都不能提到瓦维洛夫；瓦维洛夫的著作不能出版——甚至不许学者们在学术范畴内引用他的著作。苏共中央宣传部绝对禁止——以斯大林同志的名义——把一则有关瓦维洛夫的辞条收进俄国植物学家辞典；出于同样的原因，当时出版的苏联大百科辞典中也没有尼·瓦维洛夫的名字。苏联地理协会主席贝格院士在纪念该协会一百周年的一本书中提到瓦维洛夫生前的科学考察，马上就遭到有关方面声色俱厉的呵斥—— 一派风声鹤唳！但虽然风声鹤唳，居然还是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瓦维洛夫鸣冤叫屈。国内外学术界遥相呼应，对苏联当局形成了夹击之势。

    　　公开为瓦维洛夫鸣冤叫屈的，大都是苏联学术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当年曾为拯救瓦维洛夫而奔走的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奥尔别利院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常常在公开场合热情洋溢地评价瓦维洛夫，甚至在接见瓦维洛夫的外国同行时，也直言不讳地说：“欢迎您们，尼古拉·瓦维洛夫的朋友们，瓦维洛夫的去世是科学事业的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当局通过一些很婉转的方式几次提醒他不要固执己见，他仍我行我素。苏联科学院院长谢·瓦维洛夫对他哥哥的遭际更是耿耿于怀。对人文社会科学从来没有多少兴致的科学院院长，在晚年突然迷上了历史学。而在浩瀚的史海中，他最关注谈论最多的则是化学家拉瓦锡。拉瓦锡在任法国科学院院长期间，多次批评一位他所不了解的医生让-保罗·马拉特的化学著作。那位医生因此对他衔恨极深。大革命爆发后，那位医生弃医从政，成了国民议会议员、法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他认为报仇雪恨的机会到了，便借口拉瓦锡曾加入税务总局，指控拉瓦锡是“包税者”“人民公敌”，要把拉瓦锡处死。在他的坚持下，拉瓦锡被押上了审判台。拉瓦锡请求把审判推迟，以便把他正在进行的一项重要实验做完，审判长却一口回绝：“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审判不能中止。”伟大的化学家被斩首。噩耗传出，学术界极度震惊，著名数学家拉格朗日曾有如此名言：“砍下他的头，只需一刹那；但再长这样一颗头，大概花一百年也不够。”谢·瓦维洛夫看出了拉瓦锡的命运与他哥哥的命运的相似性，力图从历史中，具体说来，是从拉瓦锡的悲剧中，去探寻他哥哥的悲剧根源。但科学院院长没有停留于单纯的抽象思维。他曾冒着风险探望尼·瓦维洛夫的前妻萨哈罗娃和长子奥列格。并且和侄子长时间地讨论如何去卢比扬卡监狱，鼓励侄子继续向当局追询尼·瓦维洛夫的下落。只要能遇上从劳改营或监狱出来的熟人，科学院院长都要向他们打听哥哥的消息。后来听说哥哥死在萨拉托夫集中营，在巴尔维赫疗养时，他对谁都没有讲一声，便跑到萨拉托夫去了，去找哥哥死亡的证人，找哥哥的坟墓。他什么也没有找着，回到莫斯科不过两个星期，科学院院长就在忧愤中告别了人世，到九泉之下去追随哥哥的亡灵。

    苏联科学院院长、副院长和许许多多其他的苏联学术界头面人物，在战后已不再掩饰他们对瓦维洛夫的同情和支持。与此同时，一批在战前被解职的瓦维洛夫的战友——如著名遗传学家茹可夫斯基院士、查瓦多夫斯基院士等等——也相继重返学术界。以他们为核心，瓦维洛夫旧部正在重新集结力量。不过，虽然人心不死，在当时条件下，却还没有哪一位苏联学者敢公开把瓦维洛夫的悲剧归咎于当局，也就不能不迁怒于围攻瓦维洛夫的头号鹰犬李森科。是李森科杀死了瓦维洛夫——这个虽有道理但未必确切的传言，几乎为苏联学术界所公认。苏联学术界尤其是正在重新集结的瓦维洛夫残部，自然而然对李森科恨之入骨。同时，李森科战后几年的春化试验，和战前一样，牛皮吹了一大堆，把公众的胃口吊得很高，但结局仍和战前一样——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让满怀期望的公众又一次次地大失所望。政治上学术上一无是处，李森科的邪教教主本色，至此几乎原形毕露。在表面上他还是红透天的“排头兵”，实际上成了苏联学术界的过街老鼠。完全陶醉在强权宠爱之中的李森科，对此却是一点也未觉察，以为他还是无敌于天下。便在1946年1月旁若无人地发表了他的新著述《遗传性与变异性》，以否定达尔文的基本原理。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包括三个要素：变异性、遗传性和繁殖过剩。由于繁殖过剩（成年的植物、昆虫、鱼的数目比种子或刚出世的幼龄生物的数目要少数百数千倍），发生了动植物的种内竞争，即同种的许多个体对环境的适应力不是相同的，那些更适应环境的、占优势的就保留下来，不适应的个体就被消灭、被淘汰了。李森科不同意达尔文的观点。他认为，通常在自然界中，不论过去或现在，都没有繁殖过剩，而且也不可能有。不存在繁殖过剩，当然也就不存在种内竞争。李森科指责达尔文繁殖过剩的观点是从马尔萨斯主义出发的，而马尔萨斯主义在当时则被官方确认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森科举出橡胶草穴种的例子：每一丛中收获时，个体（1-37）越多则总产量越高，证明不但没有种内竞争，而且个体越多越有利。至于为什么播种100到200粒种子，而收获时只有1到37个植株？为什么在生育期中死了那么多？李森科回答说：“那绝对都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在学术上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就从政治上战胜他——这是李森科的主要战略；他的反对派所持的战略则完全相反：不能从政治上战胜自己的对手，就从学术上战胜他。苏联学术界尤其是瓦维洛夫旧部正在从学术上寻找反击李森科的最佳突破口，李森科的新著述恰逢其时。于是，《遗传性与变异性》在引来国际学术界的满堂倒彩的同时，也在苏联国内引发了一场在战前本来已经沉寂的大论战。瓦维洛夫的亲密战友茹可夫斯基院士最早发难。他在《选种与良种繁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哈哈镜中的达尔文主义》的文章，批评李森科对达尔文主义的歪曲。李森科马上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不要坐在别人的雪橇上》的文章作为回敬。竟然有人胆敢向他公开挑战，李森科深感意外。他在答复《文学报》而写的《资产阶级为什么反对苏维埃科学家们的工作》这篇檄文中恨恨地说：“但是我知道，我国有些生物学家，例如茹可夫斯基教授，还承认种内竞争。我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残余。”但泼妇骂街吓不倒有备而来的反对派。种内竞争问题引起了苏联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仅是自然科学家，大批哲学家、文学家也投入这场论战。李森科成了众矢之的，节节败退；瓦维洛夫当年的战友们则步步进逼，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更是演变为反李森科的中心。1947年2月，在莫斯科大学生物系举行了全苏科学会议，宣读了大约四十篇反对李森科的论文，并通过决议，宣布李森科为拉马克主义者。在这两所大学里，李森科的信徒都无法立足而被迫调离。李森科这才如梦初醒，在学术界孤立无助的他，不得不再次向政治权力求助。全苏科学会议闭幕后，他向苏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尤利.日丹诺夫（即苏联意识形态主管、著名政治杀手安.亚.日丹诺夫之子，人称小日丹诺夫）提交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呼吁当局对他与“科学中的反动派”所作的斗争给予全力支持。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就连小日丹诺夫竟然也开始倒向“科学中的反动派”，非但没能给予全力支持以解李森科的燃眉之急，反而在各种场合甚至是在联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局的会议上严厉抨击李森科；这还不够，1948年春，小日丹诺夫又提出加强全苏农业科学院的领导问题，拟将李森科撤职。众叛亲离，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曾经固若金汤的一统天下眼看就要哗啦啦地崩塌了。

    千钧一发之际，斯大林同志出面干预了。

    斯大林同志的干预出自他的深谋远虑：卫国战争的胜利，固然是极大地提高了苏联的声誉，但也不是没有负面影响——经受了大清洗洗礼的苏联知识分子，本来已经变得十分温顺，但战争迫使大清洗的滚滚车轮停了下来，祭在知识分子头上的那一柄达摩克里斯剑暂时退隐了；好了疮疤忘了痛，知识分子又开始翘尾巴了。战争焚毁了苏联长期固守的锁国之门，知识分子突然面对大千世界，更是眼花缭乱，六神不定。斯大林同志一向目光如炬、明察秋毫；苏联知识界的离心暗流，斯大林同志不可能没有警觉。早在1946年，斯大林同志就洞悉了苏联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为此指令老日丹诺夫：

    对缺乏思想性的东西必须打击……文学作品中明显存在背离创作的阶级原则的倾向。请您查一两种杂志。最好是在列宁格勒……

    苏联思想文化领域的治理整顿由此惊涛拍岸。斯大林同志指定要在列宁格勒打响第一枪，列宁格勒的两家著名杂志便首当其冲，成了第一批枪下鬼——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对《星》杂志和《列宁格勒》杂志进行了全盘政治清算。似乎这样做威慑力还不够，斯大林同志还点名批评了一批其作品“与社会主义文学格格不入”的作家艺术家。

    天命不可违。老日丹诺夫赶紧拎起一度搁置的棍棒，紧跟斯大林同志虎虎生风地四面出击。他断言：

    “安娜·阿赫玛托娃是空洞无聊的、没有思想原则的贵族沙龙诗歌的旗手，对苏联文学来说，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她的诗歌思想贫乏，影响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