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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同志需要有人为他的新的政治哲学体系、新的社会秩序，也就是为他的定向改造社会的试验提供合法性说明。“米丘林生物科学”恰逢其时，当然要宠冠天下！

    “米丘林生物科学”是一种梦呓。但这种梦呓却不仅适应苏联官方意识形态，而且尤其适应斯大林同志所正在进行的社会试验、正在确立的社会秩序。斯大林同志相信，正如生物是无智的、自然是无智的，因而生物、自然都是不能自主的；人群也天然地处于一种“自发”状态，人群的“自发”力量和自然力一样是无意识的、盲目的力量，这也就注定了人群是不能自主的。必须由极少数掌握了人类历史进程的秘诀的精英来计划人群、组织人群、主宰人群，象园艺家定向改造有机体的本性那样定向改造人群、象园艺家创造有机体新类型那样创造新人群。而这种对人群的定向改造和创造是完全可行的——既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只要极大地改变社会关系，比如说，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人的本性就会改变，从而使整个人群得到根本改变。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同志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这样的改造和创造进程。首先是完全终止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实则是完全排除了社会的自然力，而以政权力量取代之。利用政权力量，即暴力，来改变全部的社会关系。不是从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中形成、而是完全人为地创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这种从人的意志中产生的社会秩序，其最大特征就是完全服从创立者的意志，完全在创立者的计划安排下运转。社会的自然力既然早已被排除，在新的社会秩序的运转中当然也就完全不起作用了。起作用的仅仅是极少数精英的个人意志。整个社会生活——从飞机大炮的生产，到一张尿布的分配、一座厕所的维修；从一部歌剧的创作到一个信封的设计——从精神领域到物质领域，事无巨细全盘纳入国家计划，全部由国家权力控制。创立这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并长期维持其运转，当然不会没有代价。农业集体化的代价就极其惨重。1942年8月14日晚上斯大林同志在宴请丘吉尔时，闲谈间坦承：“集体化政策是一场可怕的斗争”。丘吉尔并不意外，说，他始终认为苏联搞集体化很难，因为这需要对付几百万小民。斯大林同志听了却颇不以为然，马上更正：“不，不是几百万，是一千万！这是一种可怕的事情，持续四年之久……”。不惜对广大“小民”施加赤裸裸的暴力，事实上也的确是以几百万农民的生命为代价，在苏联农村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创立了“社会主义新农业”。但无论代价多么惨重，斯大林同志从不动摇。他坚信“人的力量是应该而且能够比自然更好”，完全按照人的意志、依靠暴力强加来定向改造社会关系，因此不过是“可怕的善行”，必须这样做。结果如何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了。付出惨重代价的农业集体化只是加深了苏联的农业危机，不仅斯大林同志本人饱尝了这一苦果，后继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也都不能不饱尝这一苦果。苏联固然一度强盛，但这不过象人工培育的、专供观赏用的金鱼，用强力使其与正常社会完全隔离，在绝对封闭中才能维持人为的特殊条件，只有在这种人为的特殊条件下所谓“全新”的社会秩序才能生存。一旦强力不再能够维持隔离，封闭状态被打破，人为的特殊条件因之而被破坏，那么，所谓“全新”的社会秩序也就无法生存了。被改造了的人群这时就象放归自然的金鱼，要么维持变态而被社会的自然力所淘汰；要么变态消失而恢复本态，如《圣经》所说的“各从其类”。这一最后结局斯大林同志当然是见不到、也绝不会相信的。他要毫不动摇地进行他的社会试验，创立全新的社会秩序，但他的所有这些努力，与本来遵从自然规律的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吻合，他需要新的基石来奠定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换句话说，斯大林同志需要有人为他的新的政治哲学体系、为他的新的社会秩序，也就是为他的定向改造人群、定向改造社会的试验提供合法性说明。而“米丘林生物学”恰好从自然科学方面满足了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迫切需要。“米丘林生物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被确定为官方路线，那反倒是咄咄怪事了。而遗传学的几乎所有成就，则都对斯大林同志新的政治哲学体系、对斯大林同志创立的新的社会秩序从自然科学方面形成了反证。遗传学在世界其它地区的突飞猛进，斯大林同志固然莫可奈何；但在苏联境内，运用专政力量打倒和最终消灭遗传学，作到这一点却是轻而易举。李森科之宠冠天下和瓦维洛夫之历尽熬煎，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由政权力量保驾护航，1935—1936年间，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开始直接挑战瓦维洛夫所坚守的遗传学。岂止是瓦维洛夫遇难，遗传学的三位元勋——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以及“孟德尔主义的传教者”、瓦维洛夫的老师贝特森莫不惨遭鞭尸。以致于到五十年代初，一直巍然矗立在孟德尔家乡的孟德尔雕像，被新政权砸了个粉碎（当时孟德尔家乡已划归捷克斯洛伐克）。对李森科之流拉大旗作虎皮、求助于米丘林的亡灵糟蹋遗传学的企图，瓦维洛夫也并不是没有觉察。论战爆发之初他曾致函著名果树栽培专家西米连科，抒发他的愤怒：

    科兹洛夫的同志们在枉费心机地利用米丘林的名声。在米丘林的著作中，尽管有很大功绩，但也有许多不科学的成分，这和伯克班的情况相同。讨论这些问题只有在心平气和的氛围中、并且只有在听众和评论者都有足够的准备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而正如您所知道的，现在情况并非如此……。米丘林的巨大功绩、他所培育的变种植物的价值以及米丘林作为一贯诚实劳动者的价值，这是一回事；科学的育种学、科学的果树栽培学则是另一回事。科兹洛夫的那些同志们和米丘林全然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米丘林的工作是米丘林个人的事情，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所需要的只是科学。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对科兹洛夫的那些同志们所持有的轻率的以及显而易见是浅薄的主张作出公正的评价，如果不是今天，就必定是明天。

    瓦维洛夫已经多少明白了一些自己的处境——“如果不是今天，就必定是明天。”这里包含了多少无奈啊！对今天瓦维洛夫实际上已经不抱什么指望了。明天当然会属于他，可是明天——对他来说明天是多么的遥远啊！

    1936年1936年12月12日农业科学院第四届会议既宣告了遗传学和农艺学的分道扬镳，更宣告了生物学论战性质的演变——苏联生物学被人为地归属于两大政治营垒，一类被划为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便是遗传学；另一类则被称作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苏维埃生物学”或“米丘林生物科学”——实则是伪科学。

    其实，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对遗传学的清剿，并不是遗传学在苏联遭受的第一次磨难。

    早在李森科崛起之前的1928年，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克格勃前身）就曾发表一份关于“沙赫特案件”的材料，指控煤矿工业大批专家里通外国，蓄意破坏，制造事故甚至爆炸矿井及从事其它方面的罪恶活动。有五十多名专家被捕。经过一次特别布置的装模作样的审判，十一名专家被枪毙，其他专家被判处刑期不等的徒刑。“沙赫特案件”是在科技领域实行血腥镇压的开端。1929年4月，斯大林同志在向苏共十六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语重心长地指出了在科技领域实行血腥镇压的必要性——

    在我们的每个工业部门里都潜伏着“沙赫特分子”。他们当中很多人被揪出来了，但并不是全部被揪出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破坏活动是当前反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形式。这种破坏活动之尤其危险，是由于它跟国际资本相勾结。资产阶级的破坏活动清楚表明，资产阶级分子决没有放下他们的武器。他们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对苏维埃政权发动新的进攻。

    最高领袖发出了号召，专政机器当然不敢等闲视之。果然，不久又在科技领域揭发出了一批接一批“反苏维埃的”、从事“破坏活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批声望卓著的知识分子成了这股镇压狂潮的牺牲品，如历史学家M·S·格鲁谢夫斯基、乌克兰科学院副院长S·A·叶弗列莫夫、经济学家N·D·康德拉基耶夫、热处理工程研究所所长L·K·拉姆津；还有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许多技术专家、高等院校的许多教授以及其它部门的专家。甚至堂堂苏联科学院也成了这股镇压狂潮的目标。当时苏联科学院还没有迁往莫斯科，科学院主席团、主要研究部门、图书馆等等都还在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党委会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政府委员会对苏联科学院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证明苏联科学院是“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活动中心”。这个判断葬送了苏联科学院的大批知名学者。三位院士被逮捕，数以百计的研究人员同时身陷囹圄或被开除。不愿坐以待毙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能是远走他乡。著名物理学家加莫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逃往美国的——所幸当时边防管制还不算严格。他第一次出逃选的是邻近阿富汗的偏远山区，但没成功——被哨兵抓了回来。他辩解说他是登山运动员，哨兵相信了他的话，于是他安然无恙，重返列宁格勒。第二次出逃是在克里米亚黑海修养地疗养的时候，他坐上小艇企图穿过黑海到土耳其。但海防炮艇早已在领海上巡逻了。这一回他又被抓住。他借口说航行是他的爱好，再次蒙混过关。这两次出逃边防部门都未通报当局，所以丝毫没有引起当局警觉，事后竟然还派他出国参加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这对加莫夫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他从此一去不回。到美国后，加莫夫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五十年代初期，他提出了关于核酸和蛋白质之间通过核苷酸序列组成的特殊信号来传递信息的理论，轰动了国际学术界。后来建立遗传密码的实验工作都是按照他的这一理论来进行的。

    在从肉体上镇压的同时，思想上的清洗更是无孔不入。1929年的苏共十六大就已提出了在科学战线发起“社会主义进攻”的方针，由此引发清查“资产阶级科学理论”的急风暴雨。许多本来应该也只有在实验室才能解决的问题，都被提升到阶级斗争的层面，用纯粹的政治手段去处理。一些享有盛誉的学术流派遭到排斥；一些科学泰斗诸如精神病学家贝克托采夫、心理学家考尼洛夫和伟大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都遭到口诛笔伐。许多杰出的物理学家、数学家诸如卢津、兰岛、弗克、塔姆等等则被划归“唯心主义者”的另册中。这场风暴一直持续到1934年才告平息。在这场风暴中，经典遗传学备受摧残。拉马克主义者这时已经向经典遗传学提出公开挑战。虽然人数寥寥，但他们理直气壮，恩格斯关于在从猿到人的过程中劳动所起的作用的著名论断——通过食物和活动所获得的特性是可以遗传的——则是他们的主要理论依据。姑且不论纯粹的逻辑推理是否能够解决自然科学问题；单就纯粹的逻辑推理而言，他们没有注意到，恩格斯未曾以任何严格证明了的事实去加强其假说，而且恩格斯的那部作品是在遗传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之前、拉马克主义被实验否定之前写的。所以，即便在逻辑推理方面，他们也是站不住脚的。这批拉马克主义者当时主要集中在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所面对的则是几乎全部苏联遗传学家——以共产主义学院自然科学部为其大本营。论战结果，许多遗传学家被认定在哲学上属于所谓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学派。就是因为这个罪名，那些遗传学家被调离了共产主义学院，苏联实验遗传学学派创始人和群体遗传学奠基人切特维里科夫则被从莫斯科赶了出去，先被流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然后被赶到符拉迪米尔。流放中的这位遗传学一代宗师再也不能从事遗传学研究，等到1955年平反复职时，他已是垂垂老矣，什么都不能做，根本无法重返自己的工作岗位了。1959年他荣获达尔文特别奖，这是德国自然科学院为纪念达尔文的经典著作《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周年而颁发的奖状。荣获这项大奖的都是世界级科学泰斗，如著名遗传学家米勒教授、J·B·S·哈丹尼教授等等。但对切特维里科夫来说，这份殊荣堪称姗姗来迟——获奖时他已是奄奄一息，双目失明。把颁奖的电报向他读了没过几天，他就与世长辞了。他辞世后的1961年，代表作——《从现代遗传学的观点论述进化过程的某些方面》的完整译本在美国出版。在译本导言中，美国遗传学家勒纳尔公正地指出：虽然切特维里科夫被苏联当局从遗传学界赶了出去，但在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吸引众多遗传学家参与的群体遗传学将是他最好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