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為修建成都長途汽車站﹐我家居住的臨江西路11號院落﹐被撤遷到離江邊稍遠的臨江路。院落建好後門牌編為65號﹐原來大門後的門房﹐被改建到門後左側﹐成為一間獨立的小屋。這時﹐搬來了院主謝媽媽的親戚吳爺爺。

   吳爺爺高瘦的身材﹐穿一件那時已少見的洗得發白的藍布長衫子﹔夏天﹐頭戴一頂灰色的線帽﹐冬天﹐在線帽上再纏一張藍布帕﹔一張絲瓜布似的臉上的高度近視眼鏡似乎已無濟于事﹐成了一種裝飾品﹐吳爺爺看人或看書時都貼得太近﹐被我戲稱為“聞人”或“聞書”。

   吳爺爺搬來後﹐我與小伙伴們逮貓或下江游泳的時間開始減少﹐因為復建的院落光禿禿的﹐失去了原有的綠蔭﹐因此需要重新種植。而于我來說﹐更重要的是失去了我們逮貓的躲藏點﹐和我們曾有過的偷摘青澀的蘋果或花紅果的樂趣﹐因此需要重新找回。

   想一想﹐白天沒有知了的鳴叫﹐夜晚聽不到叫咕咕的吟唱﹐該有多枯燥。因此﹐放學後我自覺地成了吳爺爺的幫手。開始栽萬年青形成通道﹐然後在幾塊空地上分別植上了蘋果﹑橘子﹑枇杷﹑桃及桑樹的幼苗。記得一個星期天﹐吳爺爺叫上我﹐拉起板板車到東郊的果園裡拖回了一棵碗口粗的柑子樹﹐種在謝媽媽住的正房前﹐寂靜的院落裡便漸漸地增添了許多生命的喧鬧。

   偶爾﹐我也竄進吳爺爺的小屋﹐聽他講那重複得發黃的故事。總是在他的老家資陽縣鄉下﹐他曾種過多麼大的果園﹐又曾業余醫好過多少病人。他會從枕頭下翻出幾本破舊的線裝書給我看﹐然後摸著我的手說﹕“娃娃﹐你手掌上的脈象很旺﹐將來你會發達的。”那時﹐我一定會好奇地問﹕“吳爺爺﹐你咋個會算命呢﹖”

   五九年下半年﹐城市裡開始供應“高級點心”。同樣的質量﹐不用糧票買﹐每個人民幣0﹑50元﹐而用一兩糧票買﹐每個人民幣0﹑05元。天真無邪的我不理解這現象﹐因為我相信政府﹐而政府發的糧票背面印有說明﹕“糧票系無價證券﹐嚴禁買賣云云。”少年的好奇心驅使我在中學的政治課堂上向老師提出了我的疑問﹐老師沒有回答我﹐但期末我的成績單上政治品行這門是三分。評語是﹕“對黨的糧食政策有懷疑。”那時代﹐這已經足以決定我一生多舛的命運。吳爺爺喲﹗你怎麼沒有算到﹖

   城市裡的公共食堂也散伙了﹐人們重新購回大煉鋼鐵時獻出的鐵鍋鐵鏟﹐吳爺爺的小屋內也冒出了炊煙。但當時城鎮居民的糧食定量不高﹐記得起初是每人每月27斤﹐後來最低降到19斤﹐這才真正決定了吳爺爺的命運。

   六零年起﹐我與吳爺爺見面很少﹐因為我就讀的師範學校規定住校﹐每週只返家一次﹐但有時卻能遇見他的侄孫九九來叼擾他。記得最清楚的一次是他煮了兩斤米的乾飯﹐自己吃不飽還叫上我。我倆一陣風捲殘雲似的把它吃個乾淨利落。吳爺爺還未盡興﹐於是抓出一隻他捉到的活耗子﹐血淋淋地烤在爐火上﹐我看着有點惡心﹐趕快逃出了他的小屋。

   六一年下半年﹐我從下鄉勞動的龍泉驛回到成都﹐再見到吳爺爺時﹐吳爺爺已經脫形。我去小屋內看他﹐吳爺爺蜷縮在床上﹐完全不理會我﹐母親說吳爺爺餓瘋癲了。

   一個星期天的早上﹐我被母親的驚叫聲驚醒。衝出門一看﹐吳爺爺正用右手伸進我家熬稀飯的沙鍋裡面﹐抓滾燙的稀飯吃。我家沒有廚房﹐蜂窩煤爐就擺在門口的屋檐下。驚惶中﹐我用手推了吳爺爺一把﹐吳爺爺向側摔倒在我家的大口水缸上。雖然缸破水瀉滿地﹐吳爺爺幸而沒有摔傷﹐只是右手掌和手腕上滿是血泡。我趕緊扶他起來﹐吳爺爺卻突然驚恐地呼叫﹕“蔡天一萬歲﹗蔡天一萬萬歲﹗”﹐惹得全院老小都圍過來觀看。我即扶他回到小屋﹐吳爺爺仍不停地呼叫﹕“蔡天一萬歲﹗蔡天一萬萬歲﹗”。淒厲的呼叫聲迴宕在他那黑暗的小屋內。

   吳爺爺的女兒住在青石橋正街﹐離臨江路不遠。當天傍晚﹐謝媽媽就把她請來﹐接走了吳爺爺。不久﹐她還特地來陪了我家一口水缸﹐並說吳爺爺已經去世。

   八三年﹐65號院落又被撤遷。建成樓房後﹐我家搬上了五樓。雖然樓房已接通了自來水﹐但我還是把吳家的水缸抬上了五樓。每當看見它﹐吳爺爺淒厲的呼叫聲又迴宕在我的腦海裡﹐鞭笞我﹖警醒我﹖我那驚惶中的一推推倒了吳爺爺對我的關愛﹐使我愧疚一生。直到九七年我移居美國前﹐還特地請來九九﹐在那棵於世事的變遷中幸存下來的柑子樹下面﹐我倆拍了一張照片﹐作為對吳爺爺的懷念﹐也留下一張綠色無言的見證。

   安息吧﹗吳爺爺﹐請接受我遲到的愧疚。

   2003年2月28日夜於LAKE TAH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