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瓦维洛夫和他的遗传学好象是枷锁中的角斗士，被迫与拥有并毫不犹豫地运用一切杀人暗器的敌手对垒。但瓦维洛夫从不怯阵，只要一息尚存，他就要坚持下去，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也就不能不继续遭遇科学理性的顽强抵抗。

    1940年春天,在莫斯科农业展览会上,李森科的一个门徒、亚库什金教授不无挖苦意味地对瓦维洛夫说：

    “怎么啦，院士同志，听说您已经把18个人送上了断头台……？”

    “这怎么可能呢？”

    “可大家都清楚，所长不同意，是不能逮捕任何人的。”

    瓦维洛夫一股怒气直冲脑门。他想痛斥这个诽谤者，但他还是克制住了，连眼皮也不抬一下地冷冷的说：

    “显然，人们并不总是清楚，我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但亚库什金的统计并没有错，从1934年基洛夫遇刺到1940年春天,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真的有18位生物学家、遗传学家锒铛入狱。其中包括瓦维洛夫的副所长、育种家维克多·叶夫格拉福维奇·皮萨列夫，细胞遗传学家格利戈里·安德列叶维奇·列维茨基以及塔拉洛夫教授、萨佩金教授……。

    锒铛入狱的苏联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又岂止是瓦维洛夫的18位部属,接替瓦维洛夫出任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未久的穆拉洛夫、副院长邦达连科，还有萨拉托夫的育种家迈斯特院士，也在大清洗的血雨腥风中被捕并被处以极刑。所有这些屈死者，无一不是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的公开批评者、瓦维洛夫亲密的师友。显然，处死他们是为了给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的反对派尤其是反对派领袖瓦维洛夫一记血的警钟。苏联安全机构一位领导人公开宣称，他要捻死任何准备侵犯李森科的神圣无比的教义的人，即便是列宁的朋友、最年长的布尔什维克克尔日扎夫诺夫斯基。反对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在事实上已经构成苏联学术界的不成文法典中的头等罪名。

    应对这些可耻的政治迫害事件负责的当然不会是瓦维洛夫。恰恰相反，每一次逮捕都使瓦维洛夫极度震惊。当第一股逮捕浪潮袭来时，他就曾致函友人：“令人惊异的事情象山崩一样地发生了！”困惑和不满溢于言表，“有那么多人离队了。是从列维茨基、马克西莫夫和皮萨列夫开始的。事情要怎样才能结束，谁也不清楚。”他了解他的师友，不相信他们会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为了拯救他们，瓦维洛夫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保存着瓦维洛夫当年写给当局的大量信件，瓦维洛夫以研究所所长的名义，请求把被捕的和被流放的研究人员送回列宁格勒，担保他们是忠诚的。并且强调指出，这些研究人员是某一领域的独一无二的行家，没有他们，许多重大科研项目将陷于停顿，国家的科技发展将蒙受不可挽回的损失。他与米·伊·加里宁会谈，他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呼吁。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他都要全力以赴地去拯救他的那些不幸的部属。植物学家马尔科维奇被捕后，瓦维洛夫为之四处奔走。直到他自己被捕的前三个星期，他还在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写信，请求撤消对马尔科维奇的判决书。在多方营救的同时，瓦维洛夫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安慰马尔科维奇，常常寄信寄钱寄包裹，寄去热情和光明：“我们不会忘记您，我们需要您。”这是他致马尔科维奇的信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他还致函监狱长，请求狱方给马尔科维奇以特殊照顾，安排轻活，使他的这位老部属有条件在狱中写出有关赴爪哇和印度考察的学术报告。马尔科维奇七十岁生日那天，又接到了瓦维洛夫热情洋溢的贺信：“象领到毕业文凭那样，这是一个美妙的日子。请不要忘记，达尔文在七十岁那年才进入自己的鼎盛时期。向您致敬——愿您活到一百岁！”如此厚待“人民公敌”，在风声鹤唳的大清洗时代，该需要多么大的同情心和勇气啊。瓦维洛夫甚至当着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列宁格勒全权代表的面，为马克西莫夫、科罗廖夫、库兹明、奥尔洛夫、列维茨基请命……但谁也没有得到拯救，他的勇气和努力的唯一后果，不过是进一步加深了当局对他的憎恶。

    不惜动用专政机器，来肢解苏联遗传学，并为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杀出一条血路；李森科--普列津特们因此长驱直入，一个接一个学术重镇失陷。瓦维洛夫旗下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和莫斯科遗传研究所实际上成了遗传学在苏联的最后堡垒。李森科—普列津特们当然不会容得下这两个敌垒。于是穷追猛打。研究所的出版社被撤消；与此同时，全国所有的出版社都沦入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之手，苏联的遗传学家们至此完全丧失了发表论著的可能性。尔后，遍布全国的试验站也相继告别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这些试验站是检查和繁殖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作物收藏所必需的。它们被强行从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划出，在研究所尤其是在瓦维洛夫一方，无疑有断臂之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试验站的易帜，使得研究所再也不可能对大量的蔬菜作物进行试验和繁殖。古老的卡缅草原试验站的分离，使研究所再也没有条件研究耐寒的五谷类作物了；随着北德维纳试验站的撤消，对黑麦、燕麦和大麦的检查再也无法进行……试验技术人员随着试验站一起散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世界范围内一种或几种作物试验的不可替代的行家。秋风萧萧，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以及整个苏联遗传学已是落花流水。

    当事人欣斯卡娅追忆：“作物栽培研究所的典型特点是具有一种特别的节日气氛。”但在1939年之后，这样的气氛便一去不复返了，“研究所的生活已令人忐忑不安。随着李森科的变态心理的发展和强化，再也没有安静的瞬间了……对研究所和对瓦维洛夫的攻击变成了不断的迫害。研究所的状况急剧恶化，形形色色的监察、检查接踵而至……”。

    所有这些监察、检查的结论，几乎都构成研究所和瓦维洛夫的新罪状。当瓦维洛夫正一连几小时地观察一对亲本作物怎样结合才能有最好的育种效果时，一个例行的检查委员会正在编写例行的检查记录，这份记录显示，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受到了腐蚀性的资产阶级影响。该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他们认为是不容置辩的证据——研究所各实验室的门上的名牌都是用英俄两国文字写的，甚至连厕所和党委会的门上都标了英语名称！瓦维洛夫因此被从试验小区里叫到上级机关，挨了训、写了检查不算，还要在全所大会上就此事展开讨论……

    如此摧折，研究所正常的科研本来就已经是难乎为继了，但政治的胃口仍然没有满足，正如研究所工作人员晚年所述：“强制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开始有几年我们是跑集体农庄搞春化法‘试验’，后来，李森科的朋友多纳特·多尔古申发明了一种什么剪穗子的特别剪刀，并且全国都被迫从事品种内杂交……。科学家不是去考察或者在自己的试验区里进行定期的观察，而是服从命令去剪麦穗”。据统计，仅在1939年春，遵照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指示，就有77名遗传学博士和候补博士被派往各个加盟共和国、区和边区参与春化试验，研究所自己的主要研究项目不得不陷于停顿。连一向好脾气的瓦维洛夫也终于大发脾气，在一次会议上特别声明：“让研究所的所有遗传学家都去搞育种学，把大家都变成育种家——这是不可能的！自然，我们需要和育种家们联合在一起，帮助他们，不对他们隐瞒生理学的鉴定。但是，绝不能全然相信李森科同志的话，否则……将导致荒谬。”但大发脾气也没用，瓦维洛夫的部属依旧大都是流水的兵。

    最致命的摧折来自财政方面。从1937年起，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急剧减少了对自己最大的科研机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拨款。“作物栽培研究所的财政状况是灾难性的。”1939年2月，瓦维洛夫向农科院主席团这样报告说。财政状况真是灾难性的：一些主要实验室的研究经费减少了二分之一。但瓦维洛夫的呼吁非但无助于警醒当局，反而招致更严厉的财政打压——约一个月后，农业人民委员贝内迪克托夫公开声称，不再给“孟德尔分子”以任何资助：“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支持李森科院士的实际工作和他的理论观点，并责成苏联的育种站在良种繁育和育种工作中采用他的方法。”

    瓦维洛夫和他的遗传学好象是枷锁中的角斗士，被推到残忍的角斗之中，与拥有并毫不犹豫地运用一切杀人暗器的敌手对垒。但瓦维洛夫从不怯阵，只要一息尚存，他就要坚持下去，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也就不能不继续遭遇科学理性的抵抗。

    李森科宣称，所谓近亲交配法的强制自花配粉会毁掉异花授粉的作物，并且带给育种家的只能是损害。整个国际学术界却是另外一种说法。瓦维洛夫对这两种说法都不愿轻信，便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里开始对黑麦、三叶草、梯牧草、葡萄和玉米进行自花授粉试验。有数十名专家参与其事。试验结果是：近亲交配对作物没有危险，而对育种家有益；只有借助于近亲交配才能培育出可增产三分之一以上粮食和青饲料的杂交玉米品种。

    李森科宣称，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春播五谷类作物变为秋播，或者反过来这样做，由此印证人可以根据自身需要任意改变作物的遗传方向。瓦维洛夫便指令作物栽培研究所的两名遗传学家重复李森科的这一试验。两名遗传学家寻找着绝对可靠的试验方法，以保证自己的试验不致引起任何争议。他们终于找到了。称为“合作社社员”的秋播小麦刚一分蘖，他们就对它作了精心的手术——把每株小麦分成两半。这没什么可怕的——两半都可以成活。但如今它们不得不在不同的条件下生长，一部分供遗传学家检查之用——在大田通常的条件下不受干扰地生长着；另一部分则种在暖房里，确切无误地按李森科的试验程序去做。结果出来了：根本没有发生禾本科作物从秋播转为春播或从春播转为秋播的任何变异。一包热谱图和试验记事本证明了这个简短的结论，李森科的又一个奇迹象肥皂泡那样破灭了。

    李森科宣称，春化法现在已经是在全国范围提高小麦产量的唯一可靠的手段，只要全面实施春化法，将使每公顷土地至少多收100公斤小麦；李森科将这个假想中的100公斤乘以苏联的一亿公顷土地，便开始在报刊上和电台上许诺他可以不费任何力气地给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粮食。他并且主张，春化法应当走出学术界，走进田野——“只要集体农庄庄员没有卷入，没有从事育种试验，事情就不会顺当。有些学者说，育种学是一门科学，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问津。但这是不对的！”也就是说，他要把整个苏联当作他的实验室；而这无疑是一场赌博——他的并不可靠的春化法一旦失灵，那么整个苏联大地将长满杂草。为了个人前程而不惜拿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做赌注，这种狂想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瓦维洛夫的批评。在一次讨论会上，瓦维洛夫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管是什么样的技术措施，都不能当作摆脱苏联农业的一切不幸的灵丹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