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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从学术上战胜对手，那么就从政治上打倒他！

    为了加强对科学、文化事业的领导，苏联当局在科学、文化事业的每一个分支领域，都安排了一个“排头兵”，由“排头兵”代表当局对各分支领域进行管理。例如，多年来在苏联文学界充当“排头兵”的是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艺术领域的“排头兵”是以画领袖像而著称的亚历山大·格拉西莫夫，电影界的“排头兵”是勃利沙科夫，冶金工业的“排头兵”是巴尔金院士。

    当局指定的苏联生物科学和农业科学的“排头兵”则是特罗菲姆·李森科。

    李森科，1898年9月26日生于乌克兰波格塔瓦州卡尔洛夫村的一个农民家里，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别洛齐尔科夫斯克试验站干了一段时间，任主任技师；接着到乌克兰基洛瓦巴德育种站工作，任豆类作物育种部主任；二十年代末调入设在阿塞拜疆小城冈察的棉花试验所。在冈察，他的主要职责是仍旧管理豆科作物，大约一年中每五天就要播种一次。当时，瓦维洛夫领导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也在进行类似试验，从报上得知李森科的试验情况后，瓦维洛夫很感兴趣，特意前往观摩。

    初次相遇的瓦维洛夫和李森科，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上的人物。李森科初出茅庐，在学术上几乎是一穷二白；而瓦维洛夫呢？早在沙皇时代就已经是教授了，1919年因创立植物传染病免疫学而声名鹊起，二十年代他更是威震国际学术界。1920年6月，全俄育种家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萨拉托夫召开，瓦维洛夫首次报告了他的遗传变化中同源系列理论。与会者立即意识到，这一理论对苏俄农业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著名生理学家萨列夫斯基马上走上讲台，向瓦维洛夫张开双臂：“这次会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生物学界欢迎它的门捷列夫！”。遗传变化中同源系列理论在1921年的国际农业大会上同样得到高度评价。1927年，瓦维洛夫向第五届国际遗传学大会报告了他的新成就——《论农作物的遗传中心》，他的栽培作物起源中心理论也得到世界承认。“要统计他有多少科学成就和社会贡献，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前东德科学史专家W·普勒塞在为瓦维洛夫所写的传记中所发的感慨。瓦维洛夫不仅是科学泰斗，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探险家。他走遍了大半个地球，寻找苏联所需要的栽培作物。他是随着骆驼商队穿越难以通行的阿富汗卡菲里斯坦省的第一个欧洲人，这是1924年的事。印阿边境上有座英军要塞，英军不时开炮射击，以阻止游人接近；但要塞背后是小麦故乡卡菲里斯坦省大片大片的麦田，为了采集小麦样品，瓦维洛夫冒着生命危险，沿着一条小路悄悄接近要塞……。两年后，瓦维洛夫的驼队又穿越了埃塞俄比亚。在埃塞俄比亚，驼队遇上了江洋大盗；瓦维洛夫镇定自若，拿出买路钱，把驼队带出了绝境。在叙利亚，他冒着起义的德鲁兹人的炮火收集小麦麦穗。他乘坐的飞机在撒哈拉沙漠失事，法国飞行员把飞机降落在几乎是紧靠狮子洞穴的空地上，吓得手足无措。瓦维洛夫却一派从容，点起几堆篝火，整夜驱赶在四周游来晃去、怪叫不已的猛兽……。他热爱遗传学，为了他的遗传学玩命似地奔波。荣誉当然要和他形影不离。阿比西亚（即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与他会晤，英国内阁大臣和法国的部长们接见他；苏联报刊更是连篇累牍地报道瓦维洛夫的事迹——“瓦维洛夫在安第斯山的山峰上”、“瓦维洛夫在日本学者的家里作客”、“平扎的集体农庄庄员以瓦维洛夫教授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组合”……。他在1926年出版的《栽培作物起源中心论》则成了国际学术界的重大事件，不仅是科学家，就连普通报刊都热衷于谈论这本书，“最近几天，我……读完了尼·瓦维洛夫的著作《栽培作物起源中心论》，仔细查阅了他编制的苏联农业地图——这是多么有才能、多么重要……”。这段话出自文豪高尔基的笔下。1923年瓦维洛夫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6年，瓦维洛夫因发现植物免疫理论、同源系列理论和栽培作物起源中心理论而荣获国家最高奖——列宁奖；因对阿富汗的成功考察而荣获普热瓦利斯基金质奖章。同一年，他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年，他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是当时所有苏联科学院院士中年纪最小的一个（41岁）；他还是全苏农业科学院创始人和第一任院长、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创始人和第一任所长、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创始人和第一任所长、全苏地理学会主席；英国生物学家协会、英国园艺家协会、印度科学院、阿根廷科学院、苏格兰科学院、东德哈雷科学院、乌克兰科学院、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也莫不以拥有瓦维洛夫为自己的成员而自豪。

    的确，与科学泰斗瓦维洛夫相比，李森科是太微不足道了。所以，对瓦维洛夫的到来，青年李森科是喜出望外、感激涕零——能与瓦维洛夫对话，这对青年李森科来说实在是一种抬举。而当时李森科给瓦维洛夫的印象也还不坏。青年李森科很有个性，“高高的个子，干瘦干瘦的，通常是满身泥巴。他把鸭舌帽随随便便的戴在头上，总是歪在一边。一句话，完全不注意外表。他睡不睡觉——不清楚，我们下地时——他已经在田里了，我们回来时——他还在那里。总是在那里摆弄他的那些豆科作物，所有的时间都和它们在一起。他对它们关怀备至。他对它们的熟悉和理解真是太透彻了，好象是他能和它们讲话，能渗入它们的灵魂之中，他的那些作物‘会想’、‘会要’、‘会爱’、‘会痛苦’……”。李森科的一位同事、后来的亲密战友多纳特·多尔古申在给家人的信中这样写到。在信中多尔古申还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富有创造才能的人，新的独特的想法从他那里一个劲地涌现出来。而和他的每一次谈话都会在头脑中激起一连串飞速旋转的有趣的想法。他总是想着自己的工作，是个热心的拼命干活的人，具有难以置信的敏锐的观察力。”

    不能说这些描述都是虚构，青年李森科确实不乏可爱之处——聪明能干、事业心强。正是这些可爱之处吸引了瓦维洛夫。但仅有这些描述是不够的。青年李森科还有另外的一面。对那一面，当时的著名记者费道罗维奇有过最传神的描述——

    如果以第一印象判断人，李森科不免让人头痛。生来健壮，但神情沮丧。沉默寡言，貌不惊人；他给人的全部印象是愤世疾俗，郁郁寡欢，好象随时都准备搞掉某个人似的。只有一次这位赤脚科学家开恩笑了一笑，那是有人提到加糖和酸奶油的波尔塔瓦樱桃汤团。

    直感并非总是错误的。名记者费道罗维奇对李森科的直感就一点没错。可惜他当时没有重视更没有相信自己的直感，而只是为李森科可爱的一面所吸引。与李森科过从较多而且是饱经沧桑的名记者尚且如此，象牙塔中的瓦维洛夫对新相识的另一面就更不可能有全面了解了。瓦维洛夫不知道新相识真的愤世疾俗，郁郁寡欢，随时都准备搞掉某个人。也不知道新相识根本就不曾读过外国生物学文献（一方面是不屑一读，另一方面是因为不懂外文而无法阅读），并且根本就瞧不起遗传学研究和一切科学的实验研究。上面提到的那位多纳特·多尔古申在同一封信中说：“我们在研究所里从事的许多研究，例如遗传学研究，他都认为是‘有害的胡说八道’，并且断言，我们工作中的成就取决于我们能否迅速地把这一切忘掉，‘从这些麻醉剂中解放出来’。”李森科当时的一些朋友开玩笑说，李森科相信，“从棉花种子里可以培育出骆驼，从鸡蛋里长出波巴布树……”。谁会想到，李森科并没有把这些当玩笑，二十五年后，李森科会一本正经地向公众报告：他所从事的把一个品种改变为另一个品种的试验取得了伟大成就，比如，他用小麦种子培育出了三种不同属的作物：小麦、大麦和黑麦……。在短短几天的相处中，为了吸引“大人物”瓦维洛夫的注意力，李森科象孔雀炫耀自己的羽毛那样竭力向瓦维洛夫表现自己。瓦维洛夫对李森科的丑陋的一面也就一无所知。带着对新相识的美好印象，瓦维洛夫回到了列宁格勒。

    瓦维洛夫确认李森科为“重点培养对象”。他何曾料及，他培养的竟是他自己的“掘墓人”。

    1929年，李森科接到在全苏遗传学和育种家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的邀请。对于几乎没有著述的李森科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荣誉。虽然这次大会名义上是全苏的，却有许多来自国外的著名科学家出席，使这次会议实际上变成了一次国际遗传学家聚首的盛会，学术报告的水平非常之高，外国科学家评论：“在苏联所发表的遗传学和育种学方面的论著超过了西方国家所出版的所有著作。”

    能出席这样高级别高水准的学术盛会，青年李森科心中有数——当然完全是因为大会主席瓦维洛夫院士的大力提携。

    李森科满面春风地登上了这次学术盛会的庄严的讲坛，在瓦维洛夫院士爱抚的目光中开始了他生平第一次面向世界科学精英的正式演说。他满以为会博得满堂彩，但却反应平平。育种家马克西莫夫更是对李森科的试验所存在的方法上的问题提出了直率的批评。对乘兴而来的李森科而言，这简直就是一盆盆冷水，让他的心凉了个透。他的同道道尔哥辛当时就发现从列宁格勒归来的他情绪不佳。道尔哥辛后来回忆：“科学界的栋梁们采用了老一套的手法：对李森科的论文置之不理……。从遗传学家的会议回来时,他认识到他找错了门，他的发现对孟德尔和摩尔根的教条主义的追随者来说毫无用处。”

    其实这是道尔哥辛和李森科的偏见。正常的学术论争，在心胸狭窄的李森科们的眼里变成了党同伐异。苏联生物学泰斗瓦维洛夫并不曾对李森科故意视而不见——倘如此，他又何必主动邀请李森科与会呢？恰恰相反，瓦维洛夫还尽量设法维护李森科。会外瓦维洛夫特意提醒对李森科持批评态度的马克西莫夫：一定要支持李森科，因为李森科具有创造才能，他没有依赖别人而自己得出了许多结论。

    好心没好报。瓦维洛夫对李森科的大力提携在李森科看来不过是一场恶意的捉弄，因此非但无功，反而有罪。李森科对瓦维洛夫和所有象瓦维洛夫那样的正统科学家从此心怀嫉恨。二十年后，多纳特·多尔古申的弟弟尤里·多尔古申，一位通俗作家，在其《新生物学的起源》一书中描写李森科出席全苏遗传学家和育种学家代表大会的情景时指出：

    “这是他和敌手的第一次会面，从这次会面中他开始明白，在这场斗争中他应当以另外的方式来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