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亚峰

摄像：郭飞熊

评论：刘晓波

编辑：蔡楚
   
   (博讯2005年9月05日)
   
   
   

——民权论之二十四
   
   
   
   
    发生在广东番禺区太石村的和平绝食维权行动，已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对太石村民的维权行动进行冷静观察和深入思考，可以发现其具有法治指导的民主、非暴力和平抗争、模拟血酬模式、政治权利诉求中心、互动网络的维权等特征，从而构成了中国维权运动中独具特色的太石模式。
    太石模式包括五个特征：
    第一，太石村民的维权行动坚持法治原则之下的民主，实现了守法、维权与护宪的三位一体。番禺区政府有关部门违反村民自治组织法，而太石村民遵守法律、依法维权，以此稳健推进；
    第二，太石村民非暴力和平抗争，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告别了中国农民以暴易暴的暴力革命惯习，为中国走出治乱循环、进一步减弱暴力革命转型的前景提供了可能性；
    第三是无限期、有限度的绝食抗议，可以认为是一种模拟血酬模式的生成，为公民维权运动的血酬模式提供了变种，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太石村民有限度的绝食，使其具有见好就收的妥协精神，从而与一切形式的激进主义区别开来。
    第四，太石村民的维权行动是以村民自治的政治权利诉求为中心，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诉求，这使农民维权告别了以利益诉求为中心的政治哲学，开始形成权利和利益并重的政治哲学；
    第五，太石模式实现了虚拟互联网络与真实人际关系熟人网络的结合，使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融为一体，并在两个网络整合的基础推进官民良性互动。太石模式是以互动网络为特征的维权政治，其不同于1989年广场政治之处的在于，官民双方的政治社会理性和妥协精神都已有重大进步，官方在看到村民尤其是妇女们不屈不挠、愈挫愈奋的维权意志时，及时放回因绝食被抓走的村民，而村民们见到官方的让步之后，也表现出可贵的明智和审慎，及时终止绝食的计划。
    太石模式是中国宪政民主进程中自发生成的维权模式，从而可能具有强大的可扩展性。20多年前，中国凤阳小岗村民自下而上的承包制试验，因得到自上而下的肯定得以扩展到整个中国，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过程奠定了微观基础；今天，我们盼望官民双方能够和平、理性、克制、秩序地处理太石村民维权事件，为中国的法治民主建设奠定官民互动的共识基础。中国公民维权的太石模式让我们见到了自由精神的创造力，使我们对中国宪政和平转型的前景可以有稍微乐观一点的期待。
   
    2005年9月于北京
   
   
   
   

太石群像(组图)

(博讯2005年9月09日)
   
   

郭飞熊摄影

蔡楚报道
   
   
   
   

太石群像，一：讲述
   


   
   
   
   
   

太石群像，二：还我权益
   


   
   
   
   
   
   

太石群像，三：坚持到底
   


   
   
   
   
   
   

太石群像，四：太石阿婆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刘晓波：政治绅士VS政治流氓—再论太石村非暴力抗争的启示
   
   
    迄今为止，广州市郊番禹市鱼窝头镇太石村村民对当地官权的非暴力反抗，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村民们的接力绝食斗争也将近一周，国内外舆论的声援也逐渐扩大。
    在这一民间维权和官方镇压的冲突中，民间权利的觉醒VS官权独裁的愚昧，民间的知法护法VS官权的执法违法，民间的非暴力文明VS官权的暴力野蛮，民间的阳光心态VS官权的阴暗心态，民间的坚韧意志VS官权的内在虚弱，民间维权策略的理性灵活VS官权应对的非理性僵硬，……也就是说，村民们要争取和捍卫的，不仅是“民主权利”且“法定的民主权利”，而作为执法者的当地官权对村民维权的反应，不仅剥夺了村民的合法政治权利且践踏了现行的法律；村民们的维权方式，不仅是合法的且是高度文明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非暴力，而官权的护权方式不仅是违法的且是极为野蛮的暴力镇压。
    两相比较，底层民间表现得竟是如此文明，而地方官权表现得竟是那么野蛮，甚至就是政治绅士VS政治无赖。
    尽管，我现在还无法预见到这场官民冲突的未来结局，但我能够看到太石村村民维权昭示出底层的阳光而健康的政治生态：
   
    首先，在官民冲突的心态上，与其等待官权尊重民意并对某些亲民举措感恩戴德，不如依靠自身的行动来显示民间的自尊，通过自组织来达成自发团结和相互激励。
    其次，在面包与自由的关系上，与其满足于被恩赐的面包，不如自己争取到法定自由；因为，由官权恩赐的面包随时可能被官权再次夺走，而自发争取到自由权利足以保护民间的面包不官权被任意掠夺。
    第三，在维权策略上，与其奢望官权出台保障民权的完善法律，不如以行动来用活现行法律中极为有限民权条款；与其用以暴易暴的方式来宣泄一时的愤怒，不如用持之以恒的非暴力方式来达成长远的目标；与其首先等待上级官权的干预，不如首先争取民间各界的广泛支持，包括信息的披露和反馈、逐渐扩张的道义声援和步步为营的法律援助。
    在此意义上，村民们所争取的最小政治权利（罢免腐败最基层的村官的民主权利），已经产生了最大化的政治效应。这种政治效应昭示着中国政治生态的积极因素，也昭示了推动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路径依赖。
    从政治生态的角度讲，中国政治生态现状的确是民权的奇缺，但这并不表示其他社会领域里没有民主因素的生长，即便在政治领域，官权压制下的民权奇缺，正好说明官方对不断成长的社会性民主力量的恐惧。因为，谁也无法否认，巨大的社会变化导致民主力量在非政治领域的自发成长，民间维权行动的此起彼伏几乎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不断成长的民间资本蚕食着政权的经济基础，日益分化的价值观念挑战着政权日益虚弱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民间心灵对民主的价值认同也日益普及；持续扩张的民间维权加大着挑战蛮横官权的力度，不断增长的民间勇气使政治恐怖的效力日益萎缩。
    从政治转型的路径依赖角度讲，现在的中国，官权根本不打算进行“还政于民”的政治改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政治转型很难乞灵于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但我们可以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民间努力及其社会渐进改良。因为，在官府权力VS民间道义、社会的日益多元化VS政治的僵硬一元化的格局下，民间的民主意识不断觉醒和民间维权活动的此起彼伏，使官权控制越来越现出捉襟见肘的窘态，其政治镇压也越来越心虚气短，民间自发争取到维权空间也必然随之扩大。
    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转型肯定是一个远远超出人们预期的漫长过程，所以，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间力量，绝不要奢望通过激进的政权改变来重建整个社会，而只能致力于踏实的渐进改良，依靠不断成长的民间社会来改造合法性不足的政权，也就是通过自发民间力量所推动的渐进社会改变来逼出政权的改变。
   
    2005年9月5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