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在台湾有两场争锋相对的大游行。前一天十五万人为台湾正名而游行，第二天即有统派八千人打着保卫中华民国的旗帜对着干。这两拨人本是同一个民族，又无宗教信仰的差异，只不过早来或迟来台湾而已，却在统或独的国家认同上出现如此不可调和的对立。最令人奇怪的是，过去所有的不共戴天的恩恩怨怨，无论反蒋或反共，左倾或右翼，都在统独问题上一笔勾销而重新站队。
   　　　　
   联想到已困扰世界半个多世纪的中东以巴冲突，南亚的喀什米尔之争，看来因国家族群认同而生出的冲突和纷争，大概是人类最难解开的死结之一。在可见的将来上述纷争似乎都看不到走出死胡同的出路，要超脱统独这样的难题似乎只能等待奇迹。
   　　　　
   达赖喇嘛在这次很成功的访美期间再次重申他不寻求西藏独立，我认为达赖喇嘛愿意放弃西藏独立，在西藏问题上就创造了这样一个奇迹。而今这个世界上也只有达赖喇嘛一人可以创造这样的奇迹。实际上西藏人民和台湾人民，中东人民和南亚人民一样，亦有自己坚定的族群和国家认同，较起真来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最执着的伊斯兰信徒。如五六十年代西藏人民的抗暴游击战和八十年代后期的独立运动，曾经使中共政权大吃苦头，头痛不已。虽然西藏目前大致平静，但藏人的离心情绪仍在内心酝酿，只待中国一有风吹草动，西藏人民又会揭竿而起。除非让西藏人民割席而去，否则西藏将永远是令中国头痛的梦魇。如果西藏人民坚持要独立，大中国主义者坚持要统治西藏，双方互不让步，世界屋脊将会永无宁日。可以想象，那时中国的西陲很可能成为东亚的巴勒斯坦、喜玛拉雅山北麓的喀什米尔。

   　　　　
   中国应该庆幸，作为西藏人民政教领袖的达赖喇嘛是一个大智能者，他为藏族人民，也为汉族人民的福祉，已超脱出统独的观念桎梏。
   　　　　
   他认为西藏人民的最大福祉是能够享有自由的生活和保护传承自身文化和宗教的权利，至于以什幺样名份——独立的西藏或中国治下的高度自治的西藏——而存在，并不最重要。当然如要走快捷方式，要尽快为自己的民族争得自由，减少暴力和流血的可能，自然是后者，于是他愿意和曾经屠杀过西藏人民至今仍在压制西藏人民的中共统治者「一笑泯恩仇」，谈判让西藏留在中国。这是何等宏大的襟怀！
   　　　　
   所幸的是，这样的大智能者又是被他的人民视为至高无上的活神，他们愿意放下心中的历史悲情和执着而信奉达赖喇嘛的指引。一个人类难以解开的死结就如此奇迹般地解开了。
   　　　　
   试想，一个对自己民族影响力如此大的精神领袖，如果执意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独立建国，或如果是个本拉登或霍梅尼式的人物，中国的麻烦就大了！
   　　　　
   长期以来中国领导人既傲慢又缺乏远见，以为第一：西藏已在我手中，不需再解决；第二：达赖喇嘛想在有生之年解决西藏问题，中国可以拖。如果中共始终坚持此胡涂想法，最终会错失西藏和平解决，并可将西藏永远留在中国的良机。
   　　　　
   我访问印度达兰沙拉时，有西藏官员甚至说，如果中共不相信西藏流亡政府放弃独立的诚意，他们愿意与中共谈判一个具法律效应的条约，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诚意到如此程度，中共还有何话可说？
   　　　　
   我不久前说，西藏问题和平解决，是两赢结局：流亡藏人返回家园获得自治，中国则可一劳永逸得到西藏的主权。实际上还有一赢，则是对中国的民主派而言，西藏问题如能按达赖喇嘛方式解决，将能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其实西藏问题的真正症结，是中共愿不愿意应达赖喇嘛的要求，让西藏享有高度自治，实行民主化。实际上，达赖喇嘛此要求也是所有为未来民主中国奋斗的人们的愿望。
   　　　　
   中国要走宪政民主路，民主中国必然是联邦制的中国，西藏要高度自治，这个联邦制下的所有地方区域也都要高度自治。由此而看，从西藏自治问题着手，或许将为促进中国民主化多开出一个突破口。
   　　　　
   因此我们呼吁中共领导人接过达赖喇嘛的和谈橄榄枝之同时，也将呼吁有志于中国民主化的国人关心西藏问题，向中共当局施压，促使他们尽快与达赖喇嘛接触谈判，共创民主中国的美好未来。
   
   ——原载《开放》月刊
   (10/13/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