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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一个可怖的景象。这个妇女正把一个亲生孩子的尸体放在台子上宰割。她边干边唠叨着说，“我们已经吃掉玛涅奇卡。现在我们要把瓦涅奇卡也腌起来。这将够我们吃一阵子。”你能想象吗？这个妇女饿得发了疯，以致屠杀她自己的孩子们！
--—赫鲁晓夫

    李森科的新救星是他此前的克星、当时苏联的天字第一号人物——赫鲁晓夫。

    在斯大林时代，李森科和赫鲁晓夫都是天子门生—— 一个是学术界的天子门生，一个是官场上的天子门生。仅管出自同一个师门，他俩却非但没有多少交情，反而长期不和。这主要是因为李森科的春化法——春化法一方面使李森科博得了斯大林同志的宠爱，几至位极人臣。另一方面却使他结怨于赫鲁晓夫，从而导致了五十年代初的那段黯淡岁月。

    赫鲁晓夫原本与春化法无干。把他与春化法联系起来的，是1946年爆发的规模仅次于三十年代初那场大饥荒的第二次大饥荒。大饥荒来势凶猛，素有苏联粮仓之称的乌克兰也未能幸免。时任乌克兰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晚年谈起灾年旧事，仍不免胆战心惊——“关于饿死人的信件和官方报告纷纷向我寄来。”他这样在回忆录中写道：“然后，人吃人的惨事开始了。我接获一个报告说，在基辅郊外瓦西尔科沃镇附近的一个小桥下，发现一个人头和两只脚底。显然，这个尸体是被吃掉了。有许多类似事件。当时的敖德萨省委书记基里钦科告诉我说，他到过一个集体农庄，想看看人们怎样熬过冬天。有人要他去看一个在那里干活的妇女。以下就是他描写的情况：‘我看到一个可怖的景象。这个妇女正把一个亲生孩子的尸体放在台子上宰割。她边干边唠叨着说：我们已经吃掉玛涅奇卡。现在我们要把瓦涅奇卡也腌起来。这将够我们吃一阵子……。你能想象吗？这个妇女饿得发了疯，以致屠杀她自己的孩子们！’当我重述这个报告时，我的思想又回到了那个时期。那个可怖的景象宛然出现在眼前。”赫鲁晓夫把他所了解的情况报告了斯大林同志，请求斯大林同志调拨粮食拯救乌克兰灾民。但斯大林同志也拿不出麦粒来，结果赫鲁晓夫只是白挨了斯大林同志的一顿臭骂。

    继三十年代的那场大饥荒之后，这次大饥荒又给了苏联当局一个沉痛教训：阶级斗争要搞，饭也不能不吃。当局下定决心，彻底解决农业问题。为此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但是，在三十年代没能解决的问题，到四十年代仍然不能解决。苏联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制度问题，必须改革从农业集体化运动以来所形成的严重束缚生产力的一整套制度，苏联农业才有复苏的希望。但在斯大林时代，制度问题恰恰是苏联农业问题的最大的一个禁区。真正的根本问题既然谁也不敢问津，当然就不可能真正找到能从根本上解决苏联农业问题的路子，只好始终寄望于奇迹的发生——发现高产麦种，使苏联农业能在丝毫不触动现行制度的前提下年年大丰收。不是去解决真正的根本问题而是一味沉溺于对奇迹的幻想，对奇迹的幻想完全寄托于某一种单纯的技术手段，企图依靠某一种单纯的技术手段包打天下，最后必然走向旁门左道。瓦维洛夫的悲剧和李森科的受宠，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瓦维洛夫也未见得明白苏联农业的根本问题之所在，但科学家的理性本能，使得他对包打天下的神丹仙方天然地不信任。而当局恰恰在这点上对他寄予莫大期望——谁叫他是苏联首席农学家呢？当当局最终发现所托非人时，自然要恼羞成怒。李森科则与瓦维洛夫形成了鲜明对照。李森科本来就只是一个纯粹的技术专家，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和严格的科学训练；因而本来就不具备理性精神。急于出人头地的强烈的功名欲望，更使得他易于随波逐流。所以根本不能指望他抵制当局创造神丹仙方的幻想；相反，作为一个纯粹的技术专家对技术的过度迷信，反而使得他在创造高产麦种以从根本上拯救苏联农业的问题上与当局不谋而合。主客观原因都注定了李森科是代替瓦维洛夫为当局圆梦的最佳人选。当局对李森科和瓦维洛夫厚此薄彼，也就是很正常的了。那么高产麦种究竟何在？斯大林同志坚信，正如苏联的政治舞台只能有一个共产党，苏联的农田里也只能有一个高产麦种，任何别的选择都是不存在的。凡是与“马克思主义农学家”李森科发明的春小麦相异的其它麦种，都只会从地里长出杂草，实际上都只是阶级敌人破坏苏联农业的罪恶计划的一部分，因而都必须排除。于是斯大林同志下令，地无分南北，一律大种春小麦！

    没有谁敢怀疑斯大林同志的这道指令——除了赫鲁晓夫一人。赫鲁晓夫当然和斯大林同志一样坚信苏联的政治舞台只能有一个共产党，但他并不因此而认为苏联的农田里也只能有一个高产麦种。他认为别的选择是存在的——那便是冬小麦。赫鲁晓夫晚年回忆：“我过去曾公开表示过，我反对用硬性的、强制的规定去推广春小麦，春小麦在乌克兰不如冬小麦那样高产，特别在南方是如此。但在某些集体农庄中，它的收成的确相当不错。因此，我认为乌克兰的集体农庄如果愿意的话，是可以播种它的，但是不应当由莫斯科颁发一个笼统的命令，强制每一个集体农庄播种特定比例的春小麦。在有些情况下，春小麦的收获量还不够补偿种子的成本。”赫鲁晓夫偏爱冬小麦而对春小麦毫无信心，春小麦在乌克兰也就无法象在其它地区那样无往而不胜，迟迟不能取代冬小麦在乌克兰的霸主地位。为此，赫鲁晓夫受到了严厉批评。在1947年2月举行的集中讨论农业问题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主管农业的政治局委员安德列耶夫作了总报告。总报告尖锐指责赫鲁晓夫，说1946年乌克兰的大饥荒主要是春小麦生产异常落后所造成的。说乌克兰的国营农场、集体农庄逐年减少春小麦的播种面积的情况是不能容忍的。最后下达具体指标：当年度乌克兰的春小麦播种面积必须达到75万公顷，此后几年中乌克兰的春小麦播种面积只能在这个基数上不断增加，绝不容许减少。斯大林同志聚精会神地听完了总报告。很明显，总报告是在他的授意下作出的。赫鲁晓夫没有就安德列耶夫的严厉批评表态接受，这让斯大林同志很不满意。会上曾有一段插曲——农学家马尔采夫就他在乌拉尔的据说是比较成功的春小麦播种试验作了一个专门演讲。斯大林同志抓住这段插曲大做文章，向赫鲁晓夫突然发难。赫鲁晓夫回忆：

    会议又休息了一次。当我们进入休息室时，斯大林突然威胁性地喝问我一句，“你听到马尔采夫关于春小麦的发言没有？”

    “是的，我听到了。但是，斯大林同志，他说的是乌拉尔。在乌克兰，我们的高产庄稼是冬小麦。在乌拉尔，他们完全不种冬小麦，只种春小麦。他们对它作过研究，知道它的种法和怎样取得丰收。”

    “那都没有关系。如果他们能在乌拉尔获得如此好的春小麦收成而我们”──他拍了一下他的肚皮──“拥有如此肥沃的、黑色的土壤，我们就应当获得更好的收成。应当就此问题作出一个相应的决议。”

    我说，“如果你愿意将它定为决议，你尽可以这样干。你也可以记下我的反对意见。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反对播种春小麦的。但是如果你愿意这样做，那么就请对北高加索和罗斯托夫省颁发决议。”

    “不，这个决议将直接适用于你。”斯大林那样说的意思是，我应当率先播种春小麦，从而使其它的谷物生长地区学习我的榜样。

    无奈的赫鲁晓夫，只好在这时生了一场病——当然多半是政治病。对春小麦的创始人李森科和苏联农业主管安德列耶夫，从此没有好感。

    经过将近一年的观察，斯大林同志原谅了赫鲁晓夫，又派他出任乌克兰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只是不再让他兼任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痛定思痛，复出后的赫鲁晓夫在春小麦问题上暂时收敛了锋芒。1948年，乌克兰“最有价值的粮食作物春小麦的播种计划已经超额完成。”而且这年乌克兰农业果然是获得了丰收，斯大林同志自是满心欢喜，赫鲁晓夫在苏联政治舞台上又站稳了脚跟。但赫鲁晓夫并不因此感激春小麦，他所钟情的仍然只是冬小麦。就个人利害而言，因为春小麦这面大旗已经被竞争对手安德列耶夫抢到手了，春小麦在乌克兰即便多么成功，也只会证明安德列耶夫的正确性，只会充实安德列耶夫的政绩；换句话说，在春小麦问题上怎样卖力，他赫鲁晓夫得到的都只能是小数，大数都要归安德列耶夫。宁作鸡头不作凤尾的赫鲁晓夫当然不干。再就纯粹学理意义而言，继续大面积播种春小麦实在是如履薄冰，早在三十年代初农学家马克西莫夫就通过研究证明：春化法能使植物在晚夏免受干旱影响，晚夏倘若天旱，春化法的确能增加作物产量。但倘若晚夏不发生天旱，春化法则反而使作物减产。这个理论一直未被推翻。这也就是说，象斯大林同志指示的那样不顾一切地大种春小麦实际上是一场赌博——谁敢说年年都会在晚夏发生天旱呢？而一旦晚夏没有天旱，岂不是整个农业都要减产？一旦乌克兰农业真的全面减产，没有饭吃的乌克兰人要骂他，斯大林同志也不会承认自己决策失误而肯定要拿他作替罪羊。所以，从长远看，盲目附和春小麦这一时尚，无论就那个角度讲，都必然对赫鲁晓夫的政治前程构成严重危害。赫鲁晓夫终究要和春小麦分道扬镳。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赫鲁晓夫借教训乌克兰的“农业科学家”，扎扎实实地教训了他们的祖师爷，从而给“春小麦”的始作俑者李森科一个下马威。 面对赫鲁晓夫突如其来的强大攻势，李森科一时竟无从还手。

    赫鲁晓夫并非农业问题专家，他之所以厌恶春小麦而钟情于冬小麦，主要还在于乌克兰农民施加的影响——乌克兰农民坚信冬小麦才适合乌克兰土地，而对春小麦嗤之以鼻。还有谁比乌克兰人更了解乌克兰土地呢？在高踞云端的李森科院士和脚踏实地的乌克兰农民之间，赫鲁晓夫选择了后者。这是一个需要非凡胆魄的选择，没有这种非凡胆魄，赫鲁晓夫也就不成其为赫鲁晓夫了。也正是出于这种非凡胆魄，刚刚站稳脚跟，赫鲁晓夫便又锋芒毕露，再次向春小麦开战。1949年初，在赫鲁晓夫主持下，乌克兰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公然违抗苏共中央指令，没有在该年度的农业生产计划中扩大春小麦播种面积，而是大大增加了冬小麦的播种面积。赫鲁晓夫估计李森科之流会就此兴师问罪，一场大论战是怎么都躲不掉的，便干脆来了个先发制人。不等李森科之流反应过来，就召开了乌克兰共和国农业科学家会议，为自己的决策鸣锣开道。这次农业科学家会议不都是农业科学家参加——以臭名昭著的“八月会议”为发端的政治报复运动，早已把苏联生物学、遗传学和农业科学领域的反对派一扫而光，有资格在1949年初应邀与会的所谓“农业科学家”，都是“为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化而奋斗”的布尔什维克战士，都是春小麦的坚定卫士。如果会场上坐的都是他们这种人，赫鲁晓夫如何能够掌握会议的主导权进而掌握乌克兰农业的舆论导向？更何况赫鲁晓夫请他们来，并非诚心向他们这帮天之骄子讨教，而是要教训他们，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理论和实践赫鲁晓夫都远远不够，单靠他舌战群儒，是不可能驳倒那帮满腹经纶的天之骄子的。赫鲁晓夫便把乌克兰农民推上火线——不是普通农民，而是“白领农民”如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集体农庄主席、国营农场场长等等。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的主体，农业政策的具体执行者，相对其他阶层而言，这些“白领农民”对高层决策的制定最具影响力。赫鲁晓夫主要就是在他们的“熏陶”下迷上冬小麦而反感春小麦的。而且他们既和普通农民一样具备丰富的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又具备普通农民所不具备的见多识广和巧言善辩；既和学者一样具备相当深度的理论知识，又具备学者所不具备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豪侠本色。由他们来教训那些所谓的“农业科学家”，当然是再好不过。许多年之后，已经黄袍加身的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总结这次“鸿门宴”时，不禁大发感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