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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遗传学上有很多理论学说，但主要的学派只有两个，即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这两大派的区别，主要是在于观念的不同，他们在工作的要求和思想的方法上，都有不同的看法。”
──童第周

    关于论战双方的基本情况，中国著名实验胚胎学家童第周先生曾在1972年2月作过如下介绍：

    遗传现象的基本法则，是孟德尔1865年首先发现的。但他的发现工作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901年，重新为植物学家柯灵斯、丘歇马克和德·弗里斯分别独立发现。这就是所谓遗传学上的孟德尔定律。这一定律，经摩尔根和他的合作者的补充，成为摩尔根学说，以后发展为摩尔根学派……

    米丘林学说的奠基人是米丘林本人，他在栽培果树的实践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后，经李森科和他的合作者，在米丘林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农作物的遗传和变异，发展为米丘林学派。

    虽然遗传学上有很多理论学说，但主要的学派只有两个，即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这两大派的区别，主要是在于观念的不同，他们在工作的要求和思想的方法上，都有不同的看法。

    童第周先生是在文革期间讲这段话的，在特定的政治生态中，他未能对上述两大派别作出完全客观的评价，因而对两派基本上是等量齐观，尽量不作褒贬。而在实际上，所谓“米丘林学派”根本就没有资格与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等量齐观——孟德尔—摩尔根是真正的学者，他们的学说是真正的科学；而所谓“米丘林学派”，则主要由“无产阶级金棍子”构成，所擅长的只是政治喧嚷，在本质上他们不过是帮派、宗派而绝对够不上学派。

    据说是“米丘林学派创始人”的米丘林，其实与所谓“米丘林学派”并没有多少联系，就和马克思与那些自许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左爷们没有什么联系一样。米丘林，1855年12月28日生于梁赞州多尔戈耶尤马舍夫卡村的一个农民家中。少年时代就爱好园艺，这一爱好后来发展为他的终生事业。1875年他购置了自己的第一个实验果树园，开始了他的“园艺革命”。他有计划地、有目的地采用各种措施，使植物符合人类的需要，在一生中总共培育出350多个变种的苹果树、梨树、李树、杏树、桃树和葡萄等草本果品植物，为苏联的园艺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对米丘林的贡献，瓦维洛夫在他公开发表的《苏联园艺学的节日》一文中有过最权威的总结。瓦维洛夫认为，米丘林最大的贡献在于，“在我国，没有人象他那样提出过远源杂交思想，通过与其它品种杂交的方法创造性地改变植物的品种，并且在科学上和实践上证实了这一方法的正确性。”现代果树栽培技术就是沿着米丘林的这个方向发展起来的。瓦维洛夫认为，米丘林的第二个贡献在于，“广泛利用精选的品种资源来进行杂交。”在小城科兹洛夫，米丘林利用来自西伯利亚、加拿大、中国和远东地区的野生、耐寒、抗病的果树品种来改良当地品种，是“创造性地广泛引进野生和栽培作物品种的第一人。”米丘林由此声誉鹊起。1925年，苏联政府隆重庆祝米丘林七十大寿，授予其劳动红旗勋章；后来更荣获列宁勋章。他的实验果树园所在的科兹洛夫城易名为米丘林斯克，并在米丘林斯克创办了培养米丘林式果树园艺专门人材的高等学校。但是，无论米丘林在果树园艺方面有多么伟大的成就，他的专长始终只限于果树园艺领域，他始终只是个实干家、技术专家。在社会政治方面，在人文思维方面，米丘林不是内行，始终没有成为、事实上他本人也从来不曾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思想家、理论家。但在1935年他去世后，他究竟应该是什么形象却已经由不得他了。后人因而也就可以在他的脸上任意涂抹自己所需要的政治油彩了。米丘林于是摇身一变，成了挑战“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斗士，成了“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化”的旗手。

    “米丘林的有光辉的成就更从而大大地丰富了辨证唯物主义哲学。米丘林从事研究工作，是善于把理论和实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实践了改造有机体本性和创造有机体新类型的革命任务，他的学说成了人类积极干预自然而对于生物类型加以定向改变的有力武器。这就进一步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提供了更丰富的自然科学上的证据。”

    ──郭沫若

    米丘林面目全非，这当然主要是李森科的功劳。在1935年，无论是资历还是声威，李森科都远远无法与瓦维洛夫抗衡。他只能求助于米丘林的亡灵——不是趁米丘林健在组织“米丘林学派”来对抗瓦维洛夫，而是等到米丘林瞑目之后才组织“米丘林学派”对抗瓦维洛夫，这至少说明米丘林本人还不象米丘林的亡灵那样容易操纵；换句话说，李森科还不具备挑动米丘林本人来对抗瓦维洛夫的能量。他只能用死人来反对活人。李森科对米丘林形象的改造当然必须得到官方认可。经过官方认可的“米丘林学派”、“米丘林生物学”，从此不再只具有学理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实际上它就是官方路线，对它的任何怀疑都是政治上不忠诚的表现。“先进的米丘林生物学”、“米丘林的达尔文学说”、“米丘林工作者”、“反米丘林分子”这样一些名词逐渐在苏联报刊上泛滥成灾，连街坊妇女都耳熟能详。“米丘林生物学工作者”和“反米丘林分子”就象光明对黑暗、天堂对地狱、圣徒对撒旦。自命为“米丘林学派”的主要政治继承人的李森科，就名正言顺地代表了光明、天堂和圣徒，神圣不可侵犯；“李森科院士的指示”因此常常和“米丘林遗训”相提并论。而瓦维洛夫则是“反米丘林分子”的“元凶”，自然也就是黑夜、地狱、撒旦的总代表，自然是万恶不赦。

    瓦维洛夫反米丘林的神话，和李森科紧跟米丘林的神话，同时在苏联学术界广为流传。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瓦维洛夫和米丘林之间，本来有着深厚的友谊。1920年9月，瓦维洛夫前往科兹洛夫拜访米丘林，这是他俩的第一次相遇。其时米丘林正在困境之中，正如他写给恰亚诺夫教授的信所说的那样，“挣来的钱还不够花销的十分之一。”但他在信中没有提到的是，为了维持生活，他本人常常去干焊铁桶和修理打字机等杂活。就在这时瓦维洛夫雪中送炭来了。瓦维洛夫发现了米丘林实验的非凡意义，马上指示学术刊物为宣传米丘林安排版面，又派著名园艺学家帕什克维奇前往科兹洛夫米丘林的实验果树园，记录和总结米丘林的工作。这样做还不够。在全俄试验工作会议上，瓦维洛夫向俄罗斯农业人民委员部提出紧急呼吁，要政府尽可能地为米丘林的试验果树园提供经济资助，并举办庆祝米丘林从事科研五十周年的的盛大仪式。瓦维洛夫怕自己的提议被疏忽，后来又专程去莫斯科对自己的备忘录作进一步的说明。经过他的大力游说，1922年10月9日，俄罗斯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终于通过如下决议：

    1.给米丘林颁发特别证书，第一，指出他对国家的贡献；第二，确认他终身拥有他的果园所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权。

    2.拨给米丘林500000卢布，归他使用，无须报销。

    3.责成农业人民委员部编辑出版米丘林的全部著作（包括他的传记和照片），由瓦维洛夫院士担任总编辑。

    米丘林的人生道路从此发生了根本转折——他的“园艺革命”开始得到社会承认并纳入了国家计划，他开始由学术界的“个体户”变成了国家的重点扶持对象。其科研规模和水平较之从前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1929年，在瓦维洛夫主持下召开了全苏遗传学家和育种家代表大会。根据瓦维洛夫的提议，大会专门致电米丘林，向这位“苏联的伯班克”（伯班克是世界园艺学权威，美国人——引者注）表示崇高敬意。致敬电是瓦维洛夫亲自起草的。也是由于瓦维洛夫的努力，米丘林获得了学术上的最高荣誉——1935年6月1日，即米丘林去世前夕，苏联科学院召开全体会议，常务秘书宣读了四位院士关于选举米丘林为荣誉院士的声明。声明的起草人仍然是瓦维洛夫，而且瓦维洛夫第一个在这份声明上签了字。当天晚上举行增补新院士的秘密选举，米丘林终于当选。米丘林之所以成就卓著，就外因而言，当然是与瓦维洛夫的无私臂助分不开的。质朴的米丘林对此没齿不忘。1923年，米丘林生平中的第一部专著出版了，他没有请任何达官显宦而是非请瓦维洛夫为该书作序不可，并在该书的前言中对瓦维洛夫表示诚挚的谢意，说只是由于瓦维洛夫的关怀，他四十六年的工作成果才终于问世。苏联农学界这两位巨头之间的友谊持之终生。正因为如此，只要米丘林还有一口气，他都不会允许别人打着他的旗号去反对瓦维洛夫。他的所谓继承人也就只好在他死后才大做文章。

    但是，虽然瓦维洛夫与米丘林堪称知己，他俩的学术思想、学术风格却不尽相同。瓦维洛夫属于学院派，而米丘林则是自学成才。作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瓦维洛夫最强调的是严谨的思维，严格的实验，绝对不能容忍科研过程中的个人随意性。米丘林不同，他从来没有接受过规范的科学训练，所以他的科研更多的不是依据严格的实验，而是依据个人经验、个人直感。换句话说，他俩一个是实验型科学家，一个是经验型技术专家。更大的分别则在于，他俩所信守的学说不一致。瓦维洛夫是孟德尔在苏联的头号传人和苏联遗传学的奠基人，他所信守的当然就是“孟德尔主义”；米丘林没有构建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但就他的方向来看，他主要倾向于拉马克主义。这两种学说是对立的。前东德科学史专家W·普勒塞D·鲁克斯对米丘林的学术特色有过恰当的评述：“米丘林的成绩是伟大的，他一生致力于通过外界环境条件的作用以及定向地去培育新品种的研究。可是他在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时，却夸大了外界条件的作用而忽视（或缩小）了生物性状的决定性作用。他强调地指出：‘总而言之，杂种的组织，依靠两亲本不过十分之一，依靠环境者却占十分之九。’这种过于强调外界环境条件而忽视生物本身遗传物质的作用的理论，固然与他一生的实践范围有关，但也是与他拒绝接受二十世纪以来细胞遗传学最新成果分不开的。本来孟德尔通过豌豆杂交实验而发现的遗传学规律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细胞遗传学理论，完全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然而他不但没有虚心地接受它，相反，他却站到了它的对立面，指责‘孟德尔定律不能应用杂交’；‘这个臭名昭著的孟德尔定律对于多年果树杂交是完全不实用的。’这种学术上的门户之见，不利于米丘林事业的发展。”而瓦维洛夫是个襟怀坦白的人，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早年留学英国时，他就不客气地对达尔文提出了尖锐批评。甚至对自己的师尊、世界公认的遗传学权威贝特森，他也不曾笔下留情，他这样公开评价晚年贝特森：“正象土尔克斯坦的人们所说的，贝特森先生在‘收衔’，他已经失去了科学研究所必需的精神特性：‘生机盎然的灵活性’。”瓦维洛夫坚信，在学术探讨中谁也不享有不受批评的特权。因而在高度评价米丘林的贡献、竭力扶持米丘林的同时，对米丘林学术上的偏差也有过直言不讳的批评。其实这也很正常。学术上的对立不是政治上的对立，学术上的对立有如棋手论道，双方并不因意见分歧而你死我活，其说各异但却私交甚笃的美谈在学术界是不绝如缕。“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瓦维洛夫和米丘林明知其说各异却结成忘年交，彼此都是典型的君子风范。但是，从来也不曾影响他俩交往的这些学术观点、学术风格的差异，却在米丘林去世后构成了瓦维洛夫反对、排斥米丘林的“铁证”；米丘林学术上的偏差，尤其是他客观上的拉马克主义倾向，构成了对瓦维洛夫及其所信守的孟德尔主义的一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