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姨媽，瘦削而哮喘。七十多歲了仍然滿頭青絲，講起話來細聲細气十分吃力，但從她身上輕易看不出歲月的磨痕。

   八七年春節時，我們兄妹因父母去世多年，全仰仗五姨媽及老輩們的照料，所以，照例到五姨媽家團年。在一派祥和的气氛中，大表哥提議合影留念，五姨媽卻突然說：“快來照唷，不然二天照不到羅。”當時我們并未在意，不想沒過几天，五姨媽即發作“肺腦病”。我到醫院去照料她時，五姨媽已不省人事，但是口中不斷有節奏地數著數字。任你怎樣呼喚她，五姨媽始終用1、2、3、4、5、6、7……來回答你。仿佛在訴說她象數字一般有序的一生經歷，又象在翻閱著一本又一本她酷愛的書籍的書頁，令人在單調重复的數字聲中，听出許多悲愴。

   大表哥告訴我，前几天五姨媽曾說：“不想活了。”

   一個人正值儿孫滿堂，可享天倫之樂時，雖有哮喘病的折磨，卻斷然“不想活了。”這話中難道就沒有難言的隱痛？

   五姨媽出身于書香門第。我外祖父邱光第老先生系前清舉人，曾任過民國時期成都市長黃隱的文學顧問，和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的訓導主任。他曾同時應聘于成都石室中學、樹德中學等八所著名學校，是著名作家巴金的老師，也是蜚聲于當時四川的學者和書法家。

   五姨媽畢業于益州女子中學。在上個世紀的初期，這已算受過良好的教育。1932年，五姨媽与王新培結婚，從此，更与文化結下了不解的因緣。

   王家自清道光28年(1848年)即在成都學道街首建書坊-----志古堂。其時，由於志古堂刻印的書選題對路，校勘与制板精美，從而深受當時文化學術界的好評。原四川總督張之洞、吳棠都曾先后捐資志古堂刻印出<許氏說文解字>、<望三并齋>、<韓詩外傳>、<杜詩鏡銓>等精美刻本。志古堂不愧為晚清四川首屈一指的書坊。

   1945年，姨父王新培去世后，五姨媽即与王家婆婆一道艱難維持住志古堂的開業，在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狀況下面，五姨媽与志古堂員工一道擔負起文化傳承的苦苦生計。

   大陸易幟后，開始一系列的運動。前朝的高官及親屬早已逃往海外，而人微言輕的小老百姓開始還以為民主、富強、平等、自由的新中國已經從天而降。待運動一一展開，就感到自己變成了一葉顛簸在大海的風浪中的孤舟，只能听憑風暴的安排。除了死亡可以自行選擇外，自身已經別無選擇。

   在我的親屬中，最早選擇死亡的是我的外祖父和二叔父。土改時，外祖父因祖上傳承下二十多畝田地，被划為“職員兼地主”。他認為土地被沒收，有辱于祖宗，遂吊死在汪家拐街的家中。我二叔父是個游手好閑的川劇滾龍，雖說上無片瓦下無寸土，但在戒大煙運動中，吊死在小淖壩家中門板后的挂鉤上。在激烈的社會興替中，生命于當權者是微不足道的，好在我祖上還算積了德，家族中還沒有被槍斃鎮壓的。

   其余的人雖然活下來，但大都活得提心吊膽。五姨媽就因為是志古堂的業主，加之家中有几畝薄田，被划為“地主份子”。所幸只戴帽管制兩年，沒有象其他的“地主份子”，帽子戴到死，還要由子女繼承。究其原因，怕是大表哥在福建前線保衛祖國，作為現役軍人的“光榮軍屬”，五姨媽戴一頂“地主份子”帽子，于當局的臉面也不光彩吧？

   志古堂自然只能關門大吉。抗美援朝時期，五姨媽又將志古堂的書板全部捐獻給成都市人民政府，由政府派員運走，存于成都文殊院內。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不幸在文革中被作為“四舊”焚毀，而志古堂的匾牌，這塊文化見證物，卻可怜惜惜地被五姨媽送到鄉間親戚家。

   不無辛酸的是，在那個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這塊文化的見證物在鄉間親戚家也是穢物，親戚只好把它反轉扣在豬圈前面，作為糞坑的踏足板，反而在几十年的風風雨雨中幸存下來。

   從此，五姨媽被管得服服貼貼。織毛錢、打臨工，好不容易才混入衛生部門，充當一名挂號、划价、收費的勤雜人員。家中的書籍、字畫全部蕩然無存，剩下破裂的墨硯被墊在破柜足下作為平衡的支點。直到改革開放初期，五姨媽婆家的親戚從香港來信尋找他們時，五姨媽還不敢回信，悄悄地把來信燒了，怕又來個“秋后算帳”。

   五姨媽啊，你三十一歲守寡，含辛茹苦守著一爿文化家園。可是1979年時，成都市某些人要自詡為中華文化的傳人，异想天開地要為一已之利，修成都市的出版志。他們千方百計出重金要收購志古堂的匾牌，這時你從羅家碾的糞坑上找回了這塊文化見證物，你的勇气和文化秉性卻突然閃現出來。你同大表哥儼然拒絕了他們，你的形像在我心中陡然高大起來。五姨媽啊，你不愧為志古堂的傳人。你的一句“不想活了”，流溢出多少中華文化曾經遭受過的痛苦！浸透了你在那個無奈的社會里的悲哀！

   1、2、3、4、5、6、7……這數字透著中華文化的宁靜和書香，將永存于成都的文化史中，讓后代更加警醒，給當代諸公數落著他們的斑斑劣跡。

   安息吧！五姨媽。

   2003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