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意洋洋的李森科站在赫鲁晓夫的身边，充分显示出他与赫鲁晓夫亲密无间的君臣关系，显示出政治强权仍然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的掌门人地位的坚定立场。但即便有政治强权撑腰，李森科仍然被同仇敌忾的苏联学术界连连挫败。

    卷土重来之后，李森科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报仇雪恨。谁曾经上书控告他、谁曾经撰文批评他乃至谁曾在什么场合给了他脸色看，这些他是清清楚楚，没齿不忘。现在他要新账旧账一起算。他常常向赫鲁晓夫汇报那些学者完全不关心党和人民的现实需要而一头钻进象牙塔出不来，那些学者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抵触情绪，那些学派纯粹是在贩卖资产阶级的文化垃圾，借以污染苏联的科学殿堂……。凡是他认为曾与他过不去的学者，都被他列入呈送赫鲁晓夫的黑名单中。在他的开导之下，赫鲁晓夫对苏联学术界的反对派也就逐渐失去了耐心，常常在各种公开场合对反对派冷嘲热讽。一度与李森科反目为仇的《真理报》则摇身一变，又自命为李森科的传声筒，在1958年年底发表文章，指斥《植物学杂志》否定李森科的“伟大贡献”和“吹捧”摩尔根学派的成就。

    刚刚恢复元气的反对派、刚刚有了几分生机的苏联学术界，似乎又要大难临头了。

    1958年12月15—19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讨论苏联农业问题。与会者既有党政官员，也有农学家。当着官学两方面的头面人物，李森科登上大会主席台，满腔悲愤地控诉国内外学术界在前不久的那场大论战中对他的“残酷迫害”，声泪俱下，令在座的同情者闻之动容。他声称：

    在全世界，在学术刊物上，而且不时在报纸上，围绕米丘林生物学展开的这次所谓的讨论中，对唯物主义生物学和我本人，编造了大量的胡说八道。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派把米丘林生物学叫做“李森科主义”……。我在生物学和农业实践中的全部工作被宣布为欺骗的和虚假的。

    李森科在国内外学术界之声名狼籍，这里是不打自招。

    时代变化了，但李森科一点长进没有，沿用的还是过去的那套战术——把纯粹的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从而避免学术上的交锋，利用政治上的绝对优势打倒对手。其实他也是无可奈何——科学发展到五十年代，已经完全证实了他的伪科学本质，他已经彻底丧失了在学术上较量的自信心。不求助于政治强权，就只能坐以待毙。虽然战术陈旧，遗憾的是，却并没有过时。苏共中央接受了李森科的控诉，认定对李森科的批评是“帝国主义的阴谋”。按照赫鲁晓夫的指令，开始对反对派进行全面反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改组了在学术界向李森科首先发难因而名噪一时的权威学术刊物《植物学杂志》编辑部。编辑部原班人马被全部换掉，由李森科的喽罗取而代之。其它有关杂志也被李森科重新控制；科研部门乃至相关的高等、中等学校也都再度变成了李森科的私人领地。闹剧甚至又闹到国际学术界。这一年，在加拿大举行了第十届国际遗传学会议。苏联代表团的名单本来早已确定，但因为李森科重新得势，原来的名单也就被判处死刑，由李森科重新组建苏联代表团。代表团也就全部换上了清一色的李森科喽罗。除了搞阶级斗争，李森科和他的喽罗还能有什么特长呢？到了会场上他们根本就拿不出学术报告；因为变化太突然，国际遗传学大会也来不及修改会议程序，该由苏联代表作学术报告时，讲坛就只好空着，全体代表静坐，让那段时光白白流过。这简直是对苏联学术界和苏联官方的莫大嘲弄。大会共分二十个组，苏联代表只能参加一个组——“嫁接杂交组”，这还是为了给苏联方面留点面子，临时为苏联代表团增设的一个组；否则小组讨论时，苏联代表团所有成员就只好去逛大街了。不过，对这一些赫鲁晓夫是不在乎的——在堂堂联合国会场上他都可以当着睽睽众目脱下皮鞋敲桌子，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出点小小的洋相又有什么关系呢！

    李森科拍马之术愈来愈精当，“皇恩”也就愈来愈浩荡。1961年，李森科恢复了早被撤消的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一职。此时赫鲁晓夫对他已经是言听计从了，对他的信任程度远远超过了对苏联农业人民委员的信任。后来李森科干脆把自己最忠实的喽罗奥勒尚尔斯基推荐给赫鲁晓夫，由赫鲁晓夫任命奥勒尚尔斯基为新的苏联农业人民委员。别的部长上任，《真理报》只在末页的“记事栏”里发一则任职简讯，对李森科喽罗奥勒尚尔斯基则完全另眼相看——在头版发表其任职消息，并且配发其标准照。可见李森科之不同寻常。如日中天的李森科，没有对反对派丧失警惕，一复职就重演了八月会议后那一套“批判”、“撤职”“封闭实验室”的闹剧。此后他眼观八路、耳听四方，稍有风吹草动就虎威大发。也是在这一年，列宁格勒大学行将召开实验遗传学大型学术讨论会，一切准备就绪，与会代表都出发了。这时正在基辅参加一个农业会议的李森科，从代表名单上发现有许多反对派学者与会，勃然大怒，马上打电话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当然听从李森科的建议，于是学术讨论会宣布取消，已经到会的代表们只好茫然而归。

    但是，纵然皇恩浩荡，纵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斯大林时代毕竟一去不复返——赫鲁晓夫固然是大权在握，但斯大林同志的那种绝对权威他是望尘莫及；此时的苏联学术界也不象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学术界那样温顺。赫鲁晓夫竭力固守李森科的“掌门人”地位的倒行逆施，必然遭到顽强抵制。李森科不可能确保无虞。

    而李森科最危险的敌人，却不是苏联学术界的哪一个流派、哪一部分学者，而是现代科学技术。正是迅猛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敲响了李森科的丧钟，宣告了李森科的真正劫数的来临。

    早在四十年代初，在最后一次与李森科会面时，瓦维洛夫就曾怒斥：“由于您的胡作非为，其他的国家已经超过了我们！”瓦维洛夫所痛感的这个无情现实，到了五六十年代，愈来愈无可掩饰。本来，瓦维洛夫领导下的苏联遗传学研究，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瓦维洛夫之所以当选为第六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副主席和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主席，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之所以决定在莫斯科召开，这是主要原因。瓦维洛夫时代是苏联遗传学最辉煌的时代，是苏联遗传学家最为扬眉吐气的时代。但是，在瓦维洛夫遇难、苏联遗传学被专政机器砸得粉碎之后，世界遗传学研究的领先地位，也就与苏联无缘了。而当苏联专政机器痛剿遗传学时，正好是遗传学研究一日千里之时。二十世纪世界遗传学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细胞遗传学时期（1910一1940年），瓦维洛夫便是世界知名的细胞遗传学家，苏联遗传学在世界上独领风骚也是在这个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是摩尔根所创立的新的基因—染色体理论。瓦维洛夫被捕之时，“无产阶级专政”光临苏联遗传学之时，世界遗传学研究刚刚告别细胞遗传学时期而跨入微生物遗传学时期。苏联遗传学与这个新的时期交臂而过。而当苏联遗传学终于灰飞烟灭、以李森科为旗手的所谓“米丘林生物学工作者”群魔乱舞之时，世界遗传学研究则甚至告别了微生物时期，而向分子生物学时代长驱直入；对这个新的时期，苏联遗传学家更是望洋兴叹了。当李森科在斯大林同志去世后转而投靠赫鲁晓夫东山再起之时，始自1953年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已经进入巅峰状态。1961年到1962年的短短两年时间里，遗传密码发现了，蛋白质合成成功了，遗传大分子自我复制的机制找到了，遗传学研究至此天翻地覆，成了自然科学所有学科中发展最迅猛、最为引人瞩目的一个学科。而苏联遗传学呢？在李森科的压制下，苏联遗传学仍然是支离破碎，当然不可能取得任何重要进展，不可能在世界遗传学论坛有一席之地。当世界遗传学已发展到了分子生物学的巅峰状态之时，苏联遗传学还停留于本世纪初的研究水平上，即停留于细胞遗传学时代。曾在世界遗传学论坛独领风骚的苏联遗传学家，这时简直是成了大观园中的刘姥姥。这对苏联遗传学家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遗传学的每一项最新成就，都会使苏联遗传学家在羞惭莫及的同时，对瓦维洛夫时代强烈怀念而对“苏联生物学恶神”李森科强烈愤恨。世界遗传学研究的每一份捷报，对李森科来说都无异于一声丧钟。世界遗传学的每一项最新成就，都不免在苏联学术界引发一场强烈地震。对苏联遗传学家最直接的刺激则是1961年夏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生物化学学术会议。第一个遗传密码破译的学术报告，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宣读的。苏联遗传学家在这次会议上最深切地感受到了苏联遗传学的千疮百孔，激愤之情至此达于极点。会后不久，列宁格勒的一家著名杂志——《涅瓦》杂志——就发表了题为《苏联遗传学的展望》的评论文章。文章质问：在苏联，现代遗传学的发展为什么会出现长期的停滞不前？为什么非要把本来是纯粹自然科学的遗传学打成资产阶级科学不可，使得本来在世界遗传学领域占据制高点的苏联遗传学研究最终落后于西方国家？文章提请全社会注意：答案在于：在苏联学术界，某些人仍然要在“苏联科学”和“世界科学”之间挖出一条鸿沟来，完全拒绝承认其他学派的学术成就，以确保自己在苏联学术界的霸主地位。把李森科问题提交社会，直接向公众为苏联遗传学请命，这在李森科最害怕的。李森科马上组织了反击，斥责《涅瓦》杂志企图抹杀遗传学的阶级性，为反动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翻案。莫斯科市委书记也出面为李森科助威，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点名批评《苏联遗传学的展望》的作者之一的Z.A.麦德维杰夫。当时的一位听众、莫斯科市委书记的一个部下听说麦德维杰夫并未因此洗手不干，而是把其基地迁到了他的辖区，就马上打电话给自己辖区的所有科研机构，寻找麦德维杰夫这个人。结果还真的在一家家畜生物化学和生理学研究所找到了一个名叫麦德维杰夫的学者。那位官员于是下令，将他找到的麦德维杰夫开除公职。几天之后才弄清楚，他找到的只不过是与反对李森科的麦德维杰夫同名的另一个麦德维杰夫，原来是“错点鸳鸯谱”。但强大的政治压力，并没能起到多少威慑作用。苏联学术界的一场更大的“反叛”行动正在酝酿之中。1962年5月11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召集了一次关于分子生物学的组织会议，随之产生了常设的“分子生物学科学委员会”。由于会议所通过的要求成立新的研究所和实验室的方案需要政府颁布有关法令，为此，科学院主席团设立了起草法令的专门委员会。经由科学院主席团批准，该委员会各工作分会开始检查科学院所属的各生物学研究机构。以此全面检阅苏联遗传学研究的现状，反思苏联遗传学研究落后的原因，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太岁头上动土”了。分子生物学科学委员会不客气地检查了李森科长期把持的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由瓦维洛夫亲自创建的这个苏联遗传学研究的最高机构，在瓦维洛夫遇难后落入李森科手中；鸠占雀巢，李森科把持下的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自然不可能克尽职守，二十多年的宝贵光阴都虚掷在了“米丘林生物学”的迷谷之中。当真正的检验来临时，必然出尽洋相。1962年7月10日，分子生物学科学委员会召开会议，委员们众口一词地对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现状和研究水平提出谴责案。如果该提案获得通过，其在苏联舆论界将产生怎样强烈的轰动效应、将把李森科置于一种怎样尴尬的境地，那是不难想见的。从前苏联学者与李森科的抗争，还局限于某一个学派、某一部分人的狭小范畴之内，现在则是由苏联最权威的学术机构领头，几乎整个苏联学术界都起而抗争了。这样一次前所未有的“哗变”，李森科当然要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当然不会允许谴责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提案获得通过。他的个人力量无法化解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于是，强权又一次走上前台。分子生物学科学委员会拟在该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对提案进行表决并上报到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但就在谴责案提出的次日，即1962年7月11日，赫鲁晓夫亲自出面表态了。这天，赫鲁晓夫率领大批达官显宦和作家记者前往地处高尔克村的李森科试验场参观，场面极尽铺张。第二天，苏联所有的中央级大报都挤掉了自己的重要新闻，在头版最显要的位置刊登了赫鲁晓夫参观李森科试验场的长篇报道。在同时刊出的新闻图片中，赫鲁晓夫笑容满面地与其他苏联党政领导人站在乳牛场上和大谷垛中间合影，得意洋洋的李森科则站在赫鲁晓夫的身边，充分显示出他与赫鲁晓夫亲密无间的君臣关系，显示出政治强权仍然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的掌门人地位的坚定立场。各报还同时刊登了赫鲁晓夫在参观现场发表的重要讲话。赫鲁晓夫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