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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的天真就是在那一天被埋葬的。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到来了。

    1934年12月1日下午，基洛夫在家中写完报告，去参加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他走进斯莫尔宫，发现背后警卫员的脚步声突然消失，高兴地想：“哈，这次我终于甩掉了他！”不等警卫员跟上来，便上了三楼，向会议室走去。当他停下来开门时，响起了低沉的枪声；有人从附近向他射击。他摇晃了一下，就一头栽倒在镶木地板上。那顶卡其布帽子掀落了一半，盖在他的脖子上，鲜血从他的伤口汩汩向外冒。

    击中基洛夫的这一枪，可与塞尔维亚中学生加夫里拉·普林齐普1914年击中奥地利王储弗兰西斯·菲迪南的那一枪相比。普林齐普的那一枪改写了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历史；击中基洛夫的那一枪，则改写了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刺杀基洛夫的凶手是列宁格勒青年工人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此前不久他被开除出党，再也无法找到工作。愤怒和绝望之中，他萌生了暗杀的念头。他认为自己是党内官僚主义的牺牲品，因此必须杀掉一个党的官员，以这种方式向党抗议。

    但尼古拉耶夫的行刺与普林齐普的行刺又不尽相同。普林齐普的行刺完全是个人行为，尼古拉耶夫的行刺则是典型的政治密谋的结果——这个政治密谋之阴险与狡诈，恐怕连马基雅维里都会自叹弗如。

    尼古拉耶夫行刺的最初目标，不过是党的普通官员，他把这个念头告诉了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很快就向内务部列宁格勒局告了密。但出乎那位朋友的预料，契卡人员并未将尼古拉耶夫立即逮捕归案，反而给了他一项特殊使命：要他继续与尼古拉耶夫保持密切接触，尽一切可能，将尼古拉耶夫的刺杀目标从党的某个普通官员转向基洛夫。从此，尼古拉耶夫便成了苏联内务部幕后操纵的一个木偶。在苏联内务部的精心安排下，1934年12月1日，尼古拉耶夫闯进了斯莫尔尼宫……

    暗杀基洛夫有一箭双雕之妙：首先是成功除掉了在当时唯一有能力与斯大林竞争苏共总书记宝座的政治对手；更重要的是,如赫鲁晓夫所说，“把基洛夫当成了牺牲品，为的是利用基洛夫的死来震动全国，镇压斯大林不喜欢的那些人。”

    苏联人的天真就是从那天起被埋葬的。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到来了！

    冤情似海，血流成河，但没有人挺身而出，抵制罪恶的恐怖狂潮。相反，人们还不能不宣誓效忠，甚至德高望重的科学泰斗也不能例外。

    基洛夫遇刺的当天，根据斯大林的提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未经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就通过了一项决议，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作了重大修改。斯大林干得如此匆忙，这个决议甚至来不及送给国家元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签署。决议说：

    “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法典在侦察和审理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如下修改：

    １.有关这些案件的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

    ２.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

    ３.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

    ４.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通知书。

    ５.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这个适用于和平时期的所谓“法规”，甚至比战时军法更严酷无情；它为国家权力机关无法无天地对待本国公民打开了方便之门——因为任何案件，只要国家权力机关愿意，都可以称之为“恐怖活动的准备”。侦察过程缩短——只有最多十天时间，使审案只能表面化和直接进行伪造。换句话说，所有这些新“法规”，实质上都是为炮制冤假错案、为全国范围的政治迫害狂潮作舆论和法制上的准备。

    惨绝人寰的大清洗的红色信号弹，就这样升空了。

    1935年5月13日，苏共中央又通过了对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公民的命运极端重要的四项决议。该决议的主题便是——“无情地揭露人民的敌人并把他们消灭”。据此，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两年侦察，然后制定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该计划主要规定了“消灭”的具体程序——

    １.通过内务人民委员会机关及其特务网，按照(1)知识分子；(2)工人；(3)农民这三个类别，对苏联的全体男性成年居民和妇女进行不公开的政治审查。

    ２.对这些社会类别中的每一个人，都规定消灭对象——“人民公敌”——的百分比。

    ３.制订了“人民公敌”的详尽的“特征表”。

    ４.制订了按日历进行的计划，规定了按区、州、边疆区和民族共和国消灭“人民公敌”的确切日期。

    被史家称为“叶若夫恐怖制度”的巨大的绞肉机，轧轧轧地向成千上万无辜的苏联公民碾了过来。

    与此同时，还在舆论界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揭发和铲除人民公敌”的运动。千百次地召集群众大会，要求严惩“人民公敌”。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胞都动员起来了，在揭发“人民公敌”方面展开了激烈竞赛，只有积极揭发“人民公敌”，才能显出自己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也才能得到当局的暂时信任。告密因此象瘟疫一样地迅猛扩散——妻子告丈夫、儿子告老子、兄弟告兄弟……一个人告发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告发一个人。1937年在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的代表会议上，有一个代表吹嘘说，他在四个月内亲手揭发了一百多个“人民公敌”。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哲学战线”的两个密探——米丁和尤金，竟然能够通过一次告发就让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共产主义科学院全部成员下狱，而在此之前，该科学院被认定为苏共中央的理论实验室。

    从这时起到苏德战争爆发前，“叶若夫恐怖制度”这台贪婪的绞肉机一直未曾停止转动。据统计，在整个斯大林时代，苏联有7400万人受到迫害；被从肉体上“消灭”的无辜苏联公民则在五百万以上，包括苏共十七大1966名代表中的1108名，苏共十七大139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的83名，所有副国防人民委员、几乎所有军区司令和集团军首长……。

    冤情似海、血流成河，但没有人挺身而出，抵制罪恶的恐怖狂潮。相反，人们还不得不宣誓效忠，甚至于德高望重的著名科学家也不能例外。1937年1月28日，在苏联报刊上出现了这样一封公开信：《我们要求无情镇压我们伟大祖国的卑鄙叛徒》。和当时所有这类文件一样，公开信没有列举任何事实，而是充满了威胁和诽谤，通篇都是呼吁当局将所谓“人民公敌”消灭、踏烂、粉碎。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公开信之低级下流实在不足为怪，令人深感诧异的是这封公开信的作者名单不同凡响——作者都是当时苏联科学界的巨擎诸如：

    巴赫，化学家；

    凯勒尔，作物栽培学家；

    古布金，地质学家；

    巴甫洛夫斯基，生物学家；

    奥布拉兹佐夫，机车制造工程专家；

    斯佩兰斯基，生理学家；

    拉夫连季耶夫，数学家；

    兹德罗多夫斯基，流行病学家。

    在作者名单中排行第三的，则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尼·瓦维洛夫院士。尼·瓦维洛夫院士在公开信上签名时大概不会料到，仅仅三年之后，几乎就在同一天，他本人也成了“人民公敌”并将在铁牢的铺板上死去。

    苏联科学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严密关注下生活和工作着。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仅要从“国家安全”角度评估他们的政治可靠性，甚至有权对他们——即便是科学院院士——的专业水准作出裁决。

    尼·维洛夫便是这种特殊关注的牺牲品——当然不是唯一的牺牲品。

    苏联历史上有一对著名的兄弟院士。弟弟叫谢·瓦维洛夫，兄长便是尼·瓦维洛夫院士。谢·瓦维洛夫的生平，1951年2月25日出版的《新华月报》曾作如下评述：

    谢·瓦维洛夫，名声显赫的物理学家和苏联科学院院长。他的令名传颂在他自己的国家和世界…………

    瓦维洛夫因光学上的发现而出名。自1932年起他领导“皮奥揣·李比杰夫物理研究所”，同时（直至1945年）指导“国立光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

    瓦维洛夫对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在液体的光谱现象、坚体和“压力”的关系、光谱的色偏及其他性质上他创立了很多基本定律。瓦维洛夫和他的助手们第一次发现光学上测度光线波动量的基本方法。瓦维洛夫院士和契林尼院士、法朗克、罗曼合作，在电子比光运动速度较大的条件下发现了一组可见的新光谱。

    瓦维洛夫是一位有一百多种科学著作和书刊的作家。他是第一个翻译“牛顿力学”的俄罗斯人，在这部著作中他增加了有价值的科学的和历史意义的介绍文字。他的专论“牛顿”和“伽里略”被很多人阅读着。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很多国防光学工具是在他的指导下制造的…………

    瓦维洛夫院士由于他的出色的科学成就得过两枚列宁勋章和一枚劳动红旗勋章。他曾得过两次斯大林奖金。

    谢·瓦维洛夫固然是身手不凡。他的兄长尼·瓦维洛夫院士的学术成就同样辉煌甚至可说是更辉煌——尼·瓦维洛夫，苏联首席生物学家、首席农学家和首席遗传学家，第六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副主席和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主席。其生平事迹，《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科学家传记百科全书》（[美] J.丹第斯等著）、《古今科技名人辞典》（[美] I.阿西莫夫等著）、《世界著名生物学家传记》（[前东德]W.普勒塞教授等主编）等均有专门介绍。《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瓦维洛夫”辞条称：

    瓦维洛夫（1887.11.25—1943.1.26），苏联植物遗传学家……他曾在遗传学科学奠基人贝特森领导下于剑桥大学和伦敦约翰 . 英尼斯园艺研究所进行研究（1913—1914）。返回俄国后，任萨拉托夫大学植物学教授和彼得格勒应用植物研究所所长（1917—1929）。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期间，在全国建立了400个研究所。1916—1933年到世界各地考察，走过伊朗、阿富汗、埃塞俄比亚、中国和中南美洲，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他带回国5000个各种野生植物标本和31000个小麦样品，准备进一步研究和繁殖。他根据在世界各地的观察提出一个假说：栽培植物起源的中心应是其野生亲缘种显示出最大适应性的地区。这些结论写入了《栽培植物的起源、变异、免疫和繁殖》一书（K.S.切斯特译成英文，1951）。1920 年他发展了这一学说。他最后提出了十二个世界植物起源的中心。他是公认的对植物种群研究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之一。

    瓦维洛夫兄弟堪称苏联科学史上的双璧。但他俩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弟弟谢·瓦维洛夫在政治上如日中天，哥哥尼·瓦维洛夫却象受难的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