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国家社会转型的今天，专制中国已是四面楚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每个中国人现在都应当考虑一下，中国的问题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吗？退一步说，即使仅仅是经济问题，单纯在经济领域内能够得到解决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中国历来没有一个独立的经济运行机制，甚至没有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政治控制无孔不入。

   在中国行政之手处处泛滥，致使中国各行业至今无法走上正规（轨）。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法不分、政教不分，行政之手无处不在，企业、学校、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等。行政的干扰所造成及潜在的危害，不得不使我们这个社会尝尽恶果，导致我们这个社会无法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如果中共羡慕现代发达国家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防的先进结果、羡慕人家的管理，那么中共就不能只盯住这些先进结果，而必须学习那不断产生先进结果与先进原因。不仅在于那些先进法律、先进制度和先进执政人选，更在于那些能产生和调整这些法律、制度和执政人人选的先进机制；不仅在于这些先进原因，先进机制，更在于那些创造先进结果、先进原因、先进机制的人。

   世界先进国家，不在于他们有没有危机，弊端、恶义和阴暗面，而在于他们有制约和消除这些危机、弊端、恶人格阴暗面的先进机制。

   华盛顿等开创的美国总统连续不超过两届制，美国宪法、严格议会制、三权分立制、议会内部的辩论制，严格的法约意识等等，为美国后来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名垂青史，其威望远远超过历代极权专制的皇帝。

   国家对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放，就是这一战略投资的主体工程。开放言论，天不会塌下来。

   人们观念的陈旧僵化常使领导者为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而担心，因而又常要特别强调思想的稳定。专制政治体制的弊端对经济改革的扼止和损害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但社会民主、政治公开、权力制衡和言论自由这些可以消除或减少体制弊端的，却又常常受到拖延，限制指责；中国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新秩序的矛盾与价值规律的不相容，已经处处可见。

   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扩大个人自由，使人真正拥有在现代社会应有的自由权力。这些自由权力其实也是现代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分权制衡体制，因为大量事实证明，绝对的权力必定造成绝对腐败。不能把希望寄托个人的道德品质上，必须以权力限制权力。

   进行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通过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以及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的建立、堵决腐败之源、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是要解决政府与社会的权利分割问题；民主化是要解决权力机构的权力来源问题，监督制约机制的建立是要解决社会惩治性力量的有效性问题。上述三项不仅具有道德意义（从根本上有助于自由、民主、公平等诸价值的实现），而且具有道德价值。

   在中国目前这种情况下，不能不借助立法的形式树立规则的权威性和借助司法的力量保证规范的制约力，事实上民主社会有此先例，如制定反贿赂法，公务员职责条例，社会基本公德保护法等等。当然，可以用法律加以保护的规范仅限于道德律令中的诫律部份，它只规定人们不能做什么，而不应要求人们应该做什么。

   目前，所讲的腐败现象，大都带有封建主义的特点，是封建特权的表现或衍生物。它理应属于商品经济之前的那个时代。在中国逐步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腐败现象渗透到商品经济当中，将会形成一种畸形的商品经济。而这种畸形商品经济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

   如果把封建意识的沉渣泛起来，中国的腐败也看成是某个机体的病症的话，那么，这个机体不是别的正是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

   封建的中世纪是“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这一时期的人类就象家畜一样经受着世袭专制权力的驱使，人类历史无情地表明，不管任何政治骗子和权术家的鼓簧之舌如何吹嘘，实际上，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真正完全、彻底击溃专制并永远摒弃了它的那整套道德呓语的，只有一个，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所带给人类的完全自由与竞争。经过历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的不断努力，终于产生了资本主义赖以长期生存的政权结构——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制。

   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封建专制政体的抨击和对政权结构的探索，可以追溯到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全盛时代以及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16世纪法国人波丹提出了主权论。17世纪英国约翰•洛克提出了分权学说。法国人孟德斯鸠进而提出了“三权分立”理论，即把中央集权分为相互独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并论证只有分权，才能保障“法治”，才能避免重新回到专制。18世纪法国人卢梭要求全部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必须由全体人民参加立法，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美国人杰弗逊进一步发展了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不仅要求中央集权分权，而且主张除一部权力必须由联邦集中以外，把国家权力分散到地方各级政府，从而组成相互牵制、相互平衡的政府结构，以此更有效地防止个人独裁，防止封建专制的复辟。杰弗逊不仅是一个思想家，而且对自己的理论身体力行。坚决放弃竞选连任第三任总统，从而在美国历史上与另一位总统华盛顿一样，从实践上为创立美国式的民主制树立了榜样。

   三权均衡的政治体制，符合辩证运动规律、联系、制约、负反馈使得该政治体制摆脱了产生极权，对复辟封建专制具备了天然的免疫力。适应和保护了社会的自由竞争。恰恰是不断的自由竞争赋予了它生命力，使它具有了高效率的运转机能和高度的内部自我调节能力。这种具有高效率和高度调节能力的权力结构的几个世纪以来，若干代人在不断的竞争中用血汁和智慧形成的结晶，它历史地体现了实践着辩证法的丰富含义。正是这种实践的辩证法赋予了资本主义社会以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使它在私有制引起的险风恶浪中奋争了一个多世纪，看来它们仍会长期地奋争下去，也正是这种实践的辩证法为人类更进步的社会。准备了实现真正民主的社会结构模式。

   中国49年以后，实际上采纳了前苏联的模式，后来甚至愈走愈远回到中国封建传统的老路（十年浩动，是以为证）。前苏联这种模式后来在东欧、东亚、南亚、北非、南美广为传播所造成的影响而言却不能不看到它实际上是起了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前苏联模式本身具有社会主义形式的封建心理的变态。这种变态的社会主义不可能真正解放社会生产力，相反，随着历史的前进。将愈来愈显示出它对社会生产力的束缚，这种束缚把生产力的水平永远压制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下。

   在中国，甚至有过之而无及，既有历史的根源，也有个人的责任。金字塔体制与中国自秦创郡县以来，几千年谬种流传的封建权力结构并无本质差别，前苏联模式的引进正中了中国封建传统的下怀。

   没有“法治”，就没有民主，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中共夸耀了多年的“民主”，1957年一个反右就钳住了几乎一切人的口。到了十年浩劫，这场“民主”戏是否演到了头呢？1989年中共用其更残酷的手段，再一次血洗天安门。1998年又一次把反专制者投进牢房。

   如果没有合理的自由竞争，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民主。对于中国，还必须强调一句，如果没有合理的自由竞争，中华民族就永远别想摆脱封建专制的严重影响。

   人们可能会为“竞争”二字犯忌，以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殊不知它早就在我们周围发生过千百万次，并且永远要发生。只不过，这种竞争的内容和方式极不正常，极为无耻。长期以来，多少人不是为了在社会中拔高自己，为了得到上司的青睐，为了一官半职，为了入党…竞争过吗？他们拉关系、走后门、阿谀奉承，吹吹拍拍；送礼受贿，贪污盗窃；结党营私，狼狈为奸；大兴冤案，公报私仇；官官相护，草菅人命……。总之，人类中一切最卑鄙最无耻的手段，伎俩全被用到这种竞争中来了，而金字塔体制中一切僵化的，如一言堂、家犬制、裙带风、终身制……等等偏偏成了这种无耻竞争的保护神。在这种竞争中反倒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勤劳、智慧、坚毅、诚实等等变得一文不值。十年浩劫与其说国民经济方面的损失惨重得惊人，莫如说在中华民族的心理上的创伤要惨重、深刻得更加惊人。中国的整整一、两代青少年竟如此污秽腐恶的脏水中泡大了起来。

   金字塔体制是一种弊病百出的作用机制。因为权力信息、也即控制信息唯一从金字塔顶发出。要使这种控制信息能够控制整个社会，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显然必须满足以下三条：（一）处于最高权力顶峰的当权者，因为只有他对底层的一切都能了如指掌时才能给恰当的控制信息；（二）处于中间层金字塔顶端的当权者，必须是“一切照办”的工具。（三）处于最底层的人民群众必须是没有灵魂的物，可以随人摆布。可以看出，金字塔体制是一个极不人道的体制。

   我们也应该看到，近20多年已再次充分证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弊端太多，不改不行。还要看到，中共的专制压制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民主发展进程。

   从长远来看，各级共产党组织领导机构都不应该是权力机关。任何党的领导机构都不应该凌驾于各级政府政权机构之上，只能溶化于各系统之中。共产党书记、委员完全可由一般的干部、工人、农民等经过共产党内选举担任，他们必须在社会组织内有自己的专业责任，不应当成为没有社会职业的人。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没有指挥别人的权力，他们的责任只在党内。

   党和权力的分离显然可以有助于纯洁党、精炼党。在未来的社会结构中，党的政治生命肯定地要经受严峻地考验。当一切权力真正属于人民，各级政治结构中的首脑，人民代表、议员，各级经济部门的负责人等等全都要经过人民的自由选举，如果党的各级组织不能把一切最优秀的份子吸收、团结到自己周围，那么，党的成员就很可能失去竞争力量，而在各级权力机构中落选。不过，这也没什么可怕。真正的正义党向往的不是权力，而是人类未来美好的理想，是消灭一切对人的不合理的束缚。正义者的胸怀至少应该比华盛顿、戴高乐更宽阔如果华盛顿都可以放弃当国王的权力，戴高乐能够不居功握权，就连资产阶级的改革家在改革时也往往要用自己的廉洁取信于国人。那么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向世袭的权力的传统挑战呢？为适应时代，中共应更换其党称，东欧就是个例子。把不属于党产的那部分财产归还给国库。

   历史告诉我们必须改革体制，必须重新发起对专制传统的进攻。只有充分提倡合理的竞争才能彻底冲决封建的罗网，才能真正使中华民族永远摆脱专制的蒙昧和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