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NKF事件以精英们预料不到的结果成为爆炸性的事件。

   第一天庭审的时候，杜莱先生很强硬，说自己不会辞职，除非NKF叫他走。当时的报纸上我们看到NKF的名誉赞助人之一吴作栋夫人对于杜莱的大力支持，她坚持认为杜莱年薪60万新元是合理的，对一个管理数千万元捐款的慈善机构来说，他所领取的薪金只不过是一粒花生米（peanut，意思是小数额）。吴夫人过去两天都到高庭旁听这场官司，她说，她不明白报业控股为什么要针对一个拯救生命，帮助有需要病人的慈善团体。言下之意，似乎指报业控股集团的“诽谤文章”不道德。

   我们看看NKF职员对于杜莱的支持：在杜莱进入办公室的时候，他们集体起立鼓掌，表示坚决支持杜莱。《新明晚报》、《联合早报》、《联合晚报》等报纸上也有不少NKF 职员支持杜莱的报道。他们的网站主页上是董事会坚决支持杜莱的声明。

   但是，仅仅隔了一天，事情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杜莱辞职了，NKF的主页上也没有了董事会的支持，那些声援杜莱的声音一夜之间暗淡下去。在杜莱辞职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有39000人在网站上签名谴责NKF，4000多人到银行取消自动转账捐款给NKF的GIRO，有一位系统工程师甚至专程上门取回刚刚捐款的12元前。当晚NKF举办的慈善募捐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没有当场公布捐款数目的令人尴尬的活动。

   这种变化很耐人寻味。这次对于报业控股集团的起诉，在随便一个普通市民都看来是NKF的失策，充分显示了NKF的领导层的弱智。为什么当初他们会想到起诉？

   看看以前的NKF官司历史：1997年，NKF保险顾问王良艺和同事聊天，说NKF花钱挥霍，杜莱出国都坐头等舱，结果马上被杜莱起诉，以赔钱告终。1998年，商人辛加拉维鲁在NKF的呼吁捐款信背后写了一句：如果杜莱出国不坐头等舱，我们就可以不需要捐那么多钱了。结果被杜莱起诉，赔款22000元，并花10000元在报纸上登载道歉启示。1999年，辛加拉维鲁移民定居澳大利亚。

   也许是前二次的得手使杜莱昏了头脑，所以这次不假思索地起诉了报业控股。这次不同的是：对手不是无力打官司的平民，而是精英云集的报社。他们不仅可以在自己的报纸上为自己辩护，大力报道宣传庭内容，更重要的是请了最有名的文达星律师，终于逼得NKF丑态百出。旁听的一些律师表示惊讶：为什么杜莱要打一场输定的官司。

   如果说官司的胜利（以杜莱撤诉告终）取决于报社精英和文达星的努力，逼迫杜莱辞职的则是群众的愤怒和行动。

   杜莱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990元的水龙头会激起群众如此的愤怒，更不会想到，他的言行在群众心目中是如此的丑陋。以前群众看到的，是经过精心策划包装的NKF，一个以慈善事业为宗旨的具有美好形象的组织。以前，这个组织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不透明的,是庭审的内容让大众看到了真相，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能被他们的价值观接受的真实的NKF。大众把自己多年来捐款支持的NKF看作为自己阶层服务的机构，当然有理由要求NKF的做法符合自己的价值观。从庭审的对话记录，从吴作栋夫人的言论，从NKF董事会的声明和职员对杜莱的支持，我们看到的是富有精英特色的价值观——喂饱精英是为了大众更大的利益。但是工薪阶层以及失业者、退休者对于慈善机构的要求绝不等同于对于商业机构的要求，他们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捐出一点钱，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当然要求慈善机构不要具有和他们同样的悲悯之心。或者说，他们捐款给NKF,是相信NKF不会辜负他们的委托。但事实却残酷地显示：NKF的负责人不是那种从自己牙缝里省钱给病人的人。

   在一个精英统治的社会里，普通人是可怜的，精英们胆敢故意忽略大众的价值观和真实的利益，却可以动用自己的才能和精英地位去操纵大众。象杜莱先生那样的精英从来不觉得990元的镀金水龙头太贵，也不觉得从慈善捐款中拿出60万元作为自己的年薪是什么问心有愧的的事。而吴作栋夫人也认为杜莱是一个很优秀的管理者，他配得上这个待遇。董事会也没有人认为玩命工作、成绩斐然的杜莱坐头等舱有什么不妥。但是，在月收入1000-4000的普通工薪阶层的捐款者看来，这却是令人愤怒的。

   不管慈善组织，还是其他的组织，都可能沦为精英阶层的工具，不论其创始人的动机是多么慈悲。这点，老百姓不见得都明白。他们善良的心不一定肯相信慈善组织会如此冷血。这次杜莱辞职后，NKF就会变得更好吗？从观念上，我不相信他们的价值观会和我们平民阶层一致，因为从董事会和下属职员对杜莱的支持，我们可以看出杜莱其实是他们的代表。另有人提出质疑：在一个失业率很高的新加坡，慈善机构NKF却高新聘请了17位外国专家,真的有这个必要吗？或者有其他的特殊用意？NKF其他的职员是否也拿到了很高的收入？

   在新加坡，严重的涂鸦行为是要坐牢和鞭刑的，现在新加坡居然有人胆敢在NKF大楼上到处写上“大骗仙”，“吊死杜莱”，“Hang Durai”,“Liar”,” Save Singapore”,可见愤怒已经接近极限。

   新加坡人喜欢大选。大选来临的时候，政府会采取一些措施讨好人民，这是实利。大选时民众可以从反对党的演讲中听到很多内幕和政府的丑闻，这是他们喜欢听的。精英阶层对于草根阶层是一个不透明的阶层，所以，任何内幕对于老百姓都是物以稀为贵。这次NKF的丑闻对于新加坡政府也是一个提醒：精英阶层对草根阶层价值观的漠视，已经构成不可忽略的危机。新加坡平民的愤怒和团结，也第一次史无前例地表现出来了。如果在政府部门也爆发类似的丑闻，那么是否导致类似的激烈反应？政府是否需要考虑现在的政治过于精英化的问题呢？看看今年总统候选人的资格条件：

   “民选总统法令规定，候选人必须超过45岁，曾担任过部长、大法官、国会议长、总检察长、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审计长、总会计长或常任秘书至少三年；或曾担任一家缴足资本1亿元以上公司的主席或总裁至少三年；或曾在具有同样规模的法定机构担任总裁或主席职位，并经过总统选举委员会鉴定为具有管理财务的能力和经验，能有效执行总统职责和任务。”

   难怪81岁的纳丹总统找不到竞选对手。

   一个本来几乎被大众忘记的诽谤案件，一个与黄娜和刘红梅的凶杀案相比，几乎不能吸引大众视线的案件，却由于庭审披露的内容变成了一个焦点。新加坡政府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高度的理智，政府在案件审理的二天时间未作干涉，既没有作任何表态，也没有介入新闻和网络，整个过程充分体验了市民的意愿。诉方撤出后才由社会部长维文医生出来发表意见。

   这次NKF事件的结果，可以说是新加坡市民大众价值观的一次大胜利。但是我们也看到，报业控股集团是精英聚集的地方，文达星律师更是出类拔萃的精英。下一次，再有一个王良艺或辛加拉维鲁那样的平民或“准精英”遇到类似的案件，请得起文达星这样昂贵的律师吗？

   2005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