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清醒与危机意识个人会失去许多进取的机会，甚至还可能失去延续生命的机会；没有清醒的危机意识，社会同样会失去许多促成其文明进步机会。中国长期以来文明进步缓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正在于传统的对社会思想意识的自上而下的高度的专制垄断，传统的对社会危机意识以及产生这种意识的智慧和能力的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的压抑和摧残。压抑危机意识的中国传统造就了中国人的苟且偷安以及中国文人的趋奉和伪善。

   西方人早在400多年前就发出了要求言论、新闻、出版自由权利的呼声，形成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健康与人生价值观。可是在中国直至接近21世纪，中国人还在不由自主地压抑社会危机意识，对社会中人们应有的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权利茫无所顾，甚至滥加亵渎和摧残。

   人类历史早就铁定地证明：压抑从而丧失社会危机意识，其实就是压抑、摧毁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剥夺公民言论、新闻、出版与自由权利，其实就是扼杀人类文明新生儿的“奶母”。

   康德认为，知识份子应是社会的良心。现代任何自称文明的社会，至少至少必须赋予这些人以完全自由地表达思想的权利，至少至少必须赋予这些人以充分揭示社会危机、启迪社会危机意识的权利和责任。

   时至今日，一切腐败、落后、愚昧、野蛮的社会现象的残留和复发，无不是以落后的传统的自足自给的农业小生产的经济为基础并从封建文化的母体中汲取营养的。即便是资产阶级的消极影响，也往往打上中国封建文化的印记。发达的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实力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数千年延续。甚至导致出挖积累吃老本，破坏经济环境，破坏资源等掠夺侵害子孙后代的野蛮行为。这种行为又构成了封建文化、封建专制、封建宗法制度复萌的温床。新传统名存实亡。所谓新传统，是指1949年以后由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竭力倡导和宣传的“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如利他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爱国主义等等。虽然上述字眼仍然还颇为频繁的出现在报刊、出版物、红头文件和学校讲坛上，但事实上中国的青年一代对此已普遍厌弃。

   今天的中国人非但没有形成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是非感、自律精神，反而连传统的耻感心理也淡化了，整个社会给人的印象是无耻之极。例如，腐败和不正之风非今天才有，但过去的腐败者也仅限于偷偷摸摸的干些避人耳口的事情。今天可就不同了，腐败者可以堂皇之理值气壮地道出腐败的理由来，什么“权力不用过期作废”、“当年的磨难总得有所补偿”、“谁不这么干？”等等，都成了伤天害理的“正当”理由。又如，对于严重的社会不公人们由无可奈何渐渐变得熟视无睹请客送礼，行贿受贿成了带有普遍性的行为模式而几成规矩，如果你因为未送礼而不能如愿，旁观者不仅不会由此而生义愤，反而倒会嘲笑你的吝啬，你的小气、你的不通人情、不懂世故、不会打点。

   中国传统文化由于禁忌过多，对人的自由扼杀过多，造成了人的活力的丧失，所以我们说它是苛刻的非人的文化。

   虽然传统伦理文化向现代伦理文化转型的过程尚未完成，但传统的感召力已经相当有限了。

   危机感并不等同于民族自卑感。实际上，没有危机意识就没有走向未来的进取精神，就没有历史进步何况我们民族本来就处于极其紧迫的危机之中。缺乏危机意识不仅出于对历史的不了解，更重要的是出于历史感的浅薄与贫乏。后者正是导致我们民族性格保守闭关到麻木不仁的重要认识根源。甚至到20世纪末期今天，我们还能到三坟五典中去寻找电子计算机的发明权，在纸糊风筝的斑烂色彩中以宇航事业老祖宗自慰，只差没有通过回归井田制来设计兜售后工业社会的最佳模式。这种愚味行为和它后面所潜藏的病态性格和畸形文化心理，比社会危机本身更为可怕，它会取消人们为解决社会危机所应付出的努力，会扼杀解决社会危机所应具备的能力。

   我们的社会管理者长期以来不允许它的一部份知识阶层具有自己的独立性，独立的思想方法，独立的政治见解，独立的逻辑，独立的人格。他们把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知识份子看作隶属于自己的工具。

   然而我们的社会把追求推向了极端，一套套高度一致的模式、方针，被贯彻到每一个角落，每一单位，每一团体。

   我们的社会长期以来否认思想文化领域知识份子的独立性，否认社会上一支独立批判的力量存在的必要。它把一切文化知识份子当做官僚机构中的雇员一样使用。在思想上，很多禁区是不允许探讨的。绝大多数知识份子关心自己的狭窄领域。甚至这个狭窄领域中的业务也被上方的意志限制着。

   在经历若干挫折后，多数中国知识份子养成了一种看风向的性格。研究中的选题要跟随上方的政策方向，与国策违背的方向不能去研究，观点上也要避免与大政方针的冲突。这样，这支知识份子队伍不遵循知识与科学的逻辑。他就失去了其应当发挥的功能；批判社会的弊病使之及早克服，抑制非理性因素使社会不致陷于灾难。

   这个社会只剩下极少数的独立批判者，而他们又因社会缺少宽容而被迫把绝大部精力放在争取某种事物的合法性上，而没有精力去真正从操纵的可行上研究民主，分配、公有制的转化。而社会中的多数知识份子慑于“禁区”，不经上方允许是不会研究这些课题的。因此，在这些急待研究的课题中只极少数人的呐喊。

   孙中山说：“中国向来没有为平等自由起过战争，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每次战争，人人都是存一个争皇帝的思想。只有此次我们革命，推倒满清才是不争皇帝的第一次。但是这种不争皇帝的思想，只限于革命党以内的人才是。说到革命党以外，象北方的曹锟、吴佩孚，名义上虽然赞成共和，但是主张武力统一，还是想专制。如果他们的武力统一成功，别人不能够反抗，他们一定是想做皇帝的。譬如袁世凯在辛亥年推翻满清的时候，他何尝不赞成共和呢？当时全国人民，便以为帝制不再发生。到民民国二年，袁世凯用武力打败革命党，把革命党赶出海外，便改变国体，做起皇帝来。这般军阀的思想、腐败不堪都是和袁世凯相同的，将来没有人敢担保这种危险不发生。所以中国的革命，至今没有成功，就是因为做皇帝的思想没有完全铲除，没有一概肃清。我们不把这种做皇帝的思想完全铲除，一概肃清，便不得不再来奋斗，再来革命。”（《孙中山选集．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三讲”》701页）。

   孙中山的预言和忧虑被证实了。袁世凯之后，公开的皇帝没有了，变相的皇帝还存在。绝对权威是变相皇帝的根本标志。象华盛顿、孙中山那样的解除危机而又绝不想当皇帝或变相皇帝，绝不想当终身总统、下决心建立民主政治的人才，产生了没有呢？

   昏君、庸君、暴君，世界各国历史上都出现过，这不是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明君、贤君、圣君的开明政治，才是真正缓解危机以至于使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

   欧洲各国过去的暴君那种残酷剥削和压迫，激起了人民对自由、民主、平等的渴望。所以欧洲的革命推翻暴君后，建立起了民主政治。而中国取代暴君的是明君、贤君、圣君，人民能够取得低限的聊以为生，所以不反皇帝，只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奸臣卖国贼。

   在中国当代，新民主主义作为口号，曾经具有极大的感召力。但是“文化大革命”虐民、殃民政治，使我国的老百姓重又回到“离乱人不如太平犬”的低限要求之中。因而，开明、小康、宽松，这些口号一度如此地给老百姓以安尉，以寄托。“文化大革命”使国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环境的现代文明的冲击，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使很多中国有头脑的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需要产生现代化的执政人才。

   当社会上的一切人稍为冷静地停止战斗时，突然觉察到我们为什么都被整了？我们是不是受骗了！？从这个时候起，才开始有了30年来第一次使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中国问题的人。

   中国思想者群落出现了。以往，中国的思想只由一个领袖来产生。现在，中国的思想却大量地由很多的公民思想者来产生了。这20年之所以不平凡，是因为许多适应社会进步趋势的新思想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民主浪潮一波接着一波79民主墙、86学潮、89民运、98组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危机意识的不断演进中逐渐焕发出伟大的理性之光，人类理性之光──自由、民主、科学。

《民主通讯》2002.10.28 【车宏年】自选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