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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不是历史上的新的故事听起来是多么的富有讽刺意味；一个如此忠诚的进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代表，一个如此罕见的科学巨擎，竟然毁于那些比他不知渺小了多少倍的小丑之手。这些小丑因为不学无术或者因为虚荣心，把自己说成是正统的唯一继承者，也是唯一有能力在现实中守护正统的人。”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曼格尔斯多夫

    1942年11月，英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位新闻专员冒着萧瑟秋风，来到阿拉木图市。当时苏联科学院的重要研究机构都疏散到了这里。受英国皇家学会的委托，这位英国外交官前来聘请两位最优秀的苏联科学家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兴致勃勃，满以为他带来的是紫荆花冠，岂料他给苏联当局带来的只是尴尬。

    众所周知，英国皇家学会是世界上最权威、最负盛誉的学术团体之一。谁一旦入选，则不仅入选者本人，就连他的国家也会引以为荣。当时英国和苏联是盟国，英国皇家学会派专使给苏联送去那样珍贵的紫荆花冠，按说苏联当局应该加额称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那位英国外交官费尽周折，总算说服当局让科学院院长出面会晤。但到了会晤的那一天，英国外交官大吃一惊——科学院院长符拉基米尔·科马洛夫院士是在苏联秘密警察头子的陪同下出面与他会晤的。更令那位英国外交官惊讶的是，当他说出入选英国皇家学会的两位苏联科学家的大名时，尤其是当他坚持要把聘书送交入选者本人时，科马洛夫掩不住难堪，支支吾吾，莫衷一是；而陪同的苏联秘密警察头子则完全阴沉着脸，一声不吭。

    那位英国外交官后来才明白，苏联当局不能不尴尬——两位入选英国皇家学会的苏联科学家，其中一位便是已被当局打成“人民公敌”并已判处极刑的尼·瓦维洛夫院士。

    入选英国皇家学会，在尼·瓦维洛夫来说是实至名归。正如以瓦维洛夫最好的外国友人自命的美国著名遗传学家哈兰德教授后来所写的：

    “在1939年那场对瓦维洛夫学派的臭名昭著的围攻之后，李森科派很快取得了独霸地位，而瓦维洛夫院士显然被解除了职务。尽管作了很大努力，他的西方朋友仍然不可能与他恢复联系。他的助手也差不多都被解雇了。但虽然苏联当局对瓦维洛夫竭力压制，瓦维洛夫在国外的声望却不断地上升。”

    即便是在战争之中，外国同行们仍在牵挂着瓦维洛夫。不断有飞鸿从英国、从法国、从美国、从瑞典……从四面八方穿越漫天烽火飞到瓦维洛夫家中，捎来外国同行们对瓦维洛夫的融融爱意。曾有两位年轻的法国生物学家寄送自己的著作——《人和栽培作物》，扉页上用俄文题辞：“送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院士——作者：安德列·奥尔里库尔和路易·安德里阿诺维奇·爱丁”。法国作者按俄国方式给自己起了父名，是为了强调自己对瓦维洛夫这位俄国导师的尊敬。可惜，身陷囹圄的瓦维洛夫再也无法看到这些飞鸿、再也无法感受这些融融爱意了。

    当局已经把瓦维洛夫打成“人民公敌”并已打入死牢。与此同时，瓦维洛夫在国际上的声望却扶摇直上，这真是一种讽刺！现在瓦维洛夫又当选为世界上最权威、最负盛誉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皇家学会甚至派专使前来主持受聘仪式。在这种情况下，当局的感觉怎么能好得起来呢？

    尽管如此，受聘仪式还是举行了。瓦维洛夫院士如期出席受聘仪式并在受聘回执单上签了字。这些受聘文件都带回了英国大使馆。

    苏联当局费尽心机，却非但没能让英国方面释然，反而激怒了英国方面——苏联科学院很快收到皇家学会的公函，一种抑制不住的强烈愤慨溢于字里行间。公函称：

    “我们期待的不是谢尔盖·瓦维洛夫的签名，而是尼古拉·瓦维洛夫自己的签名！”

    原来，苏联当局开了个国际玩笑——派同样是苏联科学院院士的谢·瓦维洛夫取代他的胞兄尼·瓦维洛夫出席受聘仪式并在受聘文件上签字。但苏联当局出此下策实在也是无可奈何——除此而外，苏联当局还能怎么办呢？要知道，对尼·瓦维洛夫的逮捕、审讯和判决，全过程都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换句话说，对尼·瓦维洛夫的“法办”，当局自己也觉得见不得人，因而是心虚的；尼·瓦维洛夫案件也就成了“国家机密”。既不能让瓦维洛夫走出死牢亮相以确保天机不致泄露，又不便拂却盟国的美意，当局也就只能偷梁换柱了。但当局的偷梁换柱之计并不高明——英国皇家学会从受聘文件的签名上判断出不是尼·瓦维洛夫的手迹；经多方查证，出席受聘仪式的此瓦维洛夫确非彼瓦维洛夫。堂堂皇家学会一片美意竟被如此捉弄，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遭。也就难怪温文尔雅的英国绅士要怒气冲天了。

    欲盖弥彰。苏联当局的偷梁换柱之计终于被识破，一直对尼·瓦维洛夫的命运深为关注的国际学术界，更为尼·瓦维洛夫揪心——真的尼·瓦维洛夫呼之不出，苏联当局究竟把他怎样了？1945年，英国皇家学会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就此问题率先向苏联政府提出正式询问，苏联当局无词以对，干脆就置之不理。这无异于承认瓦维洛夫消失，从而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各国的学者们纷纷给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和他们在苏联境内的所有朋友写信，打听瓦维洛夫的消息。但所有这些信件都有如石沉大海。苏联方面可疑的沉默使国际学术界不得不确信他们对瓦维洛夫个人命运的猜测。1945年12月，著名美国遗传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卡尔·萨克斯致函最权威的国际学术刊物——美国《科学》杂志，悲痛地向国际学术界宣布——

   “尼古拉·瓦维洛夫死了！”

    萨克斯教授当然不相信瓦维洛夫是正常死亡。他请求国际学术界都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瓦维洛夫究竟是怎么死的、是为什么死的？！他呼吁国际学术界不要停止抗议，直到苏联当局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时为止。

    萨克斯对国际学术界的请求和呼吁立即得到广泛响应，追悼死者的信件、文章潮水般地向各大报刊涌来。谁都不了解瓦维洛夫死于非命的细节；但谁都知道，瓦维洛夫是科学史上一颗灿烂的巨星；谁都知道，这颗灿烂巨星的陨落是强权肆虐所致。所以，国际学术界在缅怀瓦维洛夫时，众口一词地赞美瓦维洛夫的崇高人格和他对现代科学的巨大贡献。美国著名遗传学家哈兰德教授、秘鲁著名遗传学家达林顿教授联名在牛津大学出版《尼·伊·瓦维洛夫教授》，内称：

    瓦维洛夫在理论上超过了杰肯道尔，而在实践上他为改进栽培作物的所有的进一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他的日夜不息的头脑，他的不知疲倦的身体，甚至他的激情和技巧，都与拿破仑惊人地相似。但他丝毫没有拿破仑的政客作风，他的知识分子的诚实是不容置疑的。当他与同行们相处时，他总是那样的虚怀若谷，总是那样的尊重不同意见，从来不以权威自居……我们为他哭泣，美国、欧洲的学者们都会为他哭泣。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那罗伯逊式的深沉的嗓音和他那法尔斯塔夫式的落落大方的风度。而历史将记住他的辉煌成就，那些辉煌成就将会永垂不朽。

    印度德里大学教授梅赫什瓦里·尼尔马拉·马图尔撰文说：

    在短短的时间内，瓦维洛夫就在整个俄罗斯创建了那么多的实验室和研究所。他的罕见的多产使他在俄国和国外得到了广泛的敬重和巨大的荣誉……他所创建的栽培作物及其野生亲缘种的藏品库在过去的时代中很可能是无与伦比的，即使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中也未必能再建立起来。

    瑞典国家林业研究所所长古斯塔夫逊教授撰文说：

    我充满敬意地追悼瓦维洛夫和列维茨基，他们的名字是本世纪生物学的路标。他们也是我的老师，在这个星球上、在我几十年的生活道路上为数不多的几个老师中的最好的老师。我衷心地感谢他们。他们把捍卫科学、捍卫真理所必须的勇气和坚韧教给了我。而我希望，我会象他们那样，在困难的时刻始终坚定地站在科学和真理一边。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C·曼格尔斯多夫则出版了著作《尼古拉·伊万洛维奇·瓦维洛夫：1887—1942年》。他在高度评价瓦维洛夫时，对李森科痛加贬斥——

    瓦维洛夫是个具有巨大智力、强健体魄、伟大思想和神奇工作能力的人。但他也是个极为谦虚、热情友好、宽容大度的品格高尚的人对于了解他的朋友们来说。追忆他所引起的不仅是赞美和崇敬，而且还有热烈的依恋之情。

    虽然不是革命家，但瓦维洛夫却真诚地相信，俄国的革命为科学的进步，为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为运用科学促进人类的幸福，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可能性。这个决不是历史上的新的故事听起来是多么的富有讽刺意味；一个如此忠诚的进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代表，一个如此罕见的科学巨擎，竟然毁于那些比他不知渺小了多少倍的小丑之手。这些小丑因为不学无术或者因为虚荣心，把自己说成是正统的唯一继承者，也是唯一有能力在现实中守护正统的人。

    以此为发端，各国学者对李森科群起而攻之。他们异口同声地指出李森科是迫害瓦维洛夫的头号政治打手。几乎所有悼念瓦维洛夫的文章都要谴责“俄国生物学的恶神”李森科。美国遗传学家罗伯特·辛普森在他的悼文中这样写道：“瓦维洛夫被毫无敬意地忘掉了，而李森科却成了民族英雄，得到了列宁勋章……据说，瓦维洛夫是在集中营里饿死的。这个国家对此事实保持沉默。但是，伟大的人们是不会那样轻易死去的。”科学败类历史上不乏其人，最为臭名昭著的是德国物理学家勒纳德和斯塔克。他俩都效忠纳粹，都追随纳粹当局对自己的同行爱因斯坦大打出手。但即便是勒纳德和斯塔克，对自己的同行的迫害也远不能与李森科相比——他们的主要迫害对象爱因斯坦，也不过是被迫离开德国，而并没有象李森科的迫害对象瓦维洛夫那样被置之死地。更何况勒纳德和斯塔克虽然在个人道德操守方面劣迹斑斑，但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却是举世公认的——勒纳德由于其成功的阴极射线试验而获得1905年度诺贝尔奖，斯塔克也因发现了极隧射线中的多普勒效应和谱线在电场中的分裂获得1919年度诺贝尔奖，而李森科则不过是贩卖伪科学的邪教教主，为人和治学一无可取之处，国际学术界对李森科的敌视也就远远超过了对勒纳德和斯塔克的敌视了，李森科也就不免被视作历史上首屈一指的科学叛徒，成了国际学术界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1946年，李森科出版了代表他最高“学术”水平的著作——《遗传性和变异性》。此书一问世，便赢得国际学术界的满堂倒彩；在此书发行之初，瓦维洛夫的老师、同样是苏联著名学者的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就曾上书当局，建议：“考虑到出版《遗传性与变异性》一书会使苏联学术界的名声遭到破坏，应当采取措施不让这这本书流传到国外去。”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的理由当然很充分：《遗传性与变异性》“充满了违反自然科学基本概念的错误，以致在书中否定拉瓦锡所确定的物质不灭定律，否定了不仅每一滴血浆（无核），而且每一个原子和分子都能自己创造自己的理论。看得出，作者不知道原子、分子和每一滴胞浆之间的差异！”尽管如此，当局仍对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的忠告不屑一顾，结果呢？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不幸而言中。西方学者们读了李森科的大作莫不轻蔑地哈哈大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院长施图别仔细地重复了苏联“头号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实验，并且毫不困难地证实，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所有这些“伟大的发现”都是胡说八道。不止一次访问过苏联的瑞典国家林业研究所所长、树木遗传学家古斯塔夫逊教授则更坦率，他不客气地这样评价苏联头号马克思主义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