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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当局的断然举措，激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愤怒。聚集在爱丁堡的学者在国际遗传学大会会场上、在大会休息室里公开议论苏联当局对瓦维洛夫和苏联遗传学的政治迫害，对瓦维洛夫和苏联遗传学的命运深表关注和忧虑。指定为瓦维洛夫专有的大会主席的座位从始到终都示威性地空着……

    对于发生在苏联的悲剧，国际学术界不可能袖手旁观。

    1932年在美国召开的第六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已经议决：下一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将于1937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并公推瓦维洛夫为下一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主席，全权负责筹备工作。这既意味着苏联的遗传学成就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公认，同时也是瓦维洛夫所享有的世界性声誉的无可辩驳的说明。事实上，国际学术界主要是根据瓦维洛夫的成就来判断苏联遗传学的水平的；国际学术界与苏联遗传学界的联系，也主要是通过与瓦维洛夫的联系来实现的。瓦维洛夫遗传中心定律、瓦维洛夫关于野生植物培育的理论，都首先发表在英国的学术刊物上；美国遗传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格尔曼·米勒，英国遗传学大师威廉·贝特森，还有英国遗传学家西里尔·达灵顿、英国农学家丹尼尔·霍尔……都和瓦维洛夫保持着亲密的交往；瓦维洛夫的朋友遍天下，正是在瓦维洛夫的国外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下，1932—1940年，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植物品种收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仅高粱一种就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样本；来自世界各地的小麦、蔬菜、果树等等植物的种子，其数目更是数以万计，从而使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成了苏联所有生物学研究机构中植物品种收藏最丰富的研究机构。在瓦维洛夫与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的激烈冲突中，国际学术界旗帜鲜明地站在瓦维洛夫一边，给了瓦维洛夫以最大限度的声援。1936年，当没有一项由瓦维洛夫所主持的工作不遭到他的对手的辱骂时，德国的保罗·帕莱出版公司却向苏联政府申请翻译出版瓦维洛夫的三卷本巨著——《作物育种学的理论基础》——的许可……。

    但是，瓦维洛夫在国际学术界所拥有的地位和他与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联系，却是苏联当局和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所不能容忍的。瓦维洛夫与国际学术界的交往因此开始被一次一次地切断。也是在1936年，刚刚选举瓦维洛夫为自己的院士的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三次邀请瓦维洛夫去布尔诺讲课，瓦维洛夫一再请求当局准予他应邀前往，但都被当局拒绝。

    在这种情况下，原定由瓦维洛夫主持的、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也就不能不和瓦维洛夫一样遭遇不测了。

    就学理层面而言，这次国际学术界盛会，苏联当局应该是乐观其成——将充分展示苏联遗传学成就的这次盛会，无疑有助于改善苏联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早在这次盛会筹备之初，苏联当局也确曾表示竭诚欢迎。但当筹备工作即将大功告成之时，当世界各地的1700名遗传学家来信表示与会时，苏联当局的态度却突然变得暧昧起来。瓦维洛夫对这次盛会本来充满了期待和信心。在他的想象中，当局不可能拒绝这样的盛会；而这次盛会一旦如期在苏联召开，以他为旗帜的苏联经典遗传学派一旦成功地主持了这次盛会，信守经典遗传学的国际遗传学精英一旦汇聚莫斯科，那么，苏联经典遗传学派的实力、声望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增长，苏联经典遗传学派将可以借此重整旗鼓，苏联经典遗传学派与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的实力对比将可能发生根本变化。但瓦维洛夫所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恰恰是基于他所预见的那些后果，苏联当局和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对这次国际学术界盛会愈来愈深怀恐惧。1936年年底，瓦维洛夫在权威的《消息报》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文章，说：“世界性的代表大会，尤其是象遗传学这样的科学前沿部门的代表大会，是一个国家文化水平的标志……。应当表现出组织国际科学大会的能力。应当表现出苏联科学所处的高水平”。倒是瓦维洛夫的外国同行清醒一些，他们了解瓦维洛夫的处境，出于对瓦维洛夫个人命运的担忧，当然也是出于对莫斯科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的命运的关心，他们纷纷给苏联当局去信，恳请苏联当局对瓦维洛夫的筹备工作予以支持，使大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一度模棱两可的苏联当局终于再没法模棱两可了。大会法定召开日期的前三个月，莫洛托夫突然下令，筹备工作完全停止——因为苏联当局已确定禁止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在苏联召开！与此同时，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主席接到了苏联组织委员会的一封信，根据瓦维洛夫授意发出的这封信，言辞婉转地请求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将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推迟到1938年8月举行。另一封由苏联十二位知名遗传学家联名发出的信则向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主席言之凿凿地担保：1938年8月的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必将成功！

    很明显，大局已定，但瓦维洛夫和他以往在面临绝境时一样，仍然抱有幻想，他幻想通过推迟大会的召开，给自己一点回旋余地，使自己有时间吁请当局改变决策，从而使莫斯科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能够起死回生。但也与往常一样，苏联当局毫无通融余地，为了彻底击溃瓦维洛夫和他所代表的苏联经典遗传学派这个纯粹虚构的敌人，苏联当局甚至完全不顾自我形象，不惜与整个国际学术界为敌——这是瓦维洛夫无论如何也不曾料到的。瓦维洛夫的幻想又一次化为泡影。

    苏联当局在国际社会中改善自我形象的一个大好机会就这样坐失了，瓦维洛夫和他所代表的苏联经典遗传学派的一次转机也因之坐失了。结果，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不是在莫斯科，而是在英国的爱丁堡召开。而且众望所归的瓦维洛夫根本就没能与会——苏联当局仍然不允许他走出国境半步！许多年过去后，瓦维洛夫已经不在人世了。这时他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同事们才得到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的报告集，读到了大会中间那些痛苦的声音。“你们请我担任瓦维洛夫院士本可使它熠熠生辉的角色，”主持这次大会的英国遗传学家克鲁声明说：“你们把他的长袍穿在我的没有期待过的双肩上。如果我穿着它还不显得笨拙的话，那你们不应该忘记：这件长袍是为一个更了不起的人缝制的。”

   苏联当局的这些断然举措，激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愤怒。聚集在爱丁堡的各国学者在会场上、在休息室里公开议论苏联当局对瓦维洛夫和苏联遗传学的政治迫害，对瓦维洛夫和苏联遗传学的命运表示极大的关切和忧虑；指定为瓦维洛夫专有的大会主席的座位从始到终都示威性地空着。那些在苏联工作因而身临其境的外国专家对当局在瓦维洛夫问题和遗传学问题上所表现的专横更是无法容忍。

    第一个忍受不了的外国专家是格尔曼·米勒。米勒出生于纽约，青年时代他就决定以遗传学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为此在升学时选择了生物系。由于他在专业上的突出成绩，很快就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大学讲师。如果说德·弗里斯是世界上第一个把遗传学家的注意力引到对突变的实验研究方面的科学家，那么米勒则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用果蝇来系统地研究突变现象的科学家。1927年，米勒宣布X射线是强有力的基因突变剂。当其他遗传学家还只能被限制在实验群落中所出现的少量自然突变体上时，米勒在短时间内就能人工产生出几百个突变体。他发现这些突变体的绝大部分“在遗传上是稳定的，并且其中大多数都以一种典型的孟德尔染色体突变基因的方式进行活动，这种突变基因在有机体中是普遍存在的”。他的报告迅速被斯塔特勒所证实，斯塔特勒发现，用X射线对大麦种子进行照射可诱导突变。米勒的研究成果使他在国际学术界享有“人工诱变之父”的美誉，并使他摘取了诺贝尔奖桂冠。在政治上米勒一度非常左倾，为此冲破了重重阻隔，于1932年抵达他无限向往的红都，在瓦维洛夫旗下的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工作，组建了苏联的第一个人工诱变实验室，从而推动了苏联遗传学一个新领域的发展。米勒与瓦维洛夫的关系非同寻常——摩尔根是从贝特森手中接下孟德尔衣钵的，而瓦维洛夫和米勒则分别是贝特森和摩尔根的嫡传弟子，所以他俩本来就是师兄师弟。苏联讲学期间，米勒与瓦维洛夫过从更密，结下了深厚友谊。无怪乎直到晚年米勒仍然声称：“我始终高度赞扬瓦维洛夫，并爱戴他”。正因为他与瓦维洛夫非同寻常的交情，虽然他是共产党员——美国共产党党员，而且到苏联后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甚至在列宁研究专刊上发表过几篇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在生物学中的作用的文章。但他最终还是不为苏联当局所容，只能拂袖而去。他没有想到，他的离去使他所爱戴的瓦维洛夫的处境更加艰难——瓦维洛夫的对手们趁机提出了新的指控，尽管米勒离开苏联后仍在为他的信仰而奋斗，却被定性为敌对分子。一盆盆脏水向他和瓦维洛夫泼去，说瓦维洛夫所信任和重用的人竟然对社会主义苏联怀有敌意，这位反动的遗传学家的逃跑，是资产阶级遗传学在先进的“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无可争议的成就面前的退却。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会议室里，研究人员们被迫对他们从前的战友格尔曼·米勒进行缺席审判。在口诛笔伐之后，一位与会者高声宣读了寄自西班牙的信——信是米勒写来的。当苏联同行们对米勒进行缺席审判时，国际纵队成员格尔曼·格尔马诺维奇（米勒给自己起的俄国名字）正在马德里浴血奋战。他在战斗的间隙致函他的苏联同行和苏联当局，恳请把苏联遗传学的争论推迟到完全战胜法西斯之后——“现在主要的任务是保卫马德里！”

    象米勒这样本来热爱苏联却最终告别了苏联的西方知识分子，在三、四十年代实在是所在多有。三、四十年代正是西方社会病最严重的时期，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济衰退、德国法西斯一党专政的确立，都使西方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前途深感失望。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崛起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当时他们并不清楚铁幕背后的东西，发生在乌克兰的可怕的饥荒，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对几十万所谓“富农”的残酷迫害，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党内反对派的血腥镇压……所有这些他们是一无所知。在他们看来，苏联是一片净土，是社会主义天堂。同情乃至赞美苏联，在西方知识界也就成了时髦。在这方面，瓦维洛夫的另一位外国朋友、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西德尼·哈兰德颇具代表性。“哈兰德博士是一位了不起的理论遗传学家，他是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精通植物的进化和管理”——在阿塞拜疆小城冈察的棉花研究所，瓦维洛夫这样向他的苏联同行介绍说。这是1933年9月21日的事。两位遗传学家，一个美国人，一个苏联人，他们一起乘火车、汽车，经南乌克兰、北高加索和库班，千里迢迢地来到冈察。这天他们在研究所的试验地里度过了一整天，直到夜幕降临时才回到办公室，给阿塞拜疆的学者们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