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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佛生活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根本没有任何货物，一切生意都是纸面上做做而已。纸面上确定公民的合法权利，却时常发现已被剥夺了一切权利。

   在这片世袭而古老的土地上，不仅生长着文明、勤劳和勇敢的鲜花，也生长着罪孽、懒惰和怯懦的杂草。它们因对抗而存在，因存在而必须对抗。弄清真相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去弄清。显然，认识是一种危险的事情，但不去认识却更为危险。

   每个人多少都能够自己听命于自己的时代，但往往有更多的人能够实际行动起来，寻找并实现自我。同样，当个人权力丧失殆尽的时候，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呼声便会震耳欲聋。

   民运意味着把自己开放给新的可能性，因此，它与自由相关联。我们通过对新的可能性的洞察和响应，通过使它们脱胎于想象、转变为现实的能力，参与到铸造未来的过程中去。

   是拒绝接受空虚，尽管人无往而不在空虚之中；是顽强地坚持人的尊严，尽管人的尊严处处受到侮辱；是不懈地确证自我以便使我们的活动具有意义，尽管这些活动是那样地艰难。当民运人士的反抗受到越来越不公正的对待时，民运就更浓缩为一种争取“权利”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为了在一个一切事物日趋机械化和电脑信息化的世界中，重新肯定人的存在；在一些人灵魂的熔炉中，锻造出他们与他们同胞尚未创造出来的良心。我深信，未来价值的果实有待于今日历史价值的播种才能丰硕壮大。在这变动的年代里，当我们的内在价值濒临全面破产之际，我相信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寻找愿望与意志的根源。

   愿望不仅是对世界与他人的注意，同时也是对世界与他人的关怀；不仅是对客观对象的认识，同时也是对这一对象的理解。反对把人的愿望视为一种机械的、盲目的、原始传统的冲动。

   人的愿望并不仅仅来自过去的动力，并不仅仅来自原始传统需要的呼唤，它同样也包含着某种选择性。愿望与意志的关系是：一方面任何意志都是以愿望作为其先决条件的；另一方面，愿望又必须与意志整合，上升到自我意识的层面。在这一层面上，意志的出现不是对愿望的否定，而是把愿望合并和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意识水平上。只有通过愿望与意志的整合，才能通过自己的选择和决心，积极地去实现。

   意志在这我把它分为两种。第一种意志由自我的整体经验组成，是一种相对自发的，有确定方向的运动。在这种意志活动中，身体是作为整体行动的；经验则是具有松驰的特征和开放的、富于想象力的性质。第二种意志，却加入了某些强制的外来的因素。它需要在或此或彼的性质中作出选择，需要在反对什么、赞成什么之间作出选择。失去了自发性、失去了自由流动的活动，意志变成了一种努力，变成了一种强制的行为，即变成了毛泽东时代的意志力。我们的错误就在于企图用意志接管想象的工作。

   在当今社会中，意志往往倾向于反对愿望。这种现象有一个重要的发生史。我们对童年这段时期有一种记忆。与此同时，我们也与整个宇宙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产生一种满足，仿佛我们已完全为宇宙所容纳。每个“神话乐园”的故事里都暗含着这种人类存在的背景。这是一种深深积淀在人类集体记忆中的“完美”。我们童年的种种需要，没有经过自我意识的努力，就在母亲怀抱里得到了满足。这就是最初的“自由”，就是最初的“肯定”。但这种最初的自由，注定要丧失。然而，这种最初的自由，却始终是一切完美境界的根源，是一切乌托邦的背景。它使人们富于创造性，却永远注定要失望。它使我们顽强地试图重新创造一个类似母亲怀抱中的完美境界，但我们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倒不是由于某种的恶作剧，或某种偶然意外事故。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仅仅因为人的意识要发展。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仍在不懈地寻求，就仿佛我们是在进行艺术创作。我们始终准备重新崛起，准备再次反抗自己的命运。所以人的意志，在其特殊的形式中，最初总是表现为一种否定：我们必须挺身反抗我们的处境，必须有能力对之给以否定。这是意识固有的属性：一切意志皆起源于我们能够说“不”。这个“不”，是对一个我们从未参与创造的世界的抗议。但它同时也是对我们竭力重新创造和重新改变世界的一种肯定。在这个意义上，意志总是以反对某种东西开始的。而这一点通常可以看作是特别要反抗与母亲的最初的联结、每个人的童年与母亲的联结。无怪乎这种反抗往往伴随着内心的冲突。但所有人却必须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因为，这正是激励我们自我意识的展开。

   意志发源于否定，发源于“不”是因为肯定，因为“是”已先就存在。危险在于前辈们往往对这一发展阶段做反面的解释（例如对此表现出特别的愤怒，并把我们这种“否定”，看成是专门针对他们而来的）。他们很可能把年轻人视为反对他们的发展和自主。这样，年轻人就可能放弃自己的意志，重新回到“童年的乐园”。我们从前辈的人身上看到，这是一种恋旧、一种“怀乡”、一种自我挫败，是企图重新回到最初的联结中去。然而，我们毕竟不可能回到过去、不可能重新使过去成为现实。正因为如此，所以，愿望与意志的重新结合，就是人的一个重要任务和重要成就。意志必须摧毁童年的“乐园”，使我们有可能在新的层面上体验到与他人和世界的关系，使我们有可能在成熟的意义上获得自主、自由，并从而肩负起自己的责任。

   愿望被认为是一种缓和紧张的需要。通常人的科学总是假定人具有适应环境的愿望和进化的愿望。也就是说，人总是愿意和希望生存和发展的。愿望远不只是童年时代的残余物，而应该放在更为广泛的生命过程中去理解。人的意识出现后，愿望就绝不仅仅是一种需要、绝不仅仅是一种能量。愿望还具有意义的因素。事实上，是动力和意义这种特殊的汇合，构成了人的愿望。愿望具有了不起的生产力。愿望象一切象征过程一样，既有一种向前的因素渗透到将来，又有一个在后的据点供给动力。因此，愿望中既包含着意义又包含着力量。它的动力在于这种意义与力量的结合。愿望是最富于人性的行为。

   毛泽东时代的文化中，意志是被用来为“压抑”服务的。这时候，意志已不再是一种积极的动力。在此，我把毛泽东时代称为“意志力”时代。对意志力的过份强调，已经间接地预示了文化的崩溃。对意志力的过份强调，使一些人的意志日益强硬和紧张，最后导致其人格体系的全面崩溃。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社会酷似婴儿。婴儿出生时迸发出来的第一声哭喊，的确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它是对生活给予她（他）的第一次打击（接生医生给她（他）的一巴掌）的回应。但我们不仅以哭喊开始我们的一生，而且，在最初，我们还以各种方式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我们挥手动脚、乱踢乱打，俨然是一个“小暴君”。但不久，我们就逐渐体会到哪些事该做、而哪些事不该做。我们的盲目冲动在学会怎样做才能达到愿望的过程中，受到越来越严格的过滤和筛选。

   当我们面对我们社会、发现它不适合我们或我们不适合于它、发现某种东西挫伤我们、冲撞我们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伤口的创痛。如果冷漠或麻木不仁是我们今天出现的占统治地位的气氛，我们既不难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我们的社会每前进一步何以变得如此困难。有人会可能嘲笑20年前人们那种了无意义的盲目。然而今天，冷漠、麻木不仁对许多人来说，已从盲目状态进入到冷漠、麻木不仁的状态。

   生活中唯一现实的问题，是理性决定做什么，然后意志便作为敦促我们去做那件事的能力而时刻准备着。但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已不再是决定做什么的问题。意志本身的基础成了需要追问的问题。

   毛泽东时代的“意志力量”是一种反抗形式：威权者竭力强调“意志力”，只不过希望补偿未得到的满足。同时，这种“意志力”被用来压制人的愿望，被用来作为一种对愿望加以否定的力量。又在“完全决定论”的煽动下，行为盲目冲动。“完全决定论”在逻辑上自相矛盾是无法避免的。一旦把意志视为压抑愿望的工具，这时候，意志已不再是一种积极的动力。

   毛泽东时代的意志力，由于暗示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能够通过偶然的心血来潮的想法，主宰和决定自己生命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已缩小了生命的范围，剥夺了人生的尊严，剥夺了人权，贬低了人生的价值。

   在沙滩上建造大厦，意志就没有任何基础可言。这足以说明毛泽东时代意志力的破产，因为，毛泽东时代的意志力，把任何事情都变成一个理想主义的道德问题。意志的目标被歪曲为个人性格自然中心的显示，而真正的道德问题，反而在一片混乱中丧失了。

   在毛泽东时代，“意志力”不可能依靠新技术、依靠修补旧的价值观念、依靠以更怡人的形式重申旧习惯、以及诸如此类的方式来获得解决。我们不可能满足于在旧房子上漆一层新的色彩，因为，遭到毁坏的恰恰是房屋的基础。我们所需要的，不管我们将冠之以什么名称，乃是新的解决方案。而为了获得新的解决方案，就有必要获得一种新的意识。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里，需要有这样一种包容性的意识。由于缺乏外在的指导，我们的道德感已向内心转移。个人正面临着肩负起个人责任的要求。我们需要在更深的层面上去发现：做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毛泽东意志力时代，我们不可能用意志使我们具有愿望能力，但我们可以用意志使自己敞开，使自己向机会敞开。我们能够想象这种可能性。正是这种想象，它冲决了不让我们去愿望的阻碍。现在，我们已接触到愿望。愿望需要时间，需要时间使愿望的意义显露出来；想象需要时间，使想象发挥其作用；即使不需要思考的时间，至少也需要体验和参与的时间。毛泽东时代，意志力量的徒劳无益和自欺欺人的。这种意志力是人们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的要求作出的。正因为毛泽东时代意志力量的恶劣影响，使人们一步步走向称之为“无意识”的广阔领域。在这一广阔领域中，一切行动和动机（如：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压制民主、践踏人权等），都是“无意识”的冲动。这种形象从根本上动摇了人民在感情上、道德上和理智上与掌权者的关系。

   毛泽东时代意志力的破坏、这种意志混乱给我们造成的困境，丧失的是意志力，得到的是决定论。假定我们通过任何一时的心血来潮的想法，就能使我们获得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的话，那也就没有任何人需要劳神费力地去寻求、探索了。事实上，我们发现问题往往是顽固而严重的，但同时也是可以改变的。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弄清：什么东西能够造成这一改变。